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兩次失去兒子的華人母親，獲得了2026年普利策獎

2026年5月4日，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普利策獎頒獎典禮的現場坐滿了美國文化界的名流。當評委會主席念出"回憶錄/自傳獎——李翊云《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時，全場響起掌聲。

鏡頭掃過觀眾席，找到了這位52歲的華人女作家。她穿著一件剪裁簡單的黑色連衣裙，頭發整齊地盤在腦后。她沒有笑，只是微微點了點頭，然后起身走向舞臺。

在接過獎杯的那一刻，她的眼眶有些發紅，但始終沒有落淚。

"感謝評委會認可這本書。"她的獲獎感言很短，"這是寫給我兒子詹姆斯的。也是寫給所有在黑暗中尋找光的人。"

臺下的人不知道的是，七年前，她的大兒子文森特，也是在19歲這一年，用和詹姆斯一模一樣的方式離開了人世。

同一個母親。兩個兒子。同樣的年紀。同樣的結局。

這是命運最殘忍的玩笑。

北京童年：那個"不正常"的女孩

1972年，李翊云出生在北京海淀區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父親是核物理學家，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母親是語文教師，在一所中學教書。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家庭意味著穩定、體面，也意味著對孩子近乎苛刻的期待。

李翊云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成績永遠名列前茅，作文經常被老師當作范文朗讀，各種競賽獎狀貼滿了家里的墻壁。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獎狀和分數，從來沒能填滿她內心的空洞。

"我從小就覺得，我和周圍的世界隔著一層玻璃。"李翊云后來回憶道，"我能看到外面的一切，能聽到人們說話，但總覺得那一切都不屬于我。"

她的童年記憶里，最清晰的是父親書房的那個書架。那里擺滿了父親的專業書籍，也有一些被"沒收"的文學書——《紅樓夢》《安娜·卡列尼娜》《呼嘯山莊》。

父親不允許她看這些"閑書"，說會"影響學習"。但她總是趁父親不在家時，偷偷把書拿出來，躲在窗簾后面一讀就是一下午。

那些書里的世界，比她的現實生活要真實得多。

小學三年級的一個下午，她在一本舊雜志上讀到了卡夫卡的《變形記》。那個早上醒來變成甲蟲的格里高爾，讓她第一次感到一種奇異的共鳴。

"原來有人和我一樣，覺得自己是個怪物。"她在日記里寫道。那年她八歲。

從那天起，她開始寫日記。不是那種記錄日常瑣事的日記，而是寫一些奇怪的故事——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一座會說話的房子，一只在天空中飛翔的鯨魚。

她把日記本藏在床底下，用一把小鎖鎖起來。那是她最珍貴的秘密。

北大歲月：在期待與自我之間

1991年，李翊云以全省前十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

父母希望她學理科，"將來好找工作"。但她偷偷把志愿改成了生命科學——至少，那還算是"科學"。

在北大，她依然是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但她越來越感到一種窒息。

"周圍所有人都在談論GRE、托福、出國留學。好像人生的全部意義就是離開中國，去美國，拿綠卡，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李翊云回憶道，"但我不確定那就是我想要的。"

大二那年，她加入了北大的文學社。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和她一樣"不正常"的人——他們寫詩、讀小說、討論薩特和加繆，談論一些"沒用"的話題。

那是她大學四年最快樂的時光。

她開始用英文寫一些短篇故事。不是因為她英文有多好，而是因為她發現，用英文寫作時，她可以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中文對我來說承載了太多東西。"她后來解釋道，"父母的期待、老師的評價、社會的規范……每一個詞都有重量。但英文是輕盈的，我可以重新發明自己。"

1996年，李翊云從北大畢業。父母希望她去美國讀博士，"將來當教授，體面又穩定"。

但她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震驚的決定：她要去愛荷華大學，學創意寫作。

"你瘋了嗎？"母親在電話里哭了，"寫作能當飯吃嗎？"

"我不知道。"李翊云說，"但如果不試試，我會后悔一輩子。"

她賣掉了自己的自行車，向同學借了一些錢，買了一張去美國的單程機票。

那年她24歲。她不知道，這個決定將徹底改變她的一生。

愛荷華：從零開始的作家夢

愛荷華城是一個安靜的中西部小鎮，人口不到十萬。

李翊云初到這里時，幾乎不會說英語。她的托福成績雖然過關，但真實的美國生活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聽不懂教授的講課，看不懂超市里的標簽，甚至不敢去餐館點餐，因為不知道該怎么和服務員交流。

第一學期，她每天只睡四個小時。白天上課，晚上背單詞、讀小說、練習寫作。她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生詞和語法筆記，厚得像一塊磚頭。

