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交近攻”到失寵罷相——“四禍”如何左右范雎的政治生命

務實做事 功過后評：從“遠交近攻”到失寵罷相——“四禍”如何左右范雎的政治生命

作者：唐從祥（筆名唐駁虎）

摘要

范雎是戰國中晚期秦國政治轉型的核心人物。他從魏國一介刑余之人，躍升為秦昭襄王朝相邦，主導“遠交近攻”大戰略，卻在權力頂峰驟然失勢。本文以“范雎人生四禍”——口舌之禍、睚眥之禍、妒心之禍、任人之禍為分析框架，系統考察四重劫難的生成脈絡與遞進邏輯。研究表明：“四禍”并非孤立的性格缺陷，而是戰國“游士依附性”“軍功爵制零和博弈”“君臣互疑結構”三大制度性風險在個人命運上的濃縮呈現。范雎用以生存的手段——辯才、權謀、私恩網絡——恰恰成為最終摧毀他的武器。這一個案為理解戰國士人階層的生存困境與中國早期官僚體系的運行邏輯提供了經典標本。

關鍵詞：范雎；人生四禍；遠交近攻；資治通鑒；中華文化傳統；君臣互疑

第一章 緒論：范雎問題的再定位

一、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范雎（？—前255年），字叔，魏國芮城（今山西芮城）人，戰國中晚期秦國政治舞臺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從魏國一名瀕死的門客，化名張祿亡命入秦，憑借“遠交近攻”大戰略獲得秦昭襄王信任，先后任客卿、相邦，封應侯，權傾朝野①。然而，這位功勛卓著的相邦，最終卻因舉薦失當觸犯秦法連坐之條，被迫“謝病歸相印”②，憂死于封地應城。

范雎一生跌宕起伏，其命運的戲劇性轉折歷來為史家所關注。《史記》以“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③為范雎定調，奠定了后世對其“器量狹小”的道德評價基調。《資治通鑒》則在肯定其“遠交近攻以恢疆宇”④的同時，同樣批評其“匹夫之節”不合“大臣之體”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著錄相關史籍時，也多次援引范雎案例以說明“紀傳體之得失”⑥。

然而，一個能夠設計改變秦國地緣戰略格局、幫助秦昭襄王從宣太后與穰侯魏冉手中收回君權的政治家，其政治生命的崩解，真的僅僅能用“心胸狹隘”來解釋嗎？這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層的制度性原因？范雎的命運是個人的性格悲劇，還是戰國士人階層集體困境的縮影？

上述追問，構成了本文的核心問題意識。

二、“人生四禍”的概念界定

所謂范雎“人生四禍”，并非正史中有明確記載的固定術語，而是后世學者總結其一生成敗教訓時歸納出的四種災難類型，依次為：口舌之禍、睚眥之禍、妒心之禍、任人之禍⑦。

這一概念框架的價值在于：它將散見于《史記》《戰國策》《資治通鑒》中關于范雎的零散記載，整合為一條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分析線索。四次災禍清晰地勾勒出范雎人生的四個關鍵節點——入秦前的瀕死經歷、得志后的快意復仇、權力頂峰時與白起的沖突、晚年失勢的直接導因。

三、史料基礎與研究方法

本文的核心史料包括三類：第一類，紀傳體正史，以《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為本傳核心，參校相關篇目⑧；第二類，編年體通史，以《資治通鑒》卷五、卷六為核心范圍⑨；第三類，諸子文獻與政論典籍，包括《周易》《尚書》《論語》《孟子》《荀子》《韓非子》《道德經》《莊子》《呂氏春秋》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⑩。

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文本細讀—制度分析—文化闡釋”的三層遞進路徑：首先辨析史實細節與敘事差異；其次將個體遭遇置于戰國官僚制度的宏觀框架中；最后以中華文化傳統核心觀念為鏡鑒進行闡釋。

