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年的冬日,閩中的天色是那種潤潤的灰,空氣里能擰出清冽的水汽來。我從“中國僑智發展大會”的人聲與光熱里抽身,被福建僑聯劉思一副主席的一句話牽向了閩清:“那里是黃乃裳先生的出生地。”于是,午后便有了這趟探“俠”行程。
紀念館比想象的要素凈,白墻紅瓦,卻有一份不容忽視的莊嚴。青石雕成的黃乃裳立像就立在門前,長衫布鞋,一手微握垂于身側,一手似握著書卷。面容清癯,顴骨分明,最撼人的是那目光——并非遙望天際的激昂,而是微微低垂,沉靜地、專注地凝望著來路,仿佛在等待每一位訪客,又仿佛在檢視自己走過的每一步。寒風掠過,雕像的線條透著石質的冷硬,但那目光里,卻有種穿越百年的溫熱。
來接我的閩清縣僑聯主席蔣孟金,是一位溫文儒雅的中年人。握手時力道很足,一笑,眼角便漾開細密的紋路,那是常年浸潤于史料掌故中的人才有的、一種淵博而親切的神氣。未及寒暄太多,他便引我向里走去:“外頭冷,我們進去看,黃先生的一生,都鋪在這地板上了。”
抬腳邁過門檻,我低頭,瞬間便懂了蔣主席的話。整個紀念館前廳光潔的地面上,竟是一幅巨大的年歷長卷,銅色的刻度在射燈下泛著幽微而堅實的光。它就那樣平平鋪展在腳下,從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的出生,一直迤邐向前。我一時怔住,竟不敢貿然落足,生怕踩疼了某一段歲月。這設計真是奇崛!它迫使你每一步,都必須踏在時間的刻度上,與歷史同行。蔣主席在我身側,聲音不高,卻清晰入耳:“你看,從這里開始。他生在這里,閩清六都湖峰。一個農家子,最早讀的是圣賢書,走的本應是科舉老路。”
我的腳步順著年歷的指引,小心地移動,目光掃過那些節點:“1875年,皈依基督教……1896年,創辦《福報》……”蔣主席的話便如細流,適時地注入這些簡略的文字之間:“黃先生信教,這不是簡單的皈依。他通過當時的教會學會了英語,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蹲下身,指尖虛撫過“1898”那幾個字。蔣主席也隨之俯身,語調沉了些:“這一年,他在北京,與康有為、梁啟超諸君子交往,參與公車上書,那是他想著從頂上把這將傾的大廈撐起來。變法失敗,他名列通緝名單,才被迫南下。”
我們繼續前行,年歷的線條將我引向展廳深處。墻上圖文并茂,玻璃柜里陳著舊物,但蔣主席的講述,讓這一切都活了過來。他不是在背誦史料,而是在描摹一個人。講到黃乃裳為招募墾農,在閩清、古田各處祠堂演說,蔣主席的語速快了起來,手輕輕比劃著:“他對鄉親們不說虛話,不說南洋是金山銀山,只說那里有未開的土地,有活命的機會,但也有瘴氣,有野獸,比在家鄉種田苦十倍。愿意去的,是真正敢把命交出去討生活的人。”他頓了頓,看向我:“這不是蠱惑,是俠義。俠義不是哄人去送死,是把前路艱險一五一十講明,還愿與你同去。”
我的思緒,被他的話牽引著,飄向那浩渺的南中國海。眼前仿佛出現三艘大木船,在1900年的風浪里顛簸,載著第一批五百余名墾民,也載著一個書生破釜沉舟的夢想。年歷上,“1900年,簽約沙撈越詩巫”“1901年,首批墾農抵達”這些字眼,此刻重若千鈞。蔣主席引我走到一面展示詩巫荒原的圖片前,那是一片令人望而生畏的、墨綠色的混沌。“到了,才是開始。砍巨木,排沼澤,防鱷魚,治瘧疾……他要建的,不只是一個能吃飽飯的墾場,更是一個‘新福州’。”他說到“新福州”三字時,格外用力,“所以學校、報紙,幾乎是與墾荒同步的。他心里亮堂得很,沒有文教,幾代人之后,誰還知道自己是福州人?筋骨活下來,魂魄不能丟。”
這漫長的、近乎苦行的十七年拓荒,在蔣主席的講述里,沒有渲染成史詩,反倒充滿具體而微的艱難與智慧。他熟知許多細節,比如黃乃裳如何與當地土著酋長交涉,如何引入胡椒種植改變經濟結構,如何為了墾民的利益,最終與沙撈越當局據理力爭直至離開。這些故事,像一塊塊樸素的磚石,壘起了我心中黃乃裳的形象——那絕非一個浪漫的傳奇英雄,而是一個有遠見、懂妥協、能實干,在復雜現實中一點點開辟出理想之地的實踐家。他的“俠”,浸透了泥土與汗水,是在絕望里生出希望,在異域守護故園文明的堅韌。
