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丨毛立新：把刑辯做到律界“高精尖”

人物簡介

毛立新，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合伙人、律師，兼任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刑事辯護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安徽大學兼職教授、刑事辯護研究中心聯席主任，西北政法大學刑事辯護高級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師范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廈門大學、安徽財經大學兼職碩士生導師，北京理工大學法律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校外導師，北京市律師協會刑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東城區律師協會刑事業務研究會主任、北京市律師協會面試考核考官。

2026年3月1日，在位于北京環球貿易中心B座17層的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尚權律所），毛立新剛結束一場面試。

采訪當天是一個周日，律所正在招聘新人，由毛立新親自把關。他一身正裝，胸前別著紅色的尚權律所徽章。初次見面，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嚴肅、不茍言笑，自帶氣場。這或許是他近20年刑辯生涯留下的印記，又或許是更早之前，那段公安偵查經歷刻進骨子里的職業本能。

但隨著3個小時深度訪談的展開，本刊記者發現，他藏在嚴肅背后的立體與豐富——講起律所專業化建設，他像一位學者般嚴謹，對律師寫論文、做研究要求極高；講起曾經辦理的案件，他又恢復了刑警本色，視角銳利，抽絲剝繭，同時飽含著對當事人遭遇的深切同情；談到律師行業的市場趨勢，他對營收數據、行業邏輯等了然于胸，思路清晰。

這就是毛立新——一個集偵查思維、學術素養、辯護激情和管理智慧于一身的律界“多面體”。

“十年一階”，為刑辯磨劍

毛立新的人生軌跡，像他的性格一樣豐富：10年公安，10年學術，2017年1月接任尚權律所主任，至今又是近10年的光景。從警察到學者再到律師，他始終在同一個領域深耕，每一次轉型都是基于對既有領域深度掌握后的探索欲。

1993年，毛立新從安徽大學法律系畢業，進入安徽省公安廳工作。除去在基層刑警隊鍛煉的1年，他在刑事犯罪偵查總隊干了5年，在經濟犯罪偵查總隊干了5年，兩次榮立個人二等功。30歲出頭，他已是經濟犯罪偵查總隊支隊長、三級警督。在旁人看來，他的前途光明，但他卻選擇了離開。

“性格使然。我干一個事情，干到一定程度，興趣可能就要轉移了。”毛立新解釋道。做了10年警察，他對這個職業的門道已了然于胸，覺得“再做下去就是重復”。

正好那幾年，毛立新讀完了訴訟法學在職碩士，對學術的興趣越來越濃。2004年，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首次招收刑事訴訟法專業博士生。毛立新一邊忙專案，一邊備考，竟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該校，師從資深教授崔敏。于是，他毅然辭去公職，赴京讀博。

博士畢業后，毛立新進入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成為一名專職研究人員。那幾年，他出版了專著《偵查法治研究》，發表了60多篇學術論文。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毛立新認識了尚權律所的創始人張青松。當時，尚權律所剛成立一年多，是全國第一家只做刑事業務的律所。毛立新一聽就來了興趣，問能不能來做兼職，張青松對他表示了歡迎。

2007年年底，毛立新把律師實習手續遞交給尚權律所，從此便與這家律所結緣。“其實，我從未離開刑事司法領域，只是視角變了，”他說，“做警察，是從控方角度，研究怎么取證、怎么構建指控體系；做學術，相對中立，研究制度和程序；做律師，則是從辯方角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016年年底，尚權律所創始人張青松萌生退意，力勸毛立新辭去教職、接掌尚權。毛立新的人生再一次面臨抉擇，他慎重考慮后，于2017年1月辭去教職，成為尚權律所的專職律師。隨后，他被民主選舉為新一屆律所主任。

“當時，我覺得去尚權律所當主任，能通過一個個具體案件，為我國法治建設作出一定的貢獻。”毛立新說。

于是，又一個“十年”開始了。

學術化為專業辯護插上翅膀

“只做刑事，這個不叫專業化，做得比別人好，才叫專業化。”毛立新說。

2017年接手尚權律所時，毛立新面對的是一個已經發展了11年、擁有良好聲譽的刑事專業律所，但也存在一些短板。“隊伍專業化程度參差不齊，真正科班出身的律師較少。這與尚權律所的聲譽和未來發展需求不匹配。”他直截了當地指出。

毛立新決定“大換血”。此后幾年，尚權律所全面引進政法院校刑法、刑事訴訟法專業的研究生，將律師隊伍逐步替換為科班出身的專業人才。如今，尚權律所的主力律師基本是2017年之后來的年輕人，像胡佼松、于天淼、宋立翔、易文杰等人，已成長為律所的合伙人。

