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盧梭和休謨的態度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這場公案的兩位當事人。盧梭和休謨都是當時文壇頂級的人物，都以反對宗教和蒙昧聞名，也都與那個時代的理性主義保持距離。總體而言，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的核心主旨是破除迷信，反對宗教導致的蒙昧與奴役狀態，追求科學、理性與自由。很多思想家更是認為，理性是人類最根本也最重要的能力，只有依靠理性，我們才能擺脫內在和外在的各種束縛，獲得真理和幸福。這種理性主義立場是很多啟蒙文人的共識，但是盧梭和休謨對此持有不同意見，盧梭更是激烈地反對理性和所謂的文明進步論，強調感性并主張回歸自然狀態。

今天的我們一提起盧梭，自然會想到他那些不朽的名作，比如《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認為他是啟蒙運動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但是盧梭在世的時候，人們對他的態度并不友善，甚至可以說十分惡劣。盧梭于1712年出生在瑞士日內瓦，熱愛自己的家鄉卻不得不終生流浪。雖然他總是自豪地稱自己為“日內瓦公民”，卻遭到當局的驅逐，放言如果盧梭“膽敢踏入日內瓦城一步，他立即就會被逮捕”，當局還焚毀了他的《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兩部作品。盧梭在法國巴黎成名，但是他也因為公然挑戰教會的權威，被巴黎高等法院下達逮捕令，不得不倉皇逃離。不僅如此，盧梭在幾座歐洲鄉間小鎮輾轉旅居期間，也不斷遭到當地政府和居民的仇視和驅逐。最嚴重的時候甚至有居民堅信盧梭是魔鬼附體，對他居住的房子扔石頭。

更糟糕的是，盧梭還總是遭到朋友、同行和上流人士公開或私下的嘲諷和謾罵。他雖然被公認為啟蒙文人，卻遭到以伏爾泰為首的文人圈子的公然排斥，他的所到之處無不充斥著爭議、流言與嘲弄。盧梭本人在自傳《懺悔錄》中也寫道：“詛咒我的聲浪響徹整個歐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瘋狂語調喝罵我……說我是一個異教徒、一個無神論者、一個瘋子、一個衣冠禽獸、一匹狼……”盧梭的這個描述或許有些文學性的夸張，但是我們不難想象，對于一個自小失去父母、長期寄人籬下因而特別渴望善意、友愛和家庭溫暖的敏感心靈來說，這種處境應該是極其難熬、甚至令人絕望的。

這就是盧梭在遇到休謨之前的處境。那么，休謨當時又是什么樣子呢？雖然同為反傳統的啟蒙文人，休謨的境遇和盧梭完全相反，這或許是因為他具有與盧梭完全不同的身世、經歷、天性與處事原則。大衛·休謨1711年出生于愛丁堡，比盧梭大一歲，他的家境殷實，父親是一位富有的律師，父母雙方都出身名門，有貴族血統。休謨從小就以善良寬厚著稱，他有很多好朋友，比如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法國啟蒙哲人達朗貝爾等，他們的友情十分親密并持續終生。休謨的朋友對他評價都很高，說他溫和、良善、品德高尚，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理想典范”，他也因此獲得了一個著名的綽號“好人大衛”。當然，休謨剛出道時也曾與盧梭有過類似的境遇，他的作品也曾遭到冷落、拒絕和嘲笑。比如他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論》在1738年出版時沒有獲得任何關注和反響，休謨自己都說這本書“剛印出來就成了死胎”。而他也因為這本書的緣故，在申請愛丁堡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的哲學教席時遭到了拒絕。不得已，休謨只能暫時放棄哲學寫作，轉行去寫隨筆和歷史著作，還當過家庭教師、軍隊將領的隨身秘書、外交使團的秘書和助理，以及愛丁堡律師公會圖書館的管理員等等。在這個過程中，休謨一直沒有停止寫作，在1754年到1762年之間相繼出版了六卷本史詩級巨作《英國史》，這套書為休謨贏得了同行的認可、讀者的好評、極高的社會地位，還有巨大的財富，直到今天依然被看作最重要也最卓越的英國史著作之一。