當我們沿著年歷,走到“辛亥革命”的時段,蔣主席的神情顯出幾分昂奮:“你看,他人雖在南洋,心何曾一刻遠離神州?”他指著墻上黃乃裳與孫中山的合影,“同盟會的宗旨,與他‘拯世’之心完全契合。他利用僑領身份,籌款運械,不知掩護了多少革命黨人。福州光復時,他已六十多歲,仍然冒險奔走。這是他從‘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走向‘革命救國’的必然。”從宗教到維新,從拓荒到革命,這看似曲折的路徑,在蔣主席連貫的敘述下,變得清晰而必然:一切選擇,都指向同一個內核——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不知不覺,我們已走完七十五年的年歷長卷,來到了紀念館的盡頭。一抬頭,一面素壁之上,四個沉穩勁健、力透紙背的大字豁然映入眼簾:“僑史留芳”。
那一刻,仿佛所有的聲息都靜默了。先前腳下流淌過的時間之河,耳畔響起的生動敘述,眼中見過的種種實物與影像,都在這四個字前匯聚、升華。蔣主席也靜立一旁,片刻后,才輕聲說:“這是對黃先生,也是對所有如他這般僑胞的定評。”
我凝視著那四個字,心中波瀾起伏。“僑史”,是千百萬海外華人奮斗生存、心系桑梓的浩瀚長卷;“留芳”,則是這長卷中那些至堅至韌、至情至性,最終化為民族集體記憶的芬芳。黃乃裳的一生,不就是這“僑史”中最壯麗的一章,其“芬芳”最醇厚的一種么?他所踐行的那種“俠”,不正是一副“俠者”的容顏么?只是,這俠氣,并非金庸筆下那“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颯爽豪快,也非古龍書中浪子孤燈的落拓不羈。他的眉宇間,沒有縱橫江湖的草莽氣,反倒沉淀著一種讀書人特有的憂思與擔負。這是一種沉靜的、厚重的,甚至帶著幾分悲愴色彩的“俠”。傳統的俠客,其道往往系于“恩仇”二字,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事了拂衣,深藏功名,他們的世界是個人化的、快意恩仇的江湖。而眼前肖像里的這個人,他心中所系的,是一個“世”——是家國之世的頹敗,是同胞生存之世的艱辛。他的刀,是手中筆,是懷中理想,是帶領萬千孑然一身、無依無靠的鄉民,去萬里之外的蠻荒之地,向土地、向命運討一條生路的、近乎癡妄的勇氣。這是一種將“俠”之道,從個人恩怨的快意,拓展至民族生存、文明賡續之壯闊事業的“大俠”。他的一生,便是在這“世”的傾頹與重建中,完成了一場漫長而孤絕的“行俠”,早已超越了個人恩怨與江湖快意,深深嵌入了近代華僑愛國愛鄉、開拓奮斗、傳播文明的宏大敘事之中。他是一代僑魂的具體化身。
離開時,再次經過乃裳先生的立像。艷陽下,天空是沉靜的深藍,襯得那雕像的輪廓更加清晰。我忽然覺得,他微微低垂的目光,看的或許正是我們腳下這塊土地——這個他為之奔波一生、魂牽夢繞的故國,藏著一個關于“俠者”在時代激流中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將個人命運匯入民族復興大潮的深刻啟示。黃乃裳的“俠”,不在刀光劍影,而在拓荒的鋤頭上,在辦學的鐘聲里,在革命的熱血中,更在“僑史留芳”那跨越時空的肯定里。那芬芳,是從苦難深處淬煉出的希望,是從異域土壤里綻放的文明之花,歷久彌新,至今仍在這片他深愛的土地上,靜靜地散發著光芒。
來源:松間絮語
作者:周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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