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身經百戰，素稱名將，為何遇到李自成就兵敗認慫一潰千里

主帥左良玉趁著夜色，偷偷下令拔營，帶著嫡系人馬搶了其他營頭的馬匹，撒腿就往南跑。跑著跑著，前面黑漆漆的地里突然陷下去一片，人仰馬翻，慘叫聲此起彼伏。李自成早就在路上挖好了深壕，就等著這一刻。

官軍亂了。數萬士卒干脆跪地投降，只有幾千人跟著左良玉死里逃生。馬匹丟了數千，軍械火器丟了無算。那一晚，明朝在長江以北最后一支成建制的主力部隊，就這么散了。

這是左良玉這輩子打得最難看的一仗，也是明朝輸得最徹底的一仗。

但問題來了：左良玉不是一個草包。

他從遼東戰場打出來，身經百戰，把張獻忠打得抱頭鼠竄，射中其肩膀，砍破其臉面，險些活捉。流賊們提起他，嘴里喊"左爺爺"，見了他的白旗，三五騎也不敢交鋒，撒腿就跑。就是這樣一個人，遇上李自成，為何屢屢一觸即潰，最后落到"遇李輒敗"的名聲？

這個問題，值得細細說。

行伍起家，"左家軍"威名初立

左良玉這輩子，是從最底層爬起來的。

他生于山東臨清，幼年喪父，被叔父養大，不識字，但"多智謀，善左右射，撫士卒得其歡心"。這幾句話，把他的底色說清楚了：不是讀書人，靠的是腦子和刀。

崇禎元年（1628年），他以遼東車右營都司的身份，跟著援軍去打后金。那時候的遼東戰場，就是個絞肉機，多少名將折在那里。但左良玉活下來了，而且活得不錯。他的頂頭上司是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這個名字很重要，后來的一切，都和這個人有關。侯恂是東林黨的核心人物，左良玉是他一手提攜起來的，兩人之間，與其說是上下級，不如說是政治上的依附關系。

崇禎三年（1630年），左良玉復官，跟著游擊將軍曹文詔在玉田、豐潤等地與清軍交戰，立下戰功。崇禎四年，皇太極圍大凌河，左良玉隨軍出戰，論功排名第一。侯恂親賜他字"昆山"。這一年，他的身份已經從一個普通都司，變成了朝廷倚重的武將。

崇禎六年（1632年），左良玉升任總兵官，被調往河南、山西一帶鎮壓農民起義。就是在這片土地上，他打出了真正的名聲。

那時候的中原，遍地是"流賊"。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各路人馬在陜西、河南、湖廣之間竄來竄去，打得官軍焦頭爛額。但左良玉不一樣，他能打，也敢打。在河南戰場上，他接連擊潰多路農民軍，二十天之內清掃河南境內敵軍，追擊一百多里。《豫變紀略》里寫得清楚："流賊由是大懼，部中皆呼其為左爺爺，望見左軍白旗，即三五騎，亦不敢枝梧，輒奔潰披靡。""左家軍"的名號，就此打響。

崇禎十一年（1638年），左良玉追擊張獻忠，揮刀猛砍，將其打得"血流滿面"，張獻忠靠部下拼死掩護才得以逃脫，隨后躲進谷城請降。這是左良玉軍事生涯最高光的時刻之一。

但與此同時，他身上的另一面，也在悄悄生長。

崇禎九年（1636年），朝廷命他和總兵湯九州合圍農民軍。兩人約好夾攻，但左良玉走到一半，自己算了算賬，覺得局面對自己不利，悄悄撤軍回去了。湯九州孤軍深入，被農民軍打得全軍覆滅。而左良玉，回去之后居然以大捷報奏朝廷。

這一次，沒人拿他怎樣。因為他有兵。

這就是左良玉的邏輯，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手里的兵，比圣旨還管用。只要兵在，皇帝也得忍著。

崇禎十二年（1639年），張獻忠復叛。熊文燦命左良玉和羅岱率軍進剿。兩人從襄陽出發，軍糧不足，士兵一路靠摘野桃、棗子果腹。到了房縣，張獻忠和羅汝才早就在播箕寨兩山之間設下伏擊。左良玉中計，官軍大敗，羅岱被殺，左良玉拼死突圍，士卒死亡上萬，脫困的不到千人。他的總兵大印也丟了，就連女兒后來也落入李自成之手。

敗得這么慘，換了別人，早就被朝廷處置了。但督師楊嗣昌偏偏還欣賞他，說他"有大將之才"，非但沒有嚴懲，反而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給他加封平賊將軍，還在瑪瑙山之戰前給他撐腰。

