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去了一趟廣東,向他們學習僑務工作的一些好做法、好經驗。其間,我們考察了暨南大學,在石牌校區,陪同的暨南大學統戰部副部長張繼濤告訴我,時間還早,可以去看一下僑史館。我說可以。這個館七八年前我參加中國僑聯在廣州召開的會議時曾看過一眼,但那次太匆忙,跟著大部隊,在交頭接耳中也只能“驚鴻一瞥”。張部長把我們帶到圖書館六樓,在一處并不算寬敞的空間里,門楣上寫著“世界華僑華人文獻館”。來之前,接待方曾再三叮囑,說這里的僑史館與其他地方不同,在學術上最見功力。我也干過僑史館相關工作,天下的史館應該差不多,不過是一些陳列著半真半假物品的地方罷了。走進去才發現,一所大學的史館與其他館比起來還真不同,特別是它對實物的考究非常極致——追求原物與特定歷史節點的關聯,而這些原物在普通觀眾面前可能只是獵奇的故事,但在學者眼中,那些紙張和物件無聲的堆疊,竟有千鈞之重。
文獻館分兩個展區。第一展區由展柜構成,一排排展柜里擺放著泛黃的僑批、舊時的護照、發黃的賬簿,每一件都帶著時光沉淀后的安穩。
第二展區由圖片加電子屏幕組成,主要介紹近代華僑的歷史及不同時期的發展與故事。因為是中午休息時間,館里人不多,我們就沿著展線慢慢地看,腳步忽然在某個轉角處停住了。
展柜上的圖片是關于海外僑胞支持國內抗日戰爭的內容,其中有一張是“南洋星劇社以‘1940·光輝海宇’歌劇募捐義演劇照”的照片,在它的下面粘著一張樂譜手稿的影印件。從影印件來看,當時拓印的時候已經泛黃,褶皺處有些許碎裂的痕跡,但上面的音符和歌詞依然清晰可辨。講解員輕聲說:“這是潘受先生作詞、夏之秋先生譜曲的《賣花詞》手稿復印件。”
作為一個從事僑聯工作16年的人,這兩個名字于我而言并不陌生。潘受(1911年1月26日—1999年2月23日),原名潘國渠,祖籍福建南安,是新加坡教育家、書法家、詩人。夏之秋(1912年2月22日—1993年5月12日),原名夏漢興,湖北孝感市孝南區閔集鄉栗樹灣人,出生于漢口市三署街,是小號演奏家、音樂教育家,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教授。
《賣花詞》,我在此之前還真沒有把他們倆聯系在一起,但在這一刻,它突然從歷史的書頁里站了出來。
講解員給我們講了這份手稿背后的故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抗戰全面爆發,海內外中華兒女萬眾一心。1938年12月,武漢合唱團一行二十八人,在團長兼指揮夏之秋的帶領下,從戰火紛飛的祖國啟程,遠赴南洋。這是一次特殊的遠征——他們要去爭取海外僑胞對祖國抗戰的支援。
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呢?國土淪喪,山河破碎,每一寸土地都浸透著血與淚。而在國境之外,卻有一條綿延萬里的后方戰線,叫作“僑胞”——數以百萬計的海外游子,因為隔著千山萬水,那份遙望故土的眷戀和痛楚,反而更加熾烈。
武漢合唱團出發之際,時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的陳嘉庚給予了全力支持。這支合唱團帶著《歌八百壯士》《思鄉曲》《賣花詞》等抗日救亡歌曲一路南下,借助音樂的力量,激起了僑胞們對日寇的憤慨,大家紛紛捐資捐物支援抗戰。當女歌唱家江心美在舞臺上第一次唱起《賣花詞》時,那質樸的歌聲打動了在場所有人的心弦。
在那個沒有電視、沒有互聯網的年代,是什么讓這么多人被一首歌深深打動?也許是歌聲里的坦誠,也許是旋律中的深情。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漂泊在外的赤子,太久太久沒有聽到炮火中故國的呼喚了。他們痛心山河淪陷,內心充滿對彼岸親人生死安危的徹骨牽掛,同時深知,衰弱的祖國是海外游子遭受歧視的根本原因,這激起了他們“救國即救己”的力量。
講解員告訴我,《賣花詞》的誕生有著一個特別的背景。為了擴大募捐范圍,南僑總會動員南洋中小學生將彩紙和鐵絲扎成紙花,在抗日紀念日期間沿街叫賣,為抗戰籌款。時任陳嘉庚秘書的潘受,正是在這賣花聲中受到觸動,寫下了直白而感人的歌詞,夏之秋又為之譜曲。
“先生,買一朵花吧……”講解員輕聲念出那樸實無華的懇求,“這是自由之花呀,這是勝利之花呀。買了花呀,救了國家。”