第二章 史實考辨：范雎“人生四禍”的生成脈絡

第一節 口舌之禍：辯才的雙刃劍

一、《史記》本傳的原始記載

據《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記載，范雎早年家貧，以口才辯說游走于魏國權貴之間，為魏國中大夫須賈的門客。一次，須賈奉命出使齊國，范雎隨行。齊襄王聽聞范雎辯才出眾，“乃賜雎金十斤及牛酒”?。此事成為范雎命運轉折的導火索。

須賈回國后，疑心范雎“以魏國陰事告齊”?，向魏相魏齊告發。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摛齒”?。范雎裝死，魏齊命人將其“卷以簀，置廁中”?，并讓宴飲的賓客輪番往他身上撒尿，以此“以懲后，令無妄言者”?。范雎在廁所中暗中向看守求救，得以逃脫，后與鄭安平藏匿，化名張祿，最終在秦使王稽幫助下進入秦國?。

二、《資治通鑒》的敘事取舍與史學深意

《資治通鑒》卷五對上述事件的記載明顯簡省：“魏使須賈聘于齊，齊王私賜范雎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摛齒。雎佯死，卷簀置廁中。”?

比對《史記》與《資治通鑒》，可以發現三處重要差異：第一，司馬光刪去了“齊王聞雎辯口”中的“辯口”二字，淡化辯才與災禍的因果關系；第二，刪去了賓客“溺”范雎的極端羞辱細節；第三，敘事語氣更為克制。這一取舍反映了《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編纂原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光之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其間異同詳略，皆有意焉。”?

三、諸子論“口舌”的智慧傳統

范雎的口舌之禍，在中國古代思想傳統中有深刻呼應。《周易·系辭上》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孔子強調“訥于言而敏于行”?，老子主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辯若訥”?。《荀子·榮辱》亦云：“與人善言，暖于布帛；傷人以言，深于矛戟。”?

這些論述共同揭示：才華需要用智慧來駕馭，言語需要以審慎為邊界。范雎在沒有任何信任背書的陌生環境中毫無保留地展現辯才，這本身就是在拿生命安全賭博。《韓非子·說難》以“逆鱗”為喻：“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范雎雖然沒有直接觸犯人主逆鱗，卻觸犯了主君須賈的猜忌之心。

四、口舌之禍的深層邏輯

口舌之禍的實質可以概括為：在缺乏信任背書的陌生人環境中，才華本身可能成為被攻擊的靶子。戰國游士有三個基本特征：其一，沒有本國封地作為經濟退路，完全依附于主君；其二，唯一的資本是智謀與口才，必須通過展現才華才能獲得機會；其三，這種展現過程必然伴隨風險。《呂氏春秋·遇合》以“人有大臭者”為喻，深刻揭示了士人與主君之間“遇合”的偶然性與脆弱性?。范雎遇魏齊則遭辱，遇秦昭襄王則得志——同一人之才華，在不同環境中竟有如此天壤之別，這不能不說是制度的悲哀。

第二節 睚眥之禍：恩怨必報的政治代價

一、從逃秦到復仇

范雎入秦后，憑借“遠交近攻”之策迅速獲得秦昭襄王信任，輔佐秦王廢宣太后、逐穰侯魏冉?，封應侯。得志之后，范雎開始清算舊怨。

須賈出使秦國時，范雎故意穿著破衣相見。須賈見其落魄，贈予一件繒袍。范雎因此認定須賈尚存故人之誼，在宴會上羞辱其“食馬草”后將其放歸，但命其告訴魏王：“速斬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魏齊聞訊后恐懼，先逃趙國，后投奔平原君，最終“窮迫，自剄”?。