如果我們將1765年兩個人正式交往之前的盧梭和休謨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他們的人生軌跡幾乎可以說是相對而行：在事業方面，盧梭在業內的口碑已經從巔峰滑落，在文人圈里變得聲名狼藉，不得不在歐洲各地流亡，而休謨剛剛憑一套歷史著作獲得行業認可，還在事業和名聲的上升期，還沒有獲得與其哲學史地位相匹配的名頭與社會地位。在人際關系方面，盧梭此時幾乎身敗名裂、眾叛親離，在歐洲大城市的社交界已經無法立足，在巴黎更是受到了伏爾泰和達朗貝爾等人的排斥甚至圍剿。而休謨則作為政府委派的外交官和新近崛起的天才歷史學家，進入法國巴黎的社交圈并大受歡迎。

這里，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當時的主流文化圈能夠接受休謨，卻驅逐盧梭呢？這當然與盧梭本人乖張的性情和偏激的行事方式有關，但是，更深層的原因還要在思想層面上尋找。雖然他們同為啟蒙時代的核心人物，持有類似的思想立場，但是究其根本，二人卻分屬不同的哲學世界，所反對的對象非常不同。盧梭攻擊的目標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宗教和教會的權威，另一個就是啟蒙運動主張的文明進步論。所謂文明進步論，就是相信人類的生存狀況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并且可以憑著系統性地應用理性和知識，更快、更強、更好地向前發展。而盧梭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主張人類最好也最理想的狀態是尚未開化的、田園牧歌式的自然狀態，一切所謂的文明進步和成果，比如科學、藝術、政治制度、私有財產、城市生活和社交活動，全都是人性墮落與敗壞的表現。

很顯然，盧梭不僅將自己放在了宗教人士的對立面，同時也把自己放在了反宗教的開明人士的對立面。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時的教會、政府和啟蒙文人圈子都反對并驅逐盧梭了。與此相對，休謨思想的革命性更集中在哲學層面，尤其是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層面。作為一位經驗主義者，休謨反對的是理性主義者在人類理性和客觀事實之間建立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休謨有兩個最著名的觀點：第一個是質疑因果關系存在，他提醒我們，當我們言之鑿鑿地說一個事件“導致”了另一個事件的時候，我們其實只是在說，我們觀察到一件事情發生，然后另一件事情發生，但無法證明是前者“導致”了后者。休謨的另一個著名觀點是質疑理性作為行動動機的能力，他認為人類的行動總是聽命于情感，而不是理性，他主張“理性是，而且應當是激情的奴隸”。

然而，盡管休謨在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層面激烈地反對甚至撼動了我們對于人類理智能力的認識和信念，但他在其他方面可是要比盧梭溫和多了，也更加符合且尊重大多數人的日常直覺。比如休謨反對政治上的激進變革，承認科學和藝術的價值與積極作用，最重要的是，休謨相信城市生活與社交活動對人類有益。人類因其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和依賴性而格外需要與他人合作。因此社會生活對人類來說不是墮落或敗壞，而是一種保護與成全。此外，休謨雖然也質疑與反對宗教的認識論基礎，但是很少觸及教會當局的權力根基。而盧梭則直接挑戰和威脅到了法國與瑞士宗教當局的存在和統治基礎。

這樣看來，要回答第一個問題，說明為什么當時人們對盧梭和休謨的態度迥然不同，或許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兩點解釋：第一，休謨的反思與批判更加“哲學化”，至少在當時看來，在政治上和生活中影響力有限，沒那么危險。而盧梭的批判主要涉及政治和文化層面，他的寫作也有很強的文學性和煽動性，所以更容易引發人們的擔憂、敵意和反對。第二，休謨將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分得比較開，思想上他可以很激進，但是生活中比較懂得變通。盧梭則是在各個方面都要激烈地、飽含個人情感地控訴和對抗這個世界。因此，盡管二人在后世都被視作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也都被看作是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家，但是在當時，兩個人的境遇卻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天差地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