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歲畫家袁運生辭世：他的《潑水節》曾是改革開放的風向標

澎湃新聞獲悉，2026年5月7日凌晨3時20分，知名畫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袁運生離世，享年89歲。

袁運生1979年為首都國際機場創作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曾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風向標之一，在一代人的眼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事實上，袁運生在藝術界的地位卻不是因為這“事件”，而是因為其作品。“袁運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最早受到關注的重要藝術家之一，也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代藝術家。”知名藝術評論家賈方舟今天在接受《澎湃新聞｜藝術評論》采訪時說。

對于藝術，袁運生曾說：“先回到源頭，在自己的文化里潤一潤、泡一泡，滾一身泥。”“從中國出發”，也成為他留給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精神遺產。

袁運生（1937-2026）

袁運生的藝術啟蒙，深受其恩師董希文的影響。董希文推崇敦煌藝術，有言“一筆負千年重任”，這種對民族傳統藝術精神的敬畏與使命，深深植入袁運生的心中，成為貫穿其一生的燈塔。

袁運生1937年生于江蘇南通，1962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董希文工作室。1979年，他參加首都機場壁畫創作，其《潑水節——生命的贊歌》因極富裝飾性的人體形象引發了廣泛的社會爭議，后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最具標志性的作品之一，并被廣泛認為是新中國美術發展史上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和里程碑。

《潑水節——生命的贊歌》的社會影響力超越了藝術本身，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與社會現象，這件作品被外界解讀為中國開始思想解放、走向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的重要文化信號之一。

1979年10月，袁運生在北京首都機場

《潑水節——生命的贊歌》局部

袁運生先后任教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壁畫系。1982年赴美訪學與任教，1996年回國重返中央美術學院，持續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藝術”之路。

袁運生，《自畫像》 28×35cm 布面油彩 1975年

賈方舟對澎湃新聞表示，袁運生的藝術道路，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化氛圍緊密相連，“他在中央美院上學的時候，就因為思想活躍受到壓抑。改革開放以后重新回到美院，很快就因為到西北考察、研究傳統文物，以及后來首都機場壁畫的創作，成為最受關注的藝術家之一。”

袁運生《潑水節——生命的贊歌》色彩稿第一稿 33.9×198.6cm 紙本水彩 1979 藝術家自藏

袁運生后來赴美多年，在紐約期間藝術語言發生很大變化，“和首都機場時期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他后來作品的表現性特別強，很多都是半抽象狀態的作品”。但在他看來，袁運生始終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他接受西方藝術很多，但同時又特別強調中國傳統，而且對中國傳統的評價非常高，這一點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袁運生 ，《無字碑》， 1991-2015，紙本水墨， 180 x 288 cm

很多公眾最初認識他，是因為1979年的“首都機場壁畫事件”。在首都機場創作的大型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中，他描繪了傣族女性沐浴的裸體形象。在今天看來并不罕見的畫面，在當時卻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議。圍繞“裸女”的討論甚至驚動高層，壁畫一度被遮擋。這場風波后來被視為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文化事件，也成為中國藝術重新面對“身體”“生命”與“自由”表達的一次歷史性時刻。

《潑水節——生命的贊歌》（局部）

但對于許多藝術家和評論家而言，真正讓袁運生重要的，并不只是這一事件，而是他貫穿一生的藝術探索。

賈方舟曾撰文《特立獨行袁運生》，認為袁運生始終堅持一種“從中國出發”的藝術道路。他關心的問題，并不是如何簡單學習西方現代藝術，而是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內部，找到中國現代藝術真正的根和源。

中年時的袁運生

這種思考早在1970年代便已出現。在長春工作期間，袁運生曾創作過大量風景和靜物作品。彼時現實主義主題創作仍是主流，而他筆下卻常出現植物、花卉、公園、湖水等“日常”題材。《磁州窯瓶花卉》《長春植物園》《長春南湖公園》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對印象派色彩和現代主義語言的興趣，也能感受到一種壓抑年代中仍不愿熄滅的生命熱情。