二、《資治通鑒》的鑒戒立場

《資治通鑒》卷五載時論：“范雎為秦相，雖快意于一己之仇，而損秦之望亦多矣。”?這一評價體現了儒家“恕道”傳統的深刻影響。《論語·衛靈公》載：“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范雎本人經歷過“無故被誣、慘遭折辱”的痛苦，得勢后卻以國家公權力報復所有仇人，在滿足個人快意的同時，也消耗了秦國的政治聲望。《孟子·離婁下》云：“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范雎不懂得“不為”的道理，始終停留在“報私仇”層面，與其“大臣之體”的要求存在根本差距。

三、法家與儒家恩怨觀的沖突

范雎“睚眥必報”的行為模式更接近法家邏輯。《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主張：“賞罰必信。”?而儒家的立場不同。《論語·憲問》載孔子主張“以直報怨”?——既不姑息也不過度。范雎的行為已經超出了“以直報怨”，進入了“以勢報怨”的領域，他將秦國國家權力用于清算發生在魏國的私人舊怨。

《禮記·表記》云：“恩者仁也，義者宜也。”?儒家強調恩仇處理需要符合“義”的尺度。范雎的復仇超越“私怨”層面，進入“公器私用”的危險領域——當一個人掌握國家權力卻用這種權力滿足私人情感，他實際上已經背離了政治家的基本責任。

四、“綈袍戀戀”的敘事功能

“綈袍戀戀”母題說明：范雎的恩怨觀不是簡單的“一律報復”，而是一套精細的“情感核算”機制。須賈贈袍被解讀為“尚存故人之誼”而免死；魏齊無此表現而被迫自殺。這種“情感核算”折射出游士階層特殊的生存心理——他們沒有宗族、封地等穩定性支撐，只能依賴“人際關系中的信用記錄”。《戰國策·秦策三》反復渲染這一性格特征?，說明范雎已成為“士人可以后來居上并為前恥復仇”這一集體心理投射的對象。

第三節 妒心之禍：長平之后的結構性沖突

一、長平之戰的背景與分歧

長平之戰（前260年）后，秦將白起主張乘勝滅趙。據《史記》記載，范雎擔心白起功高蓋過自己，接受趙國使者蘇代的游說，向秦昭襄王進言：“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王采納，白起由此深怨范雎。后秦王再欲攻趙，白起稱病不出，最終被“賜劍，令自裁”?。

二、《史記》與《資治通鑒》的敘事差異

《資治通鑒》卷五的記載刪去了范雎接受蘇代賄賂的情節，僅言“應侯言于秦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司馬光“其事增于前，其文省于舊，蓋采摭之博，而斟酌之精也”?。這一取舍表明：司馬光認為“秦兵勞”本身也是合理的戰略判斷，不宜完全歸結為私人嫉妒。

三、制度重估：軍功爵制下的文武沖突

商鞅變法后，秦國實行二十等軍功爵制，“斬一首者爵一級”?。在此制度下，文武之間存在天然零和博弈——白起的聲望與功績客觀上構成對相邦權力邊界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秦昭襄王本人同樣忌憚白起“功高震主”。白起在被賜死前公開抱怨：“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這種言辭在君主看來已是“君前無禮”。白起之死，本質上是秦王與相邦共同對軍事貴族的一次制度性清洗——范雎是執行者，秦王是決策者。

《韓非子·主道》揭示了戰國君主的統治邏輯：“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白起擁有卓越才能且形成獨立于君權之外的威望，這在法家看來是不可接受的。

四、諸子論“妒”與“功高震主”

《尚書·周書·秦誓》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這是儒家推崇的“與人為善”的雅量。《論語·先進》載：“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荀子·修身》論“妒”之危害：“君子以鐘鼓道志……小人則不然，以惡妒善，以暗妒明。”?《道德經》第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主張效法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莊子·列御寇》則言：“小知間間，大知閑閑。”?

