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國強：讀懂國際農產品貿易的底層邏輯——兼論新形勢下國家糧食安全主動權的戰略把握

程國強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4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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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謂“對等關稅”沖擊既有的國際經貿共識，當地緣沖突影響到關鍵農資的全球流通，當貨幣體系的內在矛盾投射于實體產業——國際農產品貿易的運行機理正經歷一場深刻的重構。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穿透紛繁復雜的短期波動，把握影響全局的底層邏輯，進而在變局中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權，成為極具現實緊迫性的時代課題。

第一部分：增長邏輯與集中化趨勢——全球農產品貿易格局的深層演變

回顧近三十年，全球農產品貿易呈現出三個突出特征。

其一，總量持續增長，但增速呈現放緩態勢。自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至2024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額增長3.8倍，同期農產品出口額增長3.0倍。這一數據對比表明，盡管農產品貿易的絕對規模仍在穩步擴大，全球供應鏈的相互依存關系并未減弱，但其相對增速已有所減緩。

其二，市場集中度顯著提升，頭部效應日益突出。在谷物、油籽、肉類等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品類貿易中，少數出口大國的主導地位持續強化。這一“頭部集中”現象意味著，全球糧食安全體系的穩健性，愈發依賴于少數主要出口國的政策連續性與氣候穩定性。

其三，中國因素是推動格局演變的重要變量。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由2001年的279億美元增長至2024年的3181.1億美元，增幅達10.4倍，連續十二年位居全球第二位。其中，進口額增長17.2倍，連續十年為全球第一大農產品進口國；出口額增長5.4倍，連續七年位居全球第五。貿易結構亦發生根本性轉變，由入世初期的順差41.6億美元，轉變為當前的逆差1121.6億美元。

以大豆為例，二十年年間中國大豆消費規模擴大五倍，進口量占世界大豆貿易份額由22%躍升至62%，深刻重塑了全球大豆的生產、貿易版圖。中國與巴西等國在大豆領域的合作，已成為國際農業資源互補與互利共贏的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堅持“適度進口”方針，其戰略要義在于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農業資源配置。以飼料糧進口為重點的農產品國際供應鏈，已成為保障國內糧食安全不可或缺的補充路徑。

第二部分：WTO農業治理三十年——成就審視、困境反思與改革前瞻

首先，需客觀看待多邊貿易體制的歷史貢獻。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定》作為首個規范全球農產品貿易的多邊框架，在推動市場準入、削減具有貿易扭曲作用的“黃箱”補貼、增強貿易政策透明度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力推動了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其歷史功績不應被忽視。

其次，應正視現行規則體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發達國家利用“綠箱”與“黃箱”政策之間的規則模糊空間，通過“技術性合規”的方式實現了補貼形式的轉換。其結果是，賬面數據合規，但實質性的貿易扭曲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農業貿易中的邊緣化處境未獲根本改善，許多發展中成員的農業部門承受壓力，糧食進口依賴程度加深。

面對困境，未來的農業談判必須實現三個方向的根本轉變：

一是目標定位的轉變，從單一的“貿易自由化”導向，轉向“貿易自由化與糧食安全并重”的雙重目標；

二是利益考量的轉變，從單純注重商業性的“貿易利益”，轉向更多關注“發展利益”，將減貧、農村發展與生計安全置于改革議程的核心位置；

三是約束機制的轉變，從形式上的“技術性合規”，轉向追求“實質性約束”，堵塞規則漏洞，確保削減補貼的承諾落到實處。

世界貿易組織達成的《關于緊急應對糧食安全問題的部長宣言》，是多邊貿易體制首次以全球糧食安全為核心確立改革方向，具有歷史性突破意義。但由于主要成員方政治意愿不足，多邊談判目前仍陷于僵局，而逆全球化與單邊主義思潮正在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制構成嚴峻挑戰，農業貿易治理的未來路徑仍充滿不確定性。

第三部分：世界新變局下的雙重沖擊——大國博弈與地緣風險的現實傳導

沖擊之一：大國政策調整與產業博弈的溢出效應

針對美國近期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推行的關稅措施，背后有著深層的經濟邏輯。美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根源并不在他國，而在于美元作為國際核心儲備貨幣的“超級特權”。這一地位帶來了經濟學意義上的“荷蘭病”效應：全球對美元的持續需求推高了美元匯率，進而抑制了美國本土制造業的出口競爭力，加劇了產業空心化趨勢。數據顯示，制造業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已從1970年的23%下滑至2024年的10%。

當前，大國經貿關系已從過去的“垂直互補”模式（高端研發與低端制造的分工）逐步演變為“水平競爭”模式（在同一產業鏈高端環節的直接競爭）。這一結構性變化使得合作紅利趨于縮減，存量博弈特征愈發明顯，其影響具有長期性與復雜性。

沖擊之二：地緣沖突對全球農資供應鏈的“斷鏈”風險

相較于人為政策壁壘，地緣沖突引發的供應中斷風險更為直接且難以預測。以中東地區緊張局勢為例，海灣地區是全球重要的化肥原料出口地，占全球尿素出口的45%至49%、硫磺出口的45%至50%，且運輸通道高度依賴霍爾木茲海峽。

若因地緣沖突導致該地區供應中斷，全球化肥市場將面臨約5000萬至6000萬噸的供給缺口，約占全球貿易總量的三分之一。這一沖擊將形成清晰的傳導鏈條：化肥價格高企將抑制農民用肥積極性，進而導致主要糧食作物單產下滑，最終引發全球糧食減產與市場恐慌。據測算，極端情況下全球糧食產量可能下降5%至10%，饑餓人口或因此凈增1.2億至2.5億。

這一風險在中國的潛在傳導路徑同樣存在。我國硫磺進口中約56.2%來自中東地區，甲醇進口對伊朗等國的依賴度較高。當前，國際硫磺價格較去年同期已上漲一倍，預計將推升2026年國內主糧生產成本4%至8%。此外，巴西等我國主要大豆進口來源國若因化肥短缺而減產，其影響亦將通過進口渠道傳導至國內，增加飼料糧及畜產品的價格上行壓力。

結語：于變局中增強定力，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權

面對國際農產品貿易格局的深刻調整、多邊治理體系的改革困境以及地緣沖突頻發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國必須保持高度的戰略清醒與戰略定力。

要始終堅定不移地實施“立足國內”的糧食安全方針，將國家糧食安全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基礎上，要更加穩妥、高效地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參與并推動建立以保障全球糧食安全為宗旨的公平合理新規則。歸根結底，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持續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是在任何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