崇禎十三年，瑪瑙山一戰，左良玉大破張獻忠，張獻忠妻妾被俘，部將被殺，這是他戰場生涯最輝煌的戰績，也因此加封太子少保。

但就在這時候，左良玉和楊嗣昌徹底鬧翻了。

原因很簡單：楊嗣昌私下答應總兵賀人龍，將來把平賊將軍的位子給他。這話被賀人龍告訴了左良玉，左良玉懷恨在心，從此對楊嗣昌陽奉陰違。后來張獻忠出川，楊嗣昌連發九道命令讓左良玉堵截，左良玉一檄不從，袖手旁觀，任由張獻忠長驅直入攻打襄陽，把襄陽王都給殺了。楊嗣昌急火攻心，湯水不進，就此憂懼而亡。

一個督師，就這樣被他給氣死了。朝廷明知道是他的問題，依然沒能拿他怎樣。崇禎十四年，只是罰他削職戴罪立功，連真正的懲處都不敢給。

這就是左良玉，已經不只是一個將軍了。他是一個軍閥。

朱仙鎮大敗，官軍主力一夜覆滅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已經今非昔比。

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在車箱峽里被人圍得死去活來、不得不詐降才能逃出去的逃命之人了。從崇禎十二年到十五年，短短幾年間，他連克河南數十座城池，在陜西打垮汪喬年，在河南打垮一波又一波官軍。到崇禎十五年，他手下的軍隊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規模龐大、戰斗意志旺盛的程度，打法也從游擊流竄變成了有陣地、有策略的大規模運動戰。

四月底，李自成第三次率大軍包圍開封。

這是一盤很大的棋。他不只是要打開封，他是要用開封城這塊肉，把明朝在河南最后的力量全部引出來，一次性吃掉。

崇禎急了。他讓督師丁啟睿和保定總督楊文岳調集各路軍隊，匯集于開封西南幾十里的朱仙鎮，去給開封解圍。左良玉帶著本部人馬也被調來，各路人馬加在一起約十八萬，號稱四十萬。其中左良玉一軍就有十萬余眾，是整支明軍的絕對主力。

為了讓他們賣力氣打，崇禎帝特地從國庫發出犒軍銀十五萬兩，侯恂督師又另發帑五十萬。錢給到位了，接下來就看打不打得起來了。

事實證明，打不起來。

李自成沒有硬沖。他占據了朱仙鎮以西的高地，切斷了上游河流，接著命人在明軍營地四周挖了長達百余里、寬約一丈有余的深壕，把十八萬官軍團團圍住。與此同時，他還切斷了明軍的糧道，斷了水源。

圍而不攻，困而不死。

十八萬人困在里面，沒水喝，沒糧吃，士氣一天比一天低落。李自成就在外面等。等的就是這一刻。

左良玉撐不住了。

他召集軍官開會，開到一半，自己先做了決定——跑。他趁著夜色下令拔營，還干了一件事：把各營的馬匹全給搶了，堵死別人的退路，讓自己跑得快一點。

就這樣，明軍的總崩潰，是自己這邊的主帥發動的。

但李自成早就料到了這一手。深壕已經挖好，就等著他們往里跳。

黑夜里，數萬士卒人仰馬翻，前面陷阱，后面追兵，哭喊聲傳出去幾里遠。絕大多數人當場投降，只有極少數精銳跟著左良玉逃出重圍。馬匹丟了數千，武器輜重丟了無數，連李自成的農民軍都靠這一仗補充了大量兵力。

朱仙鎮之戰，明軍"把決戰變成了笑話"，從頭到尾，雙方幾乎沒有正面交戰，明軍就已經潰散。

這一仗之后，明朝在長江以北的野戰力量，實際上已經全部打光。不是被李自成一刀一槍砍完的，是自己跑完的。從這一天起，左良玉帶著殘余人馬渡江南撤，再也沒有回過長江以北。

據守荊襄，擁兵自重，民心盡失

從朱仙鎮逃回來的左良玉，人是敗了，心卻沒死。

他退到湖廣荊襄一帶，開始大規模擴軍。這一擴，就擴出了一個驚人的數字——二十萬人，對外號稱三十萬。而明廷按軍籍實際給他撥發軍餉的，只有區區兩萬五千人。

兩萬五千人的餉，要養二十萬人的兵。

這筆賬，怎么算都算不過來。

左良玉的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字：搶。

他縱兵在荊襄一帶橫征暴斂，不管是商人還是百姓，見錢就拿，見糧就收，見女人就擄。荊襄百姓對左軍的恨，比對"流賊"還深。有人趁夜縱火，把左良玉千辛萬苦在樊城碼頭打造的一艘戰船燒了個精光。這些船，左良玉本來是為了萬一打不過、可以順流逃跑用的。船燒了，他惱羞成怒，卻查不出是誰干的，干脆命人把長江、漢水上的民船全部搶來充數，把掠奪的財物和擄來的婦女裝滿船艙，自己暫時在襄陽結營防守。