五、“讒殺”的歷史書寫及其功能

“范雎讒殺白起”這一結論本身是歷史書寫建構的結果。秦昭襄王在賜死白起前未經過任何司法程序，范雎的角色是“進言”而非“判決”。然而在秦漢之后的輿論中，范雎被塑造成了“讒殺忠良的奸臣”。《史記》的“互見法”敘事強化了這一判斷。《四庫全書》所收《史記評林》匯集歷代評論，許多學者已注意到秦王本人同樣忌憚白起，但最終道德結論仍然傾向于“雎為禍首”?。這反映了中國傳統史學“誅心”的深層取向。

第四節 任人之禍：秦法的剛性約束

一、鄭安平降趙與王稽通敵

范雎失勢的直接導火索，是其舉薦的兩人接連觸犯秦法。鄭安平（有救命之恩）被舉薦為將軍，后率兵降趙；王稽（助其入秦）被舉薦為河東郡守，后“坐與諸侯通”被誅?。按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范雎依法當連坐夷三族。

二、秦法連坐制度的剛性特征

出土《睡虎地秦墓竹簡·置吏律》明確規定：“任吏不善，任者與同罪。”(51)這一制度的初衷有二：通過連帶責任約束舉薦行為，防止任人唯親、結黨營私。范雎的悲劇在于，即使貴為相邦、功勛卓著，也無法豁免。《資治通鑒》卷六載，秦昭襄王雖兩次赦免，但“心不悅應侯”(52)，范雎“懼”而“謝病請歸相印”(53)。

《韓非子·五蠹》指出：“私門成黨，則國法必毀。”(54)范雎舉薦鄭安平、王稽，本質是“私門成黨”——以私人恩惠取代公正選才。在法家設計的秦國體制中，這種行為即便一時成功，最終也必然遭到制度反噬。

三、《資治通鑒》的總結性評價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六中做出經典概括：“應侯之相秦也，遠交近攻以恢疆宇，可謂智矣；薦鄭安平、王稽以致身敗，可謂愚矣。夫以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匹夫之節耳，非大臣之體也。”(5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光之書……善可為法，惡可為戒。”(56)范雎在《資治通鑒》中的形象正是“惡可為戒”的典型。

四、公私之辨：諸子論任人之道

《尚書·周書·立政》強調“任人唯賢”而非“任人唯親”。《左傳·襄公三年》載祁奚“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57)，是“公”壓倒“私”的經典范例。《荀子·君道》云：“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58)《呂氏春秋·舉難》言：“人臣之患，在于不知其君；人君之患，在于不知其臣。”(59)范雎“尚賢使能”不足，而“報恩舉親”有余，這正是其政治格局的最大短板。

第三章 內在邏輯：“四禍”遞進與結構特征

第一節 遞進鏈條的整體呈現

范雎“人生四禍”呈現出一條清晰的遞進鏈條：

第一禍（口舌之禍）：因辯才受賞被誣→瀕死逃亡→入秦。制度根源：游士依附性，辯才即風險。擊穿底線：個體安全。

第二禍（睚眥之禍）：得志后報復須賈魏齊→樹敵過多、器量定型。制度根源：公權私用。擊穿底線：公私邊界。

第三禍（妒心之禍）：忌白起功高→讒殺白起→失軍心、損國柱。制度根源：軍功爵制零和博弈。擊穿底線：文武邊界。

第四禍（任人之禍）：舉薦鄭安平王稽→一降一通敵→按律連坐→罷相憂死。制度根源：秦法剛性連坐。擊穿底線：法制底線。

第二節 遞進的本質：四次“擊穿”

