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楚辭》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詩歌總集，與《詩經》并稱為中國詩歌的兩大源頭之一。其中，屈原的《離騷》不僅是《楚辭》的核心，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大型個人抒情詩之一。 澎湃新聞獲悉， “獨騷——楚辭文化意象與龍舟”近日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對外展出。這一籌備頗久的大展通過三個單元，呈現《楚辭》對后世跨越兩千年的文化影響力，展品包括《歷代圣賢半身像冊屈原》、宋代米芾書《離騷經》、元代趙孟頫《九歌圖并書卷》等。
《楚辭》自戰國時代（西元前475-前221）出現，以《離騷》、《九歌》、《天問》等名篇為核心，其文學表現獨樹一幟，與《詩經》并列，成為中國文學的兩大傳統。其中，《離騷》作為全書的靈魂，為后世提供了一種應對現實困境的處世典范，常被視為《楚辭》的代稱。關于屈原的史實考據雖仍有爭議，但其形象已折射出多重且深刻的文化投影。
宋米芾書《離騷經》（局部）
《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首部能將作者與作品深刻連結的創作，將個人在社會、政治中的挫敗，轉化為瑰麗的想像，并透過“香草美人”的隱喻，確立了知識分子“以物言志”的傳統，使這部經典成為深植于文化脈絡中的重要根基。屈原的人生遭遇與這部經典相互激蕩，使《楚辭》不僅具備文學高度，還擁有生命的厚度。《世說新語》記載：“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屈原具悲劇色彩的生命結局，與節俗活動深度串接，使原本孤絕的文學意象，交織進歡騰的歲時節慶活動之中。
元趙孟頫《九歌圖并書卷》（局部）
戰國烽煙中的屈原
屈原所處的時代，正值戰國格局劇烈動蕩的關鍵轉折期。早期楚國國力強盛，在南方江漢流域具有主導地位。透過《曾姬壺》的楚曾聯姻背景，可見當時楚國藉由外交與聯姻構筑起穩固的網絡，展現了大國的政治能量。然而，隨著秦國在商鞅變法后的強勢崛起，這種平衡逐漸被打破。
《歷代圣賢半身像冊》屈原
進入楚懷王、楚襄王時代，楚國面臨嚴峻的內憂外患。對內，朝廷深陷派系傾軋與決策紛歧；對外，則需應對秦國凌厲的攻勢。屈原為楚國重臣，身處于此動蕩局勢中，其閱歷記錄了個人在國勢傾頹之際的艱難選擇。本單元嘗試從內政與外交的歷史背景，勾勒楚國從強盛走向衰變的時代輪廓，并呈現屈原在烽煙里的處世姿態。
秦楚相爭
公元前313年，秦相張儀前往楚國，以獻出“商于之地六百里”為誘餌，誘使楚懷王與齊國斷交、與秦國友好。然而楚國一陷入戰略孤立，秦惠文王（西元前356–前311）隨即背棄承諾，促使楚懷王憤而出兵并慘敗。這場外交詐術重創楚國的聲譽，當時力主維持齊楚同盟的屈原，亦因此在朝廷中逐漸失勢，最終投江自盡。
屈原的政治生涯跨越楚懷王、襄王兩代，見證了秦楚關系從盟友走向決裂。此篇《詛楚文》為秦王藉由祭祀神靈，數落楚國背棄盟約、內政失德的文告，其具體時代雖有爭議，但無疑是研究當時大國激烈博弈的可信文本，著名學者如郭沫若（1892–1978）甚至主張是秦惠文王為了合理化秦國出兵攻楚的正當性所作。
秦楚兩國疆域的消長，直觀呈現了這場爭霸的殘酷局面。從最初的楚大秦小，到懷王時期失去巫、黔中，襄王時期連都城郢都被秦將白起攻破，被迫遷都，不再能與秦國分庭抗禮。
瑰麗奇幻的楚文化
楚文化發源于江漢流域，核心特色為深厚的巫風信仰，社會彌漫著祭祀與招魂的神祕氛圍。在藝術表現上，楚人的青銅器、漆器與絲織品，風格瑰麗且富于奇幻想像。青銅代表作如造型奇特的鹿角立鶴、工藝精湛的曾侯乙編鐘，以及具神祕圖騰色彩的雙頭鎮墓獸。漆器與帛畫則透過流暢線條，勾勒出人神交感與靈魂升天的情境。在文學表現上，則以《楚辭》為代表，與北方中原的《詩經》并列為“風騷”，華麗、奔放且充滿神話色彩，體現出南方獨特的審美觀與生命力。近年出土的戰國楚簡，甚至出現了《楚辭》佚篇。
