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根性的時代表達——在李春光《問故鄉》研討會上的發言

在文聯工作三十來年，時常有人提及作家、領導、老師李春光先生。李老師在文藝界的口碑、在文學創作上的實績，就這么沉甸甸地展示出來，著實叫人嘆服。

我有幸在《問故鄉》出版后，讀到兩篇非常有分量的稿子。一是黃波先生的《填補和還原歷史的空白》，二是楊煥亭老師《史詩品格與作家的結構主義敘事》。兩篇極具學術含量而非賣人情說官話、套話的文章引起我極大的閱讀期待，那就帶著這份虔誠之心來一次閱讀探險吧。

先說這部作品題材的探險性。一般來說，小說創作雖然是一件極度個人化的活動，但作品一經問世，其所達到的社會反響，所引起的社會評價、所擔承的社會責任往往是作者不可承受之重。古今中外文學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聰明或者說機智的作者往往避開這些容易引起麻煩的題材，選擇更為穩當的敘事對象加以表達。春光先生對牽扯兩岸三地這樣敏感題材的寫作，的確是有冒險的勇氣的。讀完文本后我們發現，這樣的冒險不僅值得，還因其如黃波先生所言“填補和還原歷史的空白”而顯得彌足珍貴。重大而敏感題材的寫作，非有大情懷者不為也，這樣的大情懷就是小說里無處不在的家國情懷。作者小心翼翼把自己掩藏在人物命運的演進里，讓家族故事、個人故事在國家民族的大敘事背景下徐徐展開。感懷而不傷懷、嘆世而不怨世，讓人讀出“為生民立命”主旨，也達成作者“為萬世開太平”的創作初衷。這樣的探險讓人肅然起敬！

再說這部作品創作的困難性。小說創作有兩個討巧之法，一是拉開時代距離，二是拉開現實距離。拉開時代距離，可以賦予故事的傳奇性，這也是許多民間故事往往以“從前吶”開頭的緣故；拉開現實距離，不僅極大地方便了作者的編排，也極大地調動了讀者的閱讀期待。兩個討巧之法《問故鄉》一個也沒占，很是考驗作者處理題材的能力。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講故事的人、故事里的人和聽故事的人幾乎是共時空的存在。如何在歷史洪流中顯現出渭河這一脈的律動，需要作者浪里淘金的耐心和功力。在兩岸三地蕓蕓眾生普普通通的日常中，你的來處、你經歷了什么、你將會咋樣？這既是歷史的叩問，也是現實的叩問。因了這樣的叩問，作品在表現時代和現實的同時立于時代和現實之上。大道如天，返璞歸真，何巧之有！

三說這部作品的鄉土根性。楊煥亭老師說：“作品以1949年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為背景，以地處隴西和渭北高原的鄭姓和秋姓家庭長達五十多年漫長歲月中骨肉分離，情感磨礪，命運起伏為典型，生動地反映了由于歷史原因而造成海峽兩岸暫時處于分離狀態而帶來的‘民族創傷’，深刻地揭示了祖國必然統一，祖國終將統一的時代主題，從而賦予作品以史詩性的品格。”筆者認為，任何具有史詩性品格的作品，都必須根植于某一特定地域并與之血脈相聯。如頓河的土地上有哥薩克的頭顱一樣，作品里游子的根脈永遠在大西北的渭河流域。這時候，說《問故鄉》是“鄉土根性的時代表達”就不算是一個學院派八股式的說法，而是作者終極文本呈現最引人沉思的核心意蘊。故鄉就在那里，思否，念否？故鄉還是故鄉。是在問故鄉呢，還是問自己心里的故鄉？小說的場景無論咋樣轉換，幾代人的命運無論有多么曲折沉浮，故事的演進無論在兩岸三地如何接受時代洪流的蕩滌，鄉土的根一直在，一直是維系幾個家族的血脈之根，一直是叩問生命意義的出發點，也應該是作品里人物終極的皈依處。至此，在作者宏大的敘事背景下，不論走出多遠、走了多久，回歸就成了命定的必然，從而完成作者歷史之問的時代答卷。

文學是我們這個時代尚存的為數不多的同時具有包容性、崇高感和審美意義的存在，有了像李春光老師這樣許多作家孜孜不倦的探尋，使我們與這個繁雜的、酷烈的、冷漠的世界有了安處的可能性。

在此，讓我們致敬李春光老師、致敬文學！

2024年11月26日

本網編輯：司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