每一次“禍”的本質，都對應著戰國制度體系中某一層級的風險被“擊穿”：

第一次擊穿：游士個體的安全底線。范雎因辯才受賞被誣，險些喪命——在缺乏信任背書的環境中，沒有任何容錯空間。

第二次擊穿：公私邊界。范雎動用秦國相邦的公權力，清算發生在魏國的私人舊怨——將私人恩怨政治化。

第三次擊穿：文武邊界。范雎為維護自身權力地位，排擠甚至間接導致白起之死——相邦權力越過軍事領域邊界。

第四次擊穿：法制底線。秦法連坐制度雖然給予了形式上的豁免，但其威懾力已經瓦解了君臣信任——這是秦國官僚體系的最后一道防線。

第三節 核心悖論：生存手段與毀滅武器的同一性

范雎的悲劇核心在于一個深刻的悖論：他用以生存的手段，恰恰成為最終摧毀他的武器。

辯才讓他出人頭地，也讓他差點喪命于魏齊之手；權謀讓他登上相位，也讓他信用耗盡、君臣離心；私恩網絡讓他獲得入秦的救命機會，也讓他觸犯秦法、被迫罷相。

《老子》第五十八章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60)范雎的一生，正是這一辯證法則最生動、最慘烈的印證。

第四章 時代成因：戰國士人生存的三大結構性風險

第一節 游士的依附性本質

范雎沒有秦國的宗族根基，全部權力來自秦昭襄王的授權。這種“外來游士”在秦國歷史上并不少見——商鞅、張儀、甘茂、蔡澤等都是如此。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一旦失去君主信任，連回旋的余地都沒有。

戰國游士本質是“權力的依附者”。他們沒有春秋時期士大夫的封地作為退路，也沒有后世儒生的“道統”作為精神支撐(61)。所有的權力、地位、財富，均來自君主的信任與授予。《史記·李斯列傳》中李斯臨刑前感嘆“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62)，正是這種“從頂峰到深淵”命運無常的生動寫照。

第二節 軍功爵制的零和沖突

商鞅變法后，秦國的軍功爵制本質上是一種零和博弈的晉升體系。爵位、封地、權力的總量有限，一人的晉升必然意味著另一人利益受損(63)。范雎與白起的沖突，本質上是文武官僚體系在軍功分配、權力邊界上的制度性矛盾，并非單純的個人私怨可以化解。

《資治通鑒》卷五記載的“應侯譖殺武安君”事件，背后是秦昭襄王對白起功高震主的真實忌憚。范雎不過是順勢而為，最終承擔了“讒殺白起”的歷史罵名，成為君權的“替罪羊”。

第三節 君臣關系的互疑結構

戰國時期的君臣關系，本質是功利性合作。《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直言：“主賣官爵，臣賣智力。”(64)雙方基于利益交換形成合作，沒有天然的信任基礎。

秦昭襄王重用范雎，是為了從宣太后與穰侯魏冉手中收回君權；范雎效忠秦昭襄王，是為了獲得權力與地位。雙方的合作始終伴隨著猜忌。白起被逼自殺、范雎最終失勢、蔡澤繼任不久即被罷免，這些案例共同說明：在戰國君臣關系中，“兔死狗烹”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第五章 中華文化傳統的鏡鑒

一、慎言守口：辯才與沉默的辯證

范雎“口舌之禍”提醒后人：才華為雙刃劍。《周易》云“君子慎密而不出”(65)，《道德經》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66)，儒家強調“訥于言而敏于行”(67)。這并非反對表達，而是主張“慎言”——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人、以適當的方式說話。范雎的教訓對當代知識人同樣具有警示意義：才華需要用智慧來駕馭，而非單純地展示。

二、恕道與格局：恩怨必報的政治代價

范雎“睚眥之禍”引發對“恕道”的深入思考。《論語》以“恕”為終身行之之道(68)，《孟子》強調“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69)。范雎之所以在《資治通鑒》中成為“反鑒”，恰恰是因為他違背了中國政治文化中對“大臣之體”的基本要求——器量不足則難以服眾，格局不大則難以持遠。

三、公與私的邊界：舉賢不避仇的傳統智慧

范雎“任人之禍”的核心問題是“因私廢公”。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祁奚“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70)的典故。這一傳統后來成為中華政治文化中“公正選才”的理想范型。《荀子·君道》強調“尚賢使能”(71)，范雎的失敗從反面印證了這一傳統的深刻合理性。