江潭行吟的屈原形象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首位能將自身生命憂患與政治挫敗，深刻交織進詩詞創作的作者。其代表作《離騷》意為“離憂”，展現他“忠而被謗”的極度憂憤。被放逐后，他“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那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身影，成為歷代反復詮釋的孤絕意象。他在與漁父對話中展現不愿“蒙世俗之塵埃”的高潔，將挫敗轉化為對理想不屈的堅貞。這份精神感召，使后世名士在“痛飲酒，熟讀《離騷》”時，不僅是在閱讀經典，更是在尋得跨越時空的共鳴與精神依歸。
秦 巫咸朝那 《詛楚文帖》
秦 巫咸朝那 《詛楚文帖》
秦 巫咸朝那 《詛楚文帖》
這份文告是公元前四世紀末，秦惠文王在祭祀神靈時數落楚國背約失德、合理化秦國出兵正當性的政治聲明。此帖雖為北宋《絳帖》翻刻本，卻真實記錄了大國博弈的歷史情境。在文字演變上，其字形較秦篆方整，筆畫尖細且轉折明顯，具甲骨文遺意。部分用字上承周代金文，下開小篆先河，是觀察戰國秦系文字從金文過渡至小篆的重要歷史見證。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 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 陳洪綬 屈子行吟圖《楚辭》明崇禎十一年刊本
明陳洪綬屈子行吟圖《楚辭》。畫面中屈原戴高冠、佩長劍、行吟江畔的形貌，揉合了《九章·涉江》中“帶長鋏之陸離，冠切云之崔嵬”，以及《漁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特質。書中十二幅插圖出自陳洪綬（1598–1652）之手，呈現明代出版業圖文互映的繁榮景象。陳氏筆下的屈原形象，不僅精準轉譯了文學意象，更因其獨特的視覺風格，成為后世公認的經典范式。
楚辭：跨時空的文化共振
《楚辭》為楚地詩歌總集，是與《詩經》并稱“風騷”的文學經典。其內容記述了屈原的心靈世界與家國憂患，融合神話信仰與地域特色，確立了南方文學的崇高地位。這些篇章透過香草美人的隱喻、對山川神靈的叩問、以及對上天下地的奇幻巡禮，將現實理想升華為永恒的文學意象。
這部經典對后世的浸潤，不僅見之于歷代的著述考辨，更深植于士人的精神底蘊。從《離騷》的堅貞志向、《九歌》的人神交感，乃至“痛飲讀離騷”的名士傳統與流傳千古的名句，皆已轉化為珍貴的文化資產。這一單元以經典篇章為引，穿梭于瑰麗詞藻之間，領略《楚辭》在書法、繪畫等領域無所不在的深遠影響。
離騷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本冊《補繪蕭云從離騷圖》由宮廷畫家門應兆（生卒年不詳）奉敕，在蕭云從（1596－1673）版本基礎上補繪而成，由原有的64幅大幅擴增至155幅巨制。
《離騷》意為遭遇憂患或指離別之愁，是屈原將生命憂患與政治挫敗交織而成的長篇。開篇具自傳色彩，由高陽苗裔血緣與庚寅生辰出發，強調天賦美質與后天修養。此篇并開創“香草美人”傳統，以芳草喻高潔品德，以美人比擬明君賢臣，確立了知識分子“以物言志”的抒情典范。
宋 蘇軾 書中山松醪賦
宋 蘇軾 書中山松醪賦
宋 蘇軾 書中山松醪賦
宋 蘇軾 書中山松醪賦
宋 蘇軾 書中山松醪賦
宋 蘇軾 書中山松醪賦
宋 蘇軾 書中山松醪賦
此賦寫于紹圣元年（1094），為蘇軾（1037–1101）赴貶惠州途中所作。大雨受困于旅店，他追憶定州釀酒往事，將飲酒與困頓際遇交織于文章中。
《世說新語》“痛飲讀離騷”之語，確立了文士應對失意的精神范式。蘇軾賦末自許“續離騷”的宣告，反映對屈原精神的接續。透過文學轉譯，他將個人不遇升華為豁達力量，深刻演繹了士大夫在憂患中以《離騷》為媒介，與先賢跨時空共鳴的實踐。
九歌
元趙孟頫《九歌圖并書卷》
《九歌》原為楚地民間祭神樂歌，經屈原加工潤飾，轉化為情感深沉的文學篇章。其內容涵蓋天神、地祇與人鬼，如司掌壽命的大司命與江湘水神湘君、湘夫人等。
屈原將神話轉化為詩篇，透過祭祀者與神靈間渴慕而不可得的“人神戀”隱喻，寄寓自身的郁結，表現忠臣追求明君的孤耿情懷。這種轉化為政治托寓的手法，確立了后世文學中表達忠貞不渝、幽憂憤懣的抒情傳統，使《九歌》成為《楚辭》中詩化程度最高的形式。
明 尤求 畫洛神圖
洛神題材延續由《九歌》開啟的水神藝術傳統，兩者共享于水畔追尋所慕、尋而不遇的感傷母題，寄托了深切的思念、失落與哀怨之情。洛神御風凌波、若往若還的動態，與《九歌》中湘水女神“美要眇兮宜修”的空靈氣韻一脈相承。
尤求（活動于16世紀）以柔韌流暢的白描線條，勾勒出精工秀雅的洛神形象。畫面中洛神衣帶飄舉，與足下波濤相互呼應，盡顯靈動神采。
天問