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詞句,卻像一顆石子投入深潭,在南洋的每一寸土地上激起漣漪。這首歌迅速傳遍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大街小巷,成為抗日籌款的必唱曲目。在牛車水擁擠的街巷里,在新加坡卡必都戲院的舞臺上,在馬來西亞偏遠的漁港村落,“買了花呀,救了國家”的旋律一遍又一遍地響起。
這樣的歌聲,像是一把鑰匙,打開了僑胞們鎖藏在心底的家國之痛。
講解員繼續講道:武漢合唱團在新加坡的卡必都戲院公演,一連八晚場場滿座,后來在僑胞的要求下,又加演八場。1939年5月,合唱團到馬來西亞各地巡回演出,無論是在繁華的都市,還是在偏僻的漁港,演出一結束,觀眾便爭先恐后地捐款。有的人捧出早已準備好的一大疊鈔票,有的人掏出身上僅有的現金,老人們拿出包了又包的積蓄,孩子們獻上幾枚硬幣,還有人將自己身上的金鐲子、金項鏈、金耳環摘下來往臺上扔。陳嘉庚先生曾用十六字描繪當時海嘯山呼般的捐獻熱潮:“對祖國戰區的籌賑工作,風起云涌,海嘯山呼;富商巨賈既不吝嗇,小販勞工也盡傾血汗。”
在那將近一年半的時間里,武漢合唱團的足跡遍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城市、海港和漁村,約有兩百一十多萬人次觀摩演出。新加坡賣花姑娘毛金蓮及無數南洋中小學生沿街義賣,所有的募集款項最后都由陳嘉庚主持的南僑總會保管,轉贈國內支援抗戰,善款累計達叻幣約二百三十萬元(相當于現在22億美元)。
二百三十萬叻幣。那不僅僅是數字,而是一顆顆赤誠的心。
夏之秋在南洋的義演歷時四百八十天,前往觀看演出的南洋僑胞達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人次,支援祖國的捐款達到叻幣二百三十萬元。這些款項最后都由南僑籌賑總會捐給祖國,換成了糧食、藥品、飛機和汽車,坐著船穿過戰火下危險的航線,抵達那個滿目瘡痍卻從未放棄的祖國。
然而,最打動我的,并不是這串龐大的數據,而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合唱團歸國前夕,南僑總會曾向團員們發放每人五百元的路費。在那個物資奇缺的年代,這是一筆足以安穩返程的路費,但夏之秋把這筆錢又捐了回去。陳嘉庚聽說后深受感動,為他親筆寫下了一張路條,叮囑他在歸途中,凡是遇到南洋華僑機工隊的車,都可以憑這張字條搭乘。
就這樣,夏之秋幾乎是兩手空空地回到了祖國。
講解員說這段話的時候,聲音很輕。我靜靜地看著墻上的那張手稿復印件,看著那些熟悉的五線譜和歌詞,恍然間覺得,那紙稿上跳躍的不只是音符,更是那個特殊時期中華民族發出的吶喊與力量。
我們幾個就這樣靜靜地站著,聽講解員給我們哼曲譜上的旋律。如果當年那個沒有留下回程盤纏的音樂家能夠預知,他留下的曲譜會被一所大學的僑史館如此鄭重地收藏,被一代代后人懷著敬意觀看,他會不會覺得,他在歷史深處的這趟遠行,終歸是值得的。
在想象中,我試圖還原那時的場景。
夜色中的南洋街頭,華燈初上,賣花的女孩挎著小籃子走過騎樓下,用清亮的嗓音哼著剛學會的歌。一位剛從碼頭下班的華人拖著疲憊的身體路過,聽到歌聲停下腳步,看著女孩,把口袋里今天剛賺的一張滿是褶皺的紙幣掏出來,遞給那個小女孩,看著小女孩唱著“先生,買一朵花吧……”,在街角處消失的背影,會心地笑了。
畫面就這樣定格在八十年前南洋的街頭。
時間會過去,人會老去,歌也會被遺忘,但有一朵花永遠不會凋謝。而這花,不是用彩紙和鐵絲扎成的,是千萬顆海外赤子之心澆灌而成的團結之花。
這朵花的力量,也許就藏在夏之秋譜寫的每個音符里,藏在潘受寫下的每個字句里,藏在每一朵被路過的華僑買下的紙花里。它們的總和,構成了跨越國界的文化符號,在風雨飄搖的年代里,連接起海內外中華兒女的血脈,也連接著歷史的過往與未來的使命。
講解員把墻上的一個老式聽筒摘下來,說:“這是以前老唱片留下的聲音,雖然不是很清晰,但能夠把您帶到那個時代。”
我接過聽筒,站在暨南大學僑史館里。歌聲有點深沉,卻不失清亮。它從八十多年前的南洋街頭傳過來,穿過崢嶸歲月,穿過時空阻隔,輕輕落入我的心中,像一片花瓣落在水面,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
來源:松間絮語
作者:周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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