"那段時間，我每天都想放棄。"她回憶道，"但每當我想買機票回國時，就會想起母親的眼淚。我不能就這樣回去，那意味著她是對的。"

她的第一篇小說，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里完成的。那是一個關于北京的故事，關于一個年輕女孩和她沉默的父親。

她把稿子交給導師時，手都在發抖。

一周后，導師把她叫到辦公室。"你有天賦。"他說，"但你需要學會誠實地寫作。不是寫你認為別人想看的，而是寫你真正想寫的。"

這句話，李翊云記了一輩子。

2003年，她從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畢業。那一年，她31歲。

文壇崛起：那個"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人"

2004年，李翊云的人生發生了轉折。

她的短篇小說《不朽》被《紐約客》雜志選中發表。這是一個關于北京一個家庭的故事，講述了一個年輕女孩如何在政治運動的陰影下成長。

小說發表后，引起了轟動。評論界驚嘆于這個"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人"——她的英文如此地道，卻又帶著一種獨特的東方氣質；她寫的故事如此中國，卻又觸及了普世的情感。

"你是怎么做到的？"有記者問她。

"我只是寫了我熟悉的東西。"李翊云說，"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恐懼。那些東西是真實的，所以它們能打動人。"

此后二十年，她出版了十幾部作品——長篇小說、短篇集、回憶錄。她獲得了包括麥克阿瑟"天才獎"在內的無數榮譽，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

但在中國，知道她的人并不多。

"我早期的小說，擔心會被誤讀，所以沒有授權中文譯本。"她解釋道。她的作品里有很多關于中國政治和歷史的隱喻，她擔心國內的讀者無法正確理解。

直到2023年，在出版人彭倫的不懈努力下，她才同意讓《我該走了嗎》在中國出版。這是一本關于老年、記憶和死亡的小說，被認為是她最成熟的作品之一。

"我希望中國讀者能看到，一個用英文寫作的華人，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她說。

第一次崩塌：文森特的離去

2017年2月，李翊云的大兒子文森特16歲。

他是一個聰明、敏感、熱愛音樂的少年。他在學校成績優異，會彈吉他和鋼琴，夢想著將來成為一名作曲家。

但在那個看似平常的月份里，文森特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消息傳來時，李翊云正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辦公室里批改學生的作業。她接到電話后，整個人僵在椅子上，無法動彈。

"那一刻，世界停止了。"她后來寫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開車回家的。我只記得，當我走進文森特的房間時，他的吉他還靠在墻角，床上的被子還保持著早晨離開時的樣子。好像他只是出去了一會兒，隨時會回來。"

但文森特再也沒有回來。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李翊云完全無法寫作。她甚至無法閱讀——那些曾經給她安慰的文字，現在都變得毫無意義。

"你會反復問自己：為什么？是我做錯了什么嗎？如果那天我做了什么不同的事，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她在后來的書中寫道，"這些問題永遠沒有答案。但你還是會一遍遍地問。"

她的婚姻也在那段時間破裂了。丈夫和她一樣痛苦，但他們無法互相安慰。最終，他們選擇了分開。

"失去孩子后，你變成了另一個人。"李翊云說，"而你的伴侶，也變成了另一個人。有時候，你們無法再認出彼此。"

在深淵的邊緣，是寫作拉了她一把。

2019年，她出版了《理性終結之處》。這是一本奇特的書——母親與死去的兒子對話，在想象中延續他們的交流。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她說，"但寫作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如果我不寫，我就會徹底迷失。"

這本書獲得了評論界的高度評價，但也引發了一些爭議。有人質疑她"消費"兒子的死亡，有人覺得她"應該保持沉默"。

"我不怪他們。"李翊云說，"除非你自己經歷過，否則你無法理解。寫作不是為了'治愈'，因為有些傷痛永遠無法治愈。寫作是為了'見證'——見證那些無法言說的痛苦，見證生命的脆弱與堅韌。"

第二次崩塌：詹姆斯的離去

2024年2月16日，一個寒冷的冬日。

李翊云的次子詹姆斯，在普林斯頓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他19歲，和七年前死去的哥哥文森特一模一樣。

當警察打來電話時，李翊云正在家里寫作。她放下電話，靜靜地坐了很久。然后，她走到窗前，看著外面飄落的雪花。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沒有崩潰。"她后來寫道，"也許是因為，我已經知道深淵是什么樣子了。這一次，我只是再次走了進去。"

詹姆斯和文森特很像——同樣的聰明，同樣的敏感，同樣熱愛音樂。但他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他更喜歡電子音樂，夢想著成為一名DJ。他性格開朗一些，朋友也更多。

