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一位開國少將返鄉時坐牛車，與車夫聊天竟未認出對方，臨近家鄉才驚覺那竟是自己的父親！
1953年五月，初夏的晚風吹過香山松林。王扶之剛從安東前線歸來，警衛連已備好吉普，他卻擺手：“這么近的路，我自己走走。”話落，轉身提起那只洗得發白的粗布包卷，獨自進了開往西安的軍列。
火車一路向西，穿過關中平原時，車窗外麥浪滾滾。對旁座戰友的告別只一句“保重”，他便消失在人群。轉了兩趟汽車，最后在綏德下車。再往北，只有土路。王扶之把肩章扣緊，踏著黃土，一步步走向兒時的山溝。
晌午日頭正毒，他在三岔口遇見一輛吱呀作響的牛車。車夫是個花白短須的老漢，腰桿卻挺得筆直。“小伙子，上車歇歇腳？”王扶之點頭，將布包放在車尾。老黃牛慢吞吞前行，兩人邊走邊聊。
老漢先說起今年分到的五畝薄地：“自己種，心里踏實。”又談合作社收棗按斤稱，價錢公道。王扶之聽得認真，偶爾應一聲，更多時候望向遠處的溝梁。忽然，老漢嘆口氣：“可惜啊，我那娃，十二歲就跟紅軍走了，十八年沒影兒。”
車輪碾過碎石，王扶之手指收緊軍帽檐，他壓低聲音：“您娃叫啥名？”“叫扶之。”老漢抖了抖韁繩，“走得匆忙，連張相片也沒留。”牛鈴聲悠悠，像在催人回憶。
黃昏時分，傅家新莊的土院輪廓隱約可見。王扶之跳下車，挺身立正，右手舉至眉梢：“爹，是我。”鞭繩脫手而落，老漢愣神半晌，一把摟住兒子：“娃，真回來了！”粗糙的掌心貼著舊軍裝，溫熱得像六月的地面。
燈盞點亮，院里棗樹的影子搖在墻頭。桌上擺著白面饃、熱騰騰的小米粥，還有他帶回的半斤茶葉。父親摸著將花，聲音發澀：“當年只盼你能識字，現在倒成了帶兵的大官。”王扶之笑，說自己不過是人民的兵，和老鄉一個樣。
席間，父親絮絮叨叨講村里的新鮮事：地主的碾房變了合作社，山梁上修起了蓄水池，秋后一畝收的高粱頂過去三畝。王扶之低頭掰饃，眼前卻閃過舊歲月——
1935年臘月，他還是瘦小放牛娃。地主管家揮鞭趕長工，紅軍戰士卻幫村民推磨挑水不要分文。那晚，他對父親說想跟紅軍走，父親只問：“認得字沒？”三個月私塾換來幾首《三字經》，足以把年歲報成十七。就這樣，他背著半截干窩頭進了少共營，勞山初戰，搶到第一支漢陽造，肩膀被槍托震得失了知覺，卻樂得整夜沒合眼。
抗日歲月里，他調到新四軍三師。黃克誠師長近視嚴重，前線行軍靠他蹬著繳來的日本自行車領路。泥濘灘涂、沼澤稻田，三年下來車鈴聲與槍聲一起刻進記憶。解放戰爭再起，他從聯絡員一路干到團長，算盤打得準，沖鋒也最猛，弟兄們背后叫他“拚命三郎”。
1950年10月，他隨三十九軍跨過鴨綠江。龍頭洞一晝夜三擋美騎一師，四次肉搏后守下185.5高地。戰后，他拎著繳獲的軍刀遞給政委：“留作紀念吧，兄弟們換來的。”1953年春，歸國休整，他第一件事就是向軍部請了探親假。
夜深了，屋外的老黃牛仍在嚼干草。父子擠在土炕邊，油燈把影子拉得老長。父親小心翼翼問：“這回回來，能多住幾天不？”屋檐滴下一顆雨點，砸在王扶之的肩章上，他抬頭看天：“能陪你上趟墳，再去部隊。”父親點頭，不再多言。
第二天拂曉，兩人挑著供品走向山坡。晨霧里，山川靜默，棗樹葉上掛著露珠。王扶之把軍帽按進懷里，腳步卻比從前放牛時更沉穩。黃土依舊，天空翻新，十八年的風沙在這一刻悄悄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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