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義烏看見新地球村

趙月枝

在剛過去的五一期間，義烏成了不少國內外游客的最后一站。他們拖著旅行箱，用一場酣暢淋漓的“進貨”為旅途收尾。從“雞毛換糖”到“世界超市”，從小商品市場到國際商貿城，從縣域經濟到全球貿易網絡，今日的義烏似乎是一個由市場效率、產業集聚和外貿體系共同造就的商業奇跡。如果深入走進義烏就會發現，義烏經驗的深層意義同時關乎人類文明發展道路。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正在這里悄然生長：一個真實意義上的“新地球村”。

幾十年前，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面對電子媒介興起時曾預言：新的傳播技術將把世界重新壓縮為一個“地球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將因此消弭。這個預言充滿了對技術的樂觀想象，喚起了一種“村落共同體”的意象，卻并沒有關心第三世界的發展與現實中千千萬萬個具體村莊的命運。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讓麥克盧漢的預測在信息流通層面得到一定印證，但在現實發展層面，態勢恰恰相反：全球化進程所制造的不平等，正持續加深著國家之間、城鄉之間、南北之間的鴻溝。

在義烏，伴隨著商品的流動，世界正以一種日常化、生活化和基層化的方式融入這里。國際商貿城是世界看見義烏的重要窗口，但如果只從市場大廳、攤位數量、訂單規模和物流通道來理解義烏，便很難真正把握這里何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樣本。事實上，支撐這種樣本意義的深層結構，遠比貿易數據更為豐富。

義烏常住外國人超過30萬，大約每6個常住人口中就有1個外國人；來自全球逾100個國家的商人匯聚于此，用不同的語言砍價、合作、生活，在同一條街邊擼串、喝咖啡。在商貿城的展廳外，鄉道上、村社旁、田野間，類似的日常也在時刻發生。支撐義烏“世界超市”的深層結構，是一個由城市、村莊、商戶、創客、外來青年、外國創業者和基層干部共同構成的“新地球村”。這個“新地球村”展現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城市吞并鄉村邏輯、以平等參與為內涵的新型全球化想象，也是中國縣域現代化進程中真實生成的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交往空間。

義烏的發展，始終是城與鄉之間、內與外之間的雙向激活。例如義烏的李祖村，以“國際文化創客村”為定位，通過引入職業經理人團隊統一運營，吸引各地創客聚集，先后招引逾60家創客入駐，游客接待量突破百萬人次。這里沒有宏大的資本運作，有的是具體的人、具體的土地，以及在這片土地上主動創造聯結的意志。

附近的下華店村更是雄心勃勃，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外商的聚居地。不久前，該村的村書記拄著拐杖，專程趕赴縉云尋訪，只為交流一個村子的發展思路。拄杖赴約，濃縮了基層干部主動謀劃、積極作為的精神。這種干勁，既是義烏經驗中“尊重首創精神”的微觀基礎，也是任何經濟學模型都難以測量的東西。之所以要用“經驗”而非“模式”來描述義烏，正是看到了這一點：這種能動性本質上難以生搬硬套，它必須在地生長，并由具體的人在具體的情境下激活。

義烏的“新地球村”意義，還體現在中國經驗如何通過商品和人員的流動進入更廣闊的世界。塞內加爾商人蘇拉初到義烏時從事五金貿易，近年來他從義烏街頭的新能源車中看到新的機會，采購中國新能源汽車回到達喀爾，創辦了當地首家新能源出租車公司。這看起來是個新能源汽車出海的故事，但內核其實是一場中國技術和發展經驗的跨國轉譯。進入非洲城市的不只是作為商品的新能源汽車，還有綠色出行理念、充電設施選址、網約車運營模式、平臺化調度方式和城市交通組織經驗，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文化想象。商品成為了一種中介，把中國制造、中國市場經驗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某些組織方式，帶入另一個國家的日常生活。在這個意義上，義烏展示出一種更深層的開放形態：它不僅把商品賣向世界，也通過普通商人的跨國流動，使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在全球南方社會中獲得了可傳播、可在地化的形態。

?今天的義烏，已無法僅以“世界超市”來定義或概括。它正在從商品流通的全球節點，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一個縣域如何擁抱世界的重要敘事現場。在這里，村莊連著市場，市場連著世界，世界又通過一個個普通人的生活和創業重新進入村莊。這樣的義烏，激活的不只是小商品走向全球的商貿網絡，更是一種屬于中國、也屬于全球共同未來的現代化圖景和新型全球化想象。（作者是清華大學人文講席教授、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與新聞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