袁運生，《長春植物園》，布面油畫，56 × 78 cm，1971

1978年，云南之行成為袁運生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折。

應云南美術出版社邀請，他赴西雙版納寫生。當地雨林、植物、傣族人物與節慶場景，使他找到了新的視覺語言。那些層層疊疊的衣紋、富有節奏感的線條、繁茂交織的植物結構，既來自中國傳統線描，也帶有現代主義的構成意識。

袁運生，《傣女一般像》，毛筆宣紙，68x95cm，1978秋

后來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漸形成。1979年以后，中國藝術界開始進入新的階段，而袁運生也開始不斷突破自己的邊界。

正如一些評論所言，線，立體的線，是袁運生結合中西的產物。袁運生并非中國畫的使徒，而中國畫亦非袁運生的歸宿。然而，袁運生相信并仰賴線的美學，以至于他反復回歸中國畫與書法的藝術樣式中（當然他并不拘泥于此）。更重要的是，袁運生自生涯早期就借用了線的美學，比如《云南植物寫生》等素描中，袁運生以線描述一切，內里勾連著中與西的圖式與構式。

1980年前后，他創作了《愛戀》《生命之歌》《少年》《相思》等紙本彩墨作品。相比機場壁畫中明確的裝飾性與節奏感，這些作品顯得更加自由、狂放，也更接近后來人們熟悉的“袁運生風格”。

1982年，袁運生赴美。出國前，他曾寫下《魂兮歸來——西北之行感懷》，提出“中國藝術精神”的問題。對他而言，美國并不只是學習西方藝術的地方，更像一次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契機。

袁運生，《麥積山雙佛像白描》，138.5x69.5cm，宣紙水墨，1981

在美國期間，他先后任教于塔夫茨大學、麻省大學、史密斯學院、哈佛大學，也系統觀看了大量西方現代藝術原作。他曾拜訪德庫寧、勞申伯格等藝術家的工作室，并深入研究現代主義的發展脈絡。

但越是接近西方現代藝術，他越意識到，中國藝術不能只是重復西方。

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其實早已蘊含抽象性、表現性與精神性的因素。無論是莊子的哲學、禪宗的“頓悟”，還是石濤的“一畫論”，都包含著一種對“狀態”和“即時性”的把握。這也讓他逐漸意識到，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藝術之間，并非完全對立。

進入199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開始呈現更強烈的表現主義氣質。《時間》《人世》《九重》等作品中，復雜交錯的線條、劇烈堆積的色層、彼此纏繞的人物與空間，使畫面始終帶有一種精神性的重量。

袁運生《狂想曲》， 1991-2015，紙本水墨， 180 x 291 cm

2001年，袁運生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大型個展，并親自命名為《從中國出發》。這個展覽標題，幾乎成為他一生藝術道路的總結。

袁運生，《縱浪大化》，300x1800cm，布面水墨。2011，2023年藝術家捐贈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晚年的袁運生，繪畫逐漸趨于簡凈。相比1990年代那些充滿沖突的畫面，晚年的山水與紙本作品開始出現更多留白。線條變得克制，色彩也趨于安靜。一些作品中甚至出現火車、山石、小路等帶有童趣意味的形象。

2022年夏秋，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舉行大展“袁運生的歷程”，展覽作品貫穿袁運生從上世紀50年代至今的藝術歷程，時間跨度長達70年之久。展廳中兩百多件不同類型的作品和豐富的檔案文獻構成了袁運生的藝術世界，重現袁運生對20世紀后半葉中國藝術變革的巨大貢獻和卓越才華。

龍美術館（西岸館）“袁運生的歷程”展覽現場

2025年底，袁運生的大型個展“失序與并存”在北京當代唐人藝術中心舉行，這或為他生前最后一場大展。

袁運生曾說：“先回到源頭，在自己的文化里潤一潤、泡一泡，滾一身泥。”“從中國出發”，也成為他留給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精神遺產。

共工觸不周山、女媧補天(大興機場壁畫)（局部）300×2000cm 布面炭筆 2019 藝術家自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