毛立新深知，專業化不能止于學歷。他提出了一個核心理念：學術化帶動專業化。“對一個問題，只有當你比公訴人甚至比法官研究得更透徹時，你才能在庭審辯論的據理力爭中，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他說，“我們要做律所中的‘高精尖’，追求達到全國一流水平，實現更高程度的專業化。”

在這一理念的驅動下，尚權律所逐步構建起“辦案、學術、公益、培訓”一體發展的運營模式。毛立新將其概括為：“專心辦案件、潛心做學問、熱心做公益、用心做培訓。”尚權不僅是一家刑辯專業所，也是一個刑事法律學術研究平臺、一個法律援助公益機構、一所刑辯技能培訓學校。

在尚權律所，學術被置于核心位置。尚權律所要求，所有案件不僅要做法條檢索、案例檢索，還要進行學術文獻檢索。“要對學術界怎么認識這個問題、怎么解釋這個法條或概念了如指掌。”更硬性的規定是：每位青年律師和律師助理每月必須撰寫一篇專業研究文章，合伙人也不例外。在這樣的氛圍中，連續多年，尚權律所的原創實務文章始終保持在每年100篇以上。

培訓體系也從內部起步，逐步向外輻射。新入職的律師要接受一周集訓，此后，在辦案中通過師徒制的“傳幫帶”快速成長。尚權律所逐步建立起覆蓋閱卷、會見、發問、質證、辯論全流程的課程體系，這套“診所式”技能培訓體系被中國政法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引入刑事法律診所課程。

公益是尚權律所的另一張名片。從2007年至今，死刑復核法律援助項目持續近20年，推動律師介入死刑復核程序從無到有。“蒙冤者援助計劃”從2014年啟動，已成功辦結多起有社會影響力的重大案件。毛立新親自辦理了其中多起案件，包括較為知名的繆某華故意殺人、繆某樹等包庇再審宣告無罪案。

尚權律所的發展模式，表面上看是四個獨立的板塊，實則環環相扣：辦案產生研究素材，學術研究提煉方法論，培訓輸出知識體系，公益塑造品牌形象。它們共同服務于一個目標——打造一家具有廣泛影響力和良好美譽度的精品刑事專業所。

這種學術化的要求，在具體案件中是如何體現的？

2026年1月8日，毛立新收到一份來自某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書。他和張宇鵬律師代理的一起國內首例商業銀行分行被控票據詐騙罪的案件，歷經6年3次審理，終告無罪。該案充分體現了學術化對專業辯護的支撐作用。

2015年，某商業銀行分行員工姚某與票據中介季某某等人合謀，通過一系列違規操作，幫助季某某實際控制的公司簽發無資金保證的商業承兌匯票，騙取貼現款11億元。季某某向姚某行賄440萬元。票據到期后因無力兌付，造成某商業銀行7.7億余元損失。

檢察機關指控，某商業銀行分行構成單位犯罪，姚某為直接責任人員。理由是姚某的行為經過銀行內部的層層審批，體現了單位意志，且利益最終歸屬于單位。針對指控，辯方的核心辯護思路是：姚某的行為不能體現單位意志，某商業銀行分行不構成單位犯罪。

“單位犯罪的認定，有嚴格的法律標準，”毛立新解釋稱，“根據《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是單位犯罪。該案中，姚某向單位隱瞞了關鍵信息——出票企業是季某某控制的公司，直接為持票企業辦理貼現的銀行也被季某某控制。單位審批的，只是一份正常的轉貼現合同，賺取的也是正常利息差70余萬元。而對于姚某個人收受的440萬元好處費，單位毫不知情。”

這一辯護思路，觸及單位犯罪的核心法理：單位意志與個人行為的區分。“單位員工的民事代表行為，不能等同于刑事上的單位意志，”毛立新說，“姚某知情的信息，不等于單位知情。他向單位匯報時，只說有筆轉貼現業務，沒說背后的事情。單位審批的是正常業務，賺的是正常利潤，故不應由單位承擔刑事責任。”

2025年12月29日，某高級人民法院終審采納了他們的辯護意見，判決某商業銀行分行無罪。毛立新在該案總結中寫道：“單位犯罪辯護，關鍵在于穿透表象，厘清單位意志與個人行為的界限。這需要扎實的刑法理論功底，更需要精細的證據分析能力。”這正是學術化帶給專業辯護的力量。

“專科”效應與長期主義回報

毛立新認為，刑事辯護是個“小市場”。“我們律所規模控制在百人以內，不需要辦太多案件，一年辦200多起就夠了。”毛立新對律所發展的定位很清晰：收費案件面向全國范圍內5％真正有支付能力的高端案件。目前，尚權律所北京總所每年辦案百余起，人均創收保持在行業較高水平。