他已經不是在守城，他在攢家底。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四日，李自成率大軍浩浩蕩蕩逼近襄陽，在白馬渡強行渡漢江。

左良玉調兵在對岸設防，還在渡口架起了炮。漢江水淺，李自成的船只紛紛擱淺，農民軍被炸得船毀人亡，江面上浮尸如麻，《綏寇紀略》里說"水帶猩紅色，場景異常慘烈"。

這是左良玉這一階段打得最像樣的一仗，但他也只守住了短暫的時間。

李自成不顧傷亡，督軍強渡。渡過漢水南岸之后，他遭遇到了一個完全沒有想到的局面：襄陽的百姓，站在他那邊。

左軍長年累月的燒殺搶掠，把荊襄百姓徹底推向了對立面。農民軍剛一渡河，就有百姓自發拿出牛酒相迎，還有人主動給闖軍做向導，帶路繞過了左軍預設的伏弩陣地和陷坑，替農民軍減少了大量傷亡。

左良玉在給朝廷的揭帖里寫道："此時民情相應，勢若沸羹。"

這句話說白了：民心沒了。沒有民心，守什么都守不住。

更要命的是，左良玉在這一仗里損失了大量心腹將領和親軍。新招募進來的人馬，大多是流民、降卒，根本不聽號令，沒有戰斗力。《明史·左良玉傳》里還記了一句："亦漸衰多病。"他自己的身體，也已經熬不住了。

見勢不妙，左良玉決定棄城東撤。撤之前，他照例讓手下把能拿的東西全部搜刮一遍，《明史》記載"雞犬無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裝滿船之后，他揚帆東去，只留下一座被榨干的城池。

他前腳剛走，李自成的先鋒就沖進了襄陽城。

左良玉沿途繼續搶掠，退到武昌。李自成稍作休整，隨即銜枚疾追，到崇禎十六年正月十八，追到漢陽鎮，兩軍隔江對峙。左良玉見闖軍又大規模壓來，無心戀戰，慌忙棄武昌逃至九江。

九江，是最后一道關口了。

如果左良玉棄守九江繼續南逃，李自成就能順流東下，輕取南京。大明的半壁江山，就會就此拱手相讓。

崇禎急了，滿朝廷也急了。

皇帝緊急任命吏部侍郎李邦華為左都御史，讓他星夜趕赴九江。李邦華先派親信帶著親筆書信到左良玉營中，"開陳禍福，鼓以大義"。左良玉收到信，喜出望外。李邦華隨后親自趕到，在軍中"慰勞將士，勉之以忠孝大義"，并讓江西巡撫撥出庫銀十五萬兩，補發左軍六個月的欠餉。

錢到位了，人心也就穩住了。

左良玉打消了南逃的念頭，整頓兵馬，加強九江防務。《綏寇紀略》里有人感嘆："世謂非遇邦華，則金陵殆矣。豈唯金陵，東南一塊土尚可問乎！"

這句評價，把左良玉這個階段的處境說得很清楚：不是忠義，不是戰略，是利益。給錢，他就守；不給錢，他就跑。守九江，不過是做了一筆合算的買賣。

南明政爭，"清君側"東下，嘔血而死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北京城破，崇禎帝在煤山自縊。

這一天，整個明王朝的天，塌了。

消息傳到武昌，左良玉的部下出現了騷動。有人勸他趁勢南下，搶占江南。左良玉這回沒有走，他把自己多年來搜刮的金銀財物，價值二三萬金，全部散給諸將，靠錢買下了軍心。隨后，朝廷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是為弘光帝，南明就此建立。

弘光帝登基之后，頒詔封左良玉為寧南侯，加太子太傅，對他守衛南京上游寄予厚望。但左良玉在武昌收到詔書，居然不拜。還是靠兵部侍郎袁繼咸專門去信勸說，講明福王是按血緣當立的正主，他才勉強拜了詔書。

這個細節，把左良玉對弘光政權的態度說得明明白白：他根本沒把這個朝廷當回事。

弘光政權從建立那天起，就是一鍋政治的粥。馬士英和阮大鋮兩個人把持朝政，排斥東林黨。而左良玉在政治上，一向親近東林，侯恂是他的恩主，侯方域是他的老相識。馬士英越得勢，左良玉就越不對付。

這兩年，雙方的矛盾越來越深。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本是個兩面人，見風使舵慣了，他仗著左良玉的兵力在弘光朝廷上大鬧，痛斥馬士英，替東林黨人出氣，把朝廷攪得雞飛狗跳。馬士英把這筆賬，記在了左良玉頭上。朝廷對武昌的制約越來越少，糧餉供應也越來越掐得緊。

