安徽
1949年濟南飛賊殺人越貨多次耍聰明制造迷魂陣，最終被自己的計謀反噬下場悲慘！
1948年12月的濟南，街頭仍能聞到硝煙混雜灰塵的味道。當天夜里，距市公安局刑警隊不過數十步的慶風金店傳來慘叫，哨兵趕去時，只見油燈搖曳下，老掌柜倒在血泊中，保險柜大敞，地上散著破損的首飾盒——四兩黃金、十七塊銀元不翼而飛。更詭異的是尸首旁那只舊痰盂，里外濺著污物，幾枚煙蒂尚有余溫，寫字臺上擺著三只黃銅彈殼和一張紙條： “光明正大，劉吉作”。
張允貴就住在對面宿舍，被急促的鐘聲驚醒后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他蹲下身，掀開毯布，只看一眼便確定兇手用的是刺刀而非匕首；而那張字條，他反復端詳，覺得過分刻意。命案發生不到一小時，外面已經聚起三層人墻，議論聲里充斥著“飛賊李燕子又出手”的猜測。
第二天一早，刑警隊將“劉吉”三個字翻遍監號記錄。劉吉確有其人，此刻正蹲在看守所，毫無作案時間。字條是陷阱，這一點很快明朗。張允貴決定不再死磕“劉吉”，而是把排查網撒向舊市井——貨郎、車夫、茶館伙計，凡是耳朵尖的都成了臨時線眼。不到半個月，線眼們湊出一串名字，其中最扎眼的叫李圣五，綽號“李燕子”，日偽年代混跡各省，據說“掠屋如燕，出墻無影”。
舉報電話在1949年1月中旬打進值班室：李圣五就藏在舜井街14號。傍晚時分，張允貴帶端木、陳凱喬裝成布莊東家上門。門一開，一個瘦高漢子微笑著請客，“進來喝口熱茶”。氣氛平靜得像鄰里串門。搜身未見兇器，手銬剛剛扣上，對方忽然低頭，“兄弟，別動我”。話音未落，褲襠里竟滑出袖珍手槍，三聲脆響，人群驚散，端木肩頭中彈。李圣五借一輛黃包車作掩護拐入小巷，黑影隨風消失，這才是“飛賊”本色。
傷員抬進醫院的當晚，隊里氣得砸了茶杯。舊金店案與警員受傷相疊，讓剛剛起步的公安威信受挫。張允貴卻只說一句：“他逃得掉一次，逃不掉第二次。”隨后，他把偵查重點放在與李圣五來往密切的舊人脈上。恰在此時，一名被俘的原國民黨師長在審訊中透露：李圣五曾將一批金飾寄存在徐州城南一位梨園旦角處。
6月初，偵察組分兩路南下。徐州火車站外，端木盯上一名戴草帽的黑影子，對方腳底生風，夜色里幾次甩尾。跟到城南戲園，這人突然消失，只留下一枚仍冒熱氣的煙頭。張允貴發現戲園后門的門栓被故意留一條縫，判斷有人暗中送信。第二天，女戲子乘早班車去青島，端木一路暗隨，剛下船就將其控制。審訊中，這位花旦情緒失控，反復哀求：“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只讓我唱幾句。”張允貴聽完記錄，敏銳地覺出不對：真正的落腳點恐怕還在徐州本地，這次遠走是個幌子。
于是，原先跟隨女戲子的偵察員悄悄掉頭，回到那座看似人去樓空的小院。7月6日夜里，院內燈火復燃，門縫里飄出熟悉的旱煙味。天亮前，屋內忽閃一道黑影，鉆入床底。板床被掀起瞬間，幾道手電光柱射入，端木喝道：“別動！”李圣五拔槍慢了半拍，膛內空空——幾小時前，他把最后一粒子彈換成了黃金首飾。手銬合攏時，他苦笑：“你怎么知道我會回來？”張允貴淡淡回了一句：“你丟得下城，丟不下錢。”
案件移交專門法庭。7月7日清晨，李圣五被執行槍決，結算了他自日偽時期積攢下的血債。慶風金店重新開張那天，掌柜在柜臺后掛了一張批紅貼：兇手伏法，薄懲惡行，愿行商安堵。街坊們駐足片刻，議論卻少了，當年動蕩的城市也隨之一點點安靜下來。
回看整宗案子，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并非神秘武器或誰的運氣，而是對人性軟肋的精準拿捏。李圣五習慣在現場撒下“迷魂陣”――留下臟物，寫栽贓字條，甚至故意制造目擊者的錯覺；可越是自信，就越容易在貪念上栽跟頭。相反，張允貴堅持的辦法聽來平常：腳踏破舊石板路，和流動小販閑聊，記錄每一盞昏黃燈影下的細節。正是這些看似零碎的訊息，拼出一張足以收網的蛛網。
解放之初，槍聲并未隨硝煙散盡，舊勢力的暗流還在巷子里回旋。刑警們沒有更多的偵查儀器，也缺少成型的規章，卻用最樸素的辦法——一只本子、一雙腳——把“飛檐走壁”的傳說拉回地面，用鐵證讓真兇伏法。李圣五的末路說明：再狡猾的慣犯，也敵不過日益完善的法網與街頭巷尾的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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