《天問》為屈原流放時，見先王廟壁畫之神靈怪異，因憂憤“呵而問之”所作。全篇由百余個詰問組成，內容上起宇宙起源、下至歷代興衰，風格瑰詭慧巧，展現強烈的求索與批判精神，將現實不平升華為奇幻史詩。
蕭云從（1596－1673）首創全圖五十四幅，開此篇圖像化先河；門應兆（生卒年不詳）奉敕補繪時，則在蕭氏圖稿基礎上，將瑰麗奇幻轉化為井然莊重的表現。
清 蕭云從繪 離騷圖 清順治二年（1645）刊刻
清順治二年（1645）刊刻的蕭云從（1596－1673）《離騷圖》，是楚辭圖像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蕭氏賦予圖像獨立于文本的詮釋力，并將不同篇章的場景融合，提供跨文本的視覺導讀。原刊本包含《離騷》、《九歌》、《天問》等共64幅圖，素材博采自《山海經》、戲曲插圖與歷代名家作品。此作誕生于明清易代之際，深刻承載了士大夫的離亂之慨與隱逸情懷。其瑰奇風格與精湛版刻，被視為清初木刻版畫的藝術高峰。
欽定補繪蕭云從《離騷》全圖
此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門應兆奉敕補繪的版本。除保留并臨摹了蕭云從（1596–1673）原有的64幅圖，還大幅增補91幀，成為總計達155幅圖的巨制，是《楚辭》相關圖像中規模最宏大、完整的圖本。
與順治二年本相比，蕭云從的畫面追求自由流動、保有大量留白的詩意，人物形貌飄忽；門應兆則轉向布局嚴謹、細節填滿的特色。
九章、卜居、漁父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清 門應兆 補繪蕭云從《離騷圖》
這三篇均為屈原放逐江湘期間，將生命憂患轉化為人格自剖與處世抉擇的代表作。《九章》輯錄隨感散篇，詳實記錄政治遭遇，旨在申明“忠信之道”并印證生平志節。《卜居》與《漁父》則藉由問卜與江畔對話，展開靈魂詰問。面對“舉世皆濁我獨清”的現實困局，屈原拒絕“與世推移”，展現“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的決絕。這些篇章在仕、隱、死的交織中，辯證隱逸與入世之執著，成為后世士人在磨難中守衛尊嚴與節操的精神典范。
端午民俗的屈原記憶
農歷五月正值仲夏，自然環境隨氣候轉變而百毒齊出。在屈原相關傳說定型前，民間已有順應節氣的習俗，透過懸掛藥草、蘭湯沐浴等方式驅邪避穢。龍舟競渡的原始功能，亦可溯至江漢地區祈求排除水厄的水神祭祀。
這份原屬因應環境的驅避傳統，與屈原投江的生命結局相互匯流。龍舟從祭儀轉化為群體的競速活動，伴隨震天鑼鼓的節奏，將原本帶有驅邪色彩的水上儀式，轉化為追思詩人的集體行動。這一單元展示節俗相關的作品，呈現孤絕的文學意象如何透過歲時活動滲透進常民生活，交織出歡騰的節慶景觀。
明 王穀祥 《盤石菖蒲》
王穀祥（1501–1568）精于花卉寫生，本幅繪制菖蒲奇石盆景。畫幅上方有金用（約活動于16世紀）所題《菖蒲歌》，不僅稱許菖蒲“通仙靈”之質，更透過“靈均遺騷經”的典故，將植物特征與屈原《離騷》深度連結。
此歌結合了端午辟穢與祈求長生的民俗，使本作從書齋清供轉化為守護生命的吉祥寄托，將文人雅趣與歲時節令的意象成功融匯為一體。
元 吳廷暉 《龍舟奪標》
吳廷暉（活動于14世紀）擅長青綠山水與花鳥。《龍舟奪標》描繪端午盛事“龍舟競渡”，中心龍船裝飾華麗，前后船只搖旗吶喊、鑼鼓喧天，兩岸儀仗隨行，生動表現節慶熱鬧場面。全作勾描細膩，人物精密生動且舟船工整華麗，線條有如游絲般細致柔和。畫風雖標元代，實近于明代風格。
競渡不僅呼應驅邪避惡的傳統，后更加入紀念屈原的意涵，體現節俗在常民生活中的演變。
元 王振鵬《寶津競渡圖》
元 王振鵬《寶津競渡圖》
元 王振鵬《寶津競渡圖》
元 王振鵬《寶津競渡圖》
元 王振鵬《寶津競渡圖》
元代界畫名家王振鵬（約1280–1329）擅長精準規矩的界畫。《寶津競渡圖》采水墨白描，以纖細線條勾勒金明池龍舟競渡的盛況。畫中主龍舟宏大華麗，四周環繞著眾多小艇，樓閣舟車刻劃精微、纖悉畢具，并生動描繪水戲與雜技表演。
內容雖取材自北宋《東京夢華錄》，圖稿并非亦步亦趨跟隨文本，而是疊合不同時空的慶典細節。傳世相似版本眾多，而筆墨品質略有差異，應是反映作坊集體合作的現象。
（本文圖文資料據臺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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