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事情到了臨界點。

李自成的大順軍，在清軍阿濟格部的追擊下，從陜西商洛一路南下，經河南西部鄧州，進入湖北襄陽地區。

這一次，李自成打過來了。

左良玉依然是那個左良玉。他不敢打，一如既往地不敢和李自成真正交手。但這一次，他找到了一個比"潰逃"更體面的理由。

弘光朝廷這時爆出一樁"太子案"，有人聲稱崇禎太子還活著，被馬士英軟禁。左良玉抓住這個口實，傳檄天下，宣稱自己奉崇禎太子的"密詔"，要率師東下，清除馬士英、阮大鋮等奸臣，是為"清君側"。

打著這面旗，他率領大軍從武昌出發，沿長江順流東下。

臨走之前，他在武昌下了屠城令。

這不是勤王，這是逃跑換了一件馬甲。當時李自成的軍隊正在湖北境內，左良玉選擇此時東下，實質是把正面戰場扔給別人，自己帶著幾十萬人往東跑，還順便給弘光朝廷補上了一刀。

弘光朝廷接到報告，大為恐慌。馬士英急調黃得功、劉良佐等人組織堵截，把原本用來防備清軍南下的兵力，全部調來對付左良玉。

清軍，就這樣在北方得到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左良玉的船隊沿江東下，到了九江。江督袁繼咸拒絕他進城，左軍在江岸放火，九江城內一片火光。袁繼咸被迫出城，左良玉把他邀到舟中。袁繼咸在船上責以大義，兩人對坐。

就在這時，左良玉看見岸上的火光，突然大哭起來。

史書里寫他喊道："予負袁公！"隨后嘔血數升，當夜病重。

順治二年四月初四日（1645年4月29日），左良玉死于九江舟中，年約四十七歲。

他死的時候，東南還沒有淪陷。但因為他這一次"東下"，弘光政權的防線已經被徹底打亂。他的部下擁立其子左夢庚接管軍隊，繼續沿江東下，先后占領彭澤、東流、建德、安慶，兵鋒直指太平府。

而清軍，在這段時間里已經席卷北方，正在南下的路上。

兩個月后，弘光政權覆滅。

左夢庚率全部人馬投降清軍。

左良玉一生聚攏的數十萬人，就這樣成了清朝的兵源。他用一輩子保住的"左家軍"，最終替明朝掘了最后的墳。

一物降一物，一面鏡子照出一個王朝

《明史》里有一段對左良玉的評價，寫得非常直接：

"以驍勇之材，頻殲劇寇，遂擁強兵，驕亢自恣，緩則養寇以貽憂，急則棄甲以致潰。"

這句話，把他的一生總結得相當準確。能打，但用不好。打得過張獻忠，打不過李自成。這不只是軍事能力的問題，是他整個人的問題。

張獻忠打游擊，機動性強，但戰略思維有限，對左良玉構成不了真正的壓力。左良玉打張獻忠，就像打一只靈活但沒有致命力的貓，打得過，也敢打。

李自成不一樣。到了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已經完成了從流賊到政治軍事力量的轉變，打法系統，后勤有保障，手下有一批真正能打的將領，軍隊有斗志。他和左良玉之間的差距，不是一個將領對一個將領的差距，是一支有信念的軍隊對一群養活自己的雇傭兵的差距。

左良玉的兵，說到底，是他的私產。擴軍是為了自保，打仗是為了要餉，屠城是為了補給，東下是為了逃跑。這支軍隊的靈魂，從來就不是"保家衛國"，而是"養活自己"。一旦遇上真正有信仰、有斗志的軍隊，這種軍隊一觸即潰，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更深層的問題，是明廷自己造成的。左良玉擁兵自重，屢次不遵號令，坐視友軍覆滅，縱兵掠奪百姓，哪一條放在正常的軍事體系里，都是殺頭的罪名。但崇禎帝一次都沒有真正動他，因為他有兵。

用他，駕馭不了他。不用他，又沒有別的人。

這是明末軍事的死結，也是整個王朝的死結。當一個國家只能靠"養寇自重"的軍閥來維持局面的時候，那個局面，已經注定要散。

清史學者顧誠的評價，是這樣說的：左良玉早已成為一個擁兵割據的軍閥，"勇于虐民，怯于大戰"，其舉兵東下的直接后果，是導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

六個字，"勇于虐民，怯于大戰"，是他這一生最準確的注腳。

他不是一個懦夫。他是一個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一切都重的人。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實在沒有退路了就搬出"清君側"的大旗，給自己貼上忠義的標簽。

他的死，是病死的，不是戰死的。沒有死在沙場，沒有死在抵抗清軍的陣地上，而是死在順流東逃的船上，望著自己部下放的火，嘔血而亡。

這個結局，和他的一生，是一致的。

一物降一物，不是命運的安排，是選擇的結果。他選擇了保存自己，就注定了在每一個真正需要他的時刻，他都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