"我一直以為，詹姆斯會不一樣。"李翊云說，"我以為，如果我們更小心、更關注、更愛他，歷史就不會重演。但我錯了。"

消息傳出后，輿論嘩然。

中文互聯網上，猜測、指責、謾罵鋪天蓋地。有人說她"克子"，有人說她"控制欲太強"，有人甚至說"兩個兒子都被她逼死了"。有人翻出她的小說，逐字逐句地分析，試圖找到"她作為母親的失職"的證據。

面對這一切，李翊云選擇了沉默。

"我理解人們需要找到一個解釋。"她在一次罕見的采訪中說，"如果指責我能讓某些人感覺好一點，那就讓他們說吧。但有些痛苦，是沒有原因的。有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她取消了所有的公開活動，把自己關在普林斯頓的家里。朋友們擔心她會再次崩潰，但她沒有。

"這一次，我知道我必須活下去。"她說，"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詹姆斯。為了文森特。為了所有愛我的人。"

深淵里的光

第二次喪子后，李翊云再次拿起筆。

《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是一本更私密的回憶錄。她寫下了那些最黑暗的日子——如何在清晨醒來時忘記兒子已經死了，如何在超市里看到某個背影時心跳加速，如何在深夜里一遍遍地問自己"為什么"。

她也寫下了那些"眾生百態"。

有人送來真摯的慰問，說"我無法想象你的痛苦，但我在為你祈禱"；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分析"她的家庭，說"也許你應該看看你們家的基因"；有人甚至問她"你什么時候寫下一本書"，好像她的痛苦只是創作的素材。

"我記錄這些，不是為了表達憤怒。"李翊云說，"而是為了傳達一個觀點：面對他人的痛苦，我們可以也應當表現得更好。有時候，最好的安慰不是話語，而是陪伴。最好的幫助不是建議，而是傾聽。"

在這本書里，她也寫下了自己的"頓悟時刻"。

那是在詹姆斯去世幾個月后，她在普林斯頓的樹林里散步。春天來了，樹木開始發芽，鳥兒在枝頭鳴叫。她突然意識到，生命依然在繼續——不管她愿不愿意，世界依然在運轉。

"我活在自己的人生里，而不是活在他人想象中的人生里。"她在書中寫道，"我不能控制別人怎么看我，不能控制命運給我什么。但我可以控制的是：我如何面對這一切。"

這種"全然的接受"，不是放棄，而是一種更艱難的勇敢。

寫作即生存

很多人問李翊云：經歷了這一切，你為什么還能繼續寫作？

她的回答很簡單："因為寫作是我唯一知道的生活方式。"

在她看來，寫作不是為了"治愈"傷痛——有些傷痛永遠無法治愈。寫作是為了"見證"：見證那些無法言說的痛苦，見證生命的脆弱與堅韌，見證一個人在深淵邊緣如何繼續活下去。

"我的工作就是潛入到人物的頭腦里，替他們活一次。"李翊云說，"也許，這也是我在替我的兒子們活著。通過寫作，我可以讓他們以另一種方式存在。"

2025年10月，她的小說《鵝之書》在中國出版。這是一個關于兩個13歲女孩的故事——一個尖銳好動，一個安靜內省，她們在二戰后的法國鄉村結成了復雜而堅不可摧的友誼。

"你不能用蘋果切開蘋果。"這是小說的第一句話。

也許，這就是李翊云對生命的理解：有些連接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無法被分割；有些痛苦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無法被消解。但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要活下去，依然要愛，依然要創作。

尾聲：活下去的理由

獲得普利策獎后，李翊云宣布，她會把獎金捐給青少年心理健康機構。

"我知道我的兒子們不會回來了。"她說，"但如果我的書能幫助某個正在掙扎的孩子，幫助某個正在痛苦的父母，那這一切就有意義。"

現在的李翊云，依然住在普林斯頓。她每天依然寫作，依然教書，依然在樹林里散步。

有時候，她會夢見文森特和詹姆斯。在夢里，他們還活著，還是少年的樣子。他們會和她說話，會笑，會彈吉他給她聽。

然后她會醒來，發現枕頭上是濕的。

"我不會說我已經'走出來'了。"她說，"你永遠無法'走出來'。你只能學會和悲傷共存，學會在深淵邊緣繼續走下去。"

在《自然萬物只是生長》的最后一頁，她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活在自己的人生里，而不是活在他人想象中的人生里。這不是叛逆，也不是驕傲。這只是——真實。因為唯有真實，才能讓我們在最深的黑暗中，依然找到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這就是李翊云的故事。

一個母親的故事。一個作家的故事。一個關于失去與尋找、痛苦與救贖、黑暗與光明的故事。

不是為了被理解，不是為了被原諒。

只是為了——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