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電動車在內的更大車型會帶來多重危害,但歐洲對美式大型車輛興起的抵制,至今支持力度不一。
在歐洲汽車工業腹地一個寒冷的冬夜,一名長期推動街道更安全的騎行者,最后一次騎車出門后再也沒有回來。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安德烈亞斯·曼達爾卡,多年來持續記錄危險駕駛和粗糙低劣的騎行基礎設施:他測量汽車從身邊高速掠過時的距離,把明顯違規的視頻發到網上。盡管他總是提醒讀者,真正行為惡劣的司機只占少數,但這位44歲的博主對當局遲遲不采取行動越來越失望。他覺得,在他們眼里,自己只是個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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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騎行在一段剛翻修過的筆直道路上。這條路與一條林間小道平行,而那條小道曾被他指出質量很差。自行車車燈明亮,頭盔也穩穩戴在頭上,但他還是被一輛汽車從后方撞上,當場身亡。“那天晚上我上床前,隨手看了一眼手機,看到警方發了一則我們這片區域的事故通報。
曼達爾卡是2024年歐盟道路交通死亡的19934人之一。歐盟的道路安全水平已屬全球最高之列。全球每年仍有119萬人死于交通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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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車制造商不斷向市場投放更大、危害也更高的車型之際,空氣污染、氣候失序以及汽油和柴油價格劇烈波動帶來的額外壓力,正推動社會重新努力擺脫對汽車的依賴。“這不是要從任何人手里拿走什么。”身為創業公司創始人的許勒說,“關鍵是讓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安全出行自由——哪怕他沒有駕照。”
公共衛生專家一直難以在不顯得危言聳聽的情況下,把汽車給人帶來的風險講清楚。大多數汽車都是包裹在鋼鐵外殼中的轟鳴機器,燃燒燃料,污染空氣,也讓地球升溫。它們從學校、住宅和醫院旁飛馳而過。橡膠輪胎會把道路揚塵和微塑料帶入空氣。為汽車服務而建設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擠占了城市里的自行車道,迫使通勤者更多開車、減少運動,也壓縮了公園等社交和親近自然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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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被鋪成硬化地面后,熱浪更熾烈,暴雨內澇更嚴重,人的壓力水平也會上升。“這樣的清單還可以一直列下去。”倫敦帝國學院環境流行病學家奧黛麗·德納澤爾博士說。但她也指出,正因為這些危害分散而不集中,減少汽車使用的努力才更難推進。政策制定者往往只針對單一問題開出單一藥方,比如用電動車應對氣候損害,用額外安全配置減少碰撞死亡。
德納澤爾說:“在治理層面,每個問題似乎都有各自分開的解決辦法,卻沒有一種方式能把所有收益統合起來——這正是變革受阻的原因。”
挫敗感已經開始顯現。世界各地的市長在追求清潔空氣時,越來越敢于重新分配道路空間;許多司機出于省錢、舒適、健康或環保等考慮,也想離開方向盤。在歐洲,益普索的一項民調發現,過去五年里,報告自己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更多的人占了多數,而私人汽車出行的吸引力則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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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以汽車為中心的美國,今年2月的一項研究也發現,在城市和郊區擁有汽車的成年人中,近五分之一“強烈希望”過上無車生活,五分之二對這一想法持開放態度。
令人意外的是,最近呼吁人們少開車的,不是醫生,也不是環保人士,而是能源專家。3月,國際能源署鼓勵拼車、降低車速和居家辦公,以緩沖伊朗戰爭導致燃油價格飆升帶來的沖擊。國際能源署還提醒各國,不要像上一次能源危機時許多國家那樣,用普遍補貼來壓低加油站價格,而應把財政支持定向投向脆弱群體。
盡管限制汽車依賴的理由越來越多,汽車本身卻還在不斷變大。同等條件下,更大的車更耗油、排放更多污染、占用更多空間,發生碰撞時造成的沖擊也更大。國際清潔交通委員會這家非營利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在歐洲這個新車銷售大多已是運動型多用途車的市場,自2010年以來,平均車重中,燃油車增加了9%,純電池電動車增加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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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直接危害,電動車越造越大,也可能通過抬高價格、把一部分人排除在清潔替代方案之外,從而拖慢擺脫燃油車的轉型。“歐洲正站在十字路口。”布魯塞爾非營利機構“交通與環境”汽車事務主管呂西安·馬蒂厄說。
他表示,擺在歐洲面前的選擇是:生產已開始在發展中世界推廣的“緊湊、價格可負擔的電動車”,還是擁抱美國所推崇的昂貴“超大型運動型多用途車和怪獸皮卡”。官方數據顯示,如今美國銷售的汽車中,超過80%是運動型多用途車、廂式車或皮卡。
眼下,堵在歐洲道路上的運動型多用途車,按北美標準看還算“秀氣”。它們對人體健康帶來的額外威脅,更多來自更高的保險杠高度,而不只是額外重量帶來的污染。
但更大的車已經在拐角處轟鳴而來。近年來,公羊1500和福特F-150等數千輛皮卡駛上歐洲街頭。它們借助一套“后門”程序,按較寬松條件以單車形式進口,從而繞開了歐盟安全標準。去年一項美歐貿易協議又讓堵住這一漏洞的努力變得更加復雜。該協議要求在汽車標準上“相互承認彼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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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反對的內容包括:要求車輛按照歐洲排放標準接受測試、安裝燃氣顆粒過濾器,以及比美國汽車政策委員會認為可行的時間更早配備行人保護裝置。
北美和歐洲的汽車制造商一直試圖為轉向更大車型辯護,稱自己是在滿足消費者對寬敞車輛的需求。即便生活成本危機持續,消費者仍愿意為購買和使用成本都更高的車輛支付溢價。拖欠汽車貸款的司機人數上升,已經讓華爾街拉響警報。批評者則抱怨,汽車行業一邊追逐運動型多用途車帶來的更高利潤率,一邊刻意淡化廣告在制造需求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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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倫敦和巴黎這些后來居上的城市,真正采取具有轉折意義的措施,還是近些年的事。它們加強公共交通、把道路空間分給騎行者、限制機動車的做法,正在歐洲各地被當作證據,說明減少對汽車的依賴不僅可行,而且值得去做。
但即便是這些取得進展的地方,支持也并不穩定。在倫敦,超低排放區的推出引發了強烈反彈,甚至成了一種廣泛陰謀論的代表性議題。那套說法把“15分鐘城市”描繪成政府控制社會的全球主義陰謀。在巴黎,這座城市在前市長安娜·伊達爾戈任內的轉型曾受到全球稱贊,但有關學校周邊道路步行化、以及對大型汽車提高停車收費的公投,雖然都獲得通過,投票率卻低迷到只有個位數百分比——盡管最近的市政選舉顯示,公眾并沒有明顯意愿倒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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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國際能源署提出的節油呼吁,除亞洲之外也基本沒有得到響應,而亞洲恰恰是短缺沖擊最嚴重的地區。歐盟上個月發布的緊急應對方案中,也只是把削減需求的措施放進“良好國家實踐”的附件里。在美國,由于公共交通供給不足、適合步行的社區建設失敗,真正擁有汽車之外替代選項的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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