四、歷史評價的辯證：功過不能相抵但可并論

中華史學的偉大傳統是“不虛美、不隱惡”(72)。《資治通鑒》對范雎的處理正是這一傳統的體現：既肯定其“遠交近攻”的戰略貢獻，也不回避其重大過失。司馬光的評價——“可謂智矣”與“可謂愚矣”并置(73)——集中體現了這一辯證態度。功與過不能相互抵消，但可以并置于同一評價框架中。這種“不以一眚掩大德”(74)、也“不以大德蓋一眚”的持平態度，正是中華史學成熟性的體現。

第六章 結論

范雎的政治生命始于“口舌之辯”帶來的機遇，終于“任人之禍”觸發的制度連坐。“人生四禍”不是簡單的道德缺陷羅列，而是戰國時期游士依附性、軍功爵制零和博弈、君臣互疑結構三重制度性風險的命運投影。

范雎在當世完成了秦國最需要的地緣戰略轉型——提出并實施“遠交近攻”，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戰略基礎。但他的個人命運被“四禍”牢牢鎖死：因才華外露而險些喪命，因快意恩仇而樹敵過多，因排擠白起而失軍心國柱，因私恩薦人而觸法罷相。

“務實做事，功過身后評”——范雎的歷史地位，最終是由其戰略貢獻與人格缺陷共同塑造的。他的個案提醒后來者：在制度設計尚不完備的強權政治環境中，政治家的個人能力與格局固然重要，但制度的容錯空間、權力制衡機制的完備程度，才是決定一個人能否“善終”的根本變量。

對于中華文化傳統而言，范雎的故事成為“慎言”“恕道”“公私之辨”等核心觀念的生動教材。一代代讀書人通過閱讀這段歷史，既看到了游士奮斗的可能路徑，也看到了器量不足的慘痛代價。這種“以史為鑒”的傳統智慧，正是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絕的內在動力之一。

參考文獻：

①《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401頁。

②同上，第2435頁。

③同上，第2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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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2頁。

⑧《史記》相關篇目：卷五《秦本紀》、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傳》、卷七十九《范雎蔡澤列傳》。

⑨《資治通鑒》卷五、卷六。

⑩諸子文獻采用王先謙、王先慎、郭慶藩、樓宇烈、許維遹等整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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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睡虎地秦墓竹簡·置吏律》，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頁。

(52)《資治通鑒》卷六，第180頁。

(53)《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第2435頁。

(54)《韓非子·五蠹》，王先慎集解本，第445頁。

(55)《資治通鑒》卷六，第180頁。

(56)《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七“史部·編年類”。

(57)《左傳·襄公三年》，《十三經注疏》，第4100頁。

(58)《荀子·君道》，王先謙集解本，第236頁。

(59)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舉難》，第527頁。

(60)《道德經》第五十八章，樓宇烈校釋本，第153頁。

(61)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87頁。

(62)《史記·李斯列傳》，第2562頁。

(63)朱紹侯：《軍功爵制研究》，第123-125頁。

(64)《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王先慎集解本，第677頁。

(65)《周易·系辭上》，第179頁。

(66)《道德經》第五十六章，第148頁。

(67)《論語·里仁》，第5379頁。

(68)《論語·衛靈公》，第5435頁。

(69)《孟子·離婁下》，第5891頁。

(70)《左傳·襄公三年》，第4100頁。

(71)《荀子·君道》，第236頁。

(72)班固：《漢書·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8頁。

(73)《資治通鑒》卷六，第180頁。

(74)《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三經注疏》，第3987頁。

（文章編輯：唐從祥，筆名唐駁虎，系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會員，研究方向：法學思想與制度、刑法學研究，注：以上內容僅提供研究學術課題探討，內容引證資料有待進一步完善修改！文章不代表任何組織與單位的學術觀點，未經允許不得轉載使用！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