毛立新打了個比方：“我們就像北京的專科醫院。綜合性的大醫院有它的優勢，但專科醫院之所以能生存，就是因為有專業性，有其他醫院超越不了的獨特東西。我們就是要保持在刑事這個專業領域的領先地位。”

這種定位決定了尚權律所的運營邏輯：不做規模化，只做精品化。當很多律所熱衷于開設分所、擴大規模時，尚權律所卻反其道而行之，逐漸收縮分所布局。“地方市場很難支撐一個只做刑事業務的專業所，分所開多了最終會傷害品牌聲譽。”毛立新說。

不追求規模，但追求影響力和美譽度。“我們要像愛惜自己的眼睛一樣愛惜尚權律所的聲譽。”他說。

這一策略正在收獲意想不到的正向效果。近年來，整個律師行業面臨市場萎縮、人數增加的壓力，刑事辯護市場同樣承壓。但尚權律所的創收卻逆勢增長，所有合伙人的收入增長明顯。

更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帶來的紅利。毛立新發現，一個有趣的變化正在發生：以前的案源主要靠同行、熟人介紹，現在越來越多的客戶是直接從一些人工智能工具搜索過來的。他們搜“北京刑事律師”，尚權律所的名字會被反復呈現。

“我們從來不參與一些機構的排名，不花錢做優化，”毛立新說，“20年的積累在互聯網上是有記憶的，我們做了那么多事，每年100篇原創文章，這些都能被抓取到。這是其他新律所做不到的。”

2025年，尚權律所的公共案源增長了一倍多。毛立新預計，如果按這個趨勢，公共案源營收很快將突破千萬元。“這就是堅持長期主義的回報。”他說。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

2026年1月24日，尚權律所合伙人會議完成了新一屆的換屆選舉。經民主選舉，毛立新當選尚權律所名譽主任，高文龍接任律所主任并連任管理委員會主任。

這標志著毛立新職業生涯又一個“十年”的結束。但轉身并不意味著離開。

據毛立新判斷，大律師的時代正在過去。“這個時代，想成名成家越來越難，大家越來越平均化。收入特別高的大律師可能會越來越少，律所未來主要靠合伙人平均創收和公共案源支撐。”

毛立新算了筆賬：自己接手尚權律所之初，合伙人創收很不均衡，他的個人創收一枝獨秀，律所運轉高度依賴個人，包括大量公益、學術方面的投入。但現在，律所其他合伙人年創收普遍有了大幅增長，加上公共案源的快速增長，即便未來他逐步降低個人辦案量，律所也能正常運營。

“所以，現在我可以慢慢退出律所一線運營，辦案量也要降下來，”毛立新說，“前些年，工作強度太大，全年沒什么自由時間。未來，我會挑選一些案件去辦理，但不會脫離法庭。作為出庭律師，脫離法庭一年，基本上就會被行業淘汰。”毛立新計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體系化總結和行業培訓中。尚權律所積累的刑事辯護技能課程體系，正準備出版成教材；辦理過的典型案例，也打算從方法論角度進行重新梳理。他還在籌劃與大學合作建立刑事辯護學院或律師學院，專門進行刑事辯護技能培訓。

以庭審發問為例，毛立新注意到，我國律師對“質證”的理解，長期停留在對書面材料的“紙證”層面，忽略了通過發問進行質證的能力。在司法實踐中，由于長期實行卷證移送制度，大量書面證據材料可以直接作為定案根據，導致證人出庭率極低，庭審發問技能自然被邊緣化。

但毛立新認為，這個趨勢正在改變。“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實現庭審實質化，必將是未來立法和司法改革的大方向。終將有一天，針對紙質材料形成的‘質證技能’要被歷史淘汰，取而代之的就是交叉詢問式質證，”毛立新說，“未來庭審將會有大量證人出庭。結合中國實際研究庭審發問、庭審質證，這既是尚權律所提升刑辯能力的著力點，也是對中國法治的貢獻。”

2025年2月，尚權律所舉辦第109期刑辯沙龍，主題就是“交叉詢問的功能與規則”。毛立新在總結發言時說：“尚權律所的主攻方向是刑事出庭業務，我們一直致力于出庭技能的學習、研究和訓練。這是人工智能無法替代的稀缺資源。”

采訪接近尾聲時，毛立新提到了一個詞：清流。“我們不斷篩選、聚集志同道合的優秀律師，最終的理想狀態是形成一個價值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打造律師界的‘清流’。所有人專業水準達標，都能成為合伙人，價值觀一致，都能在這里實現各自的人生追求。”

2026年春天，毛立新完成了他在尚權律所主任崗位上的使命，轉任名譽主任。這一身份的背后，是他對這家律所長達20年的情感。“就像養孩子一樣，養了20年，未來我會持續關注尚權的成長和發展。”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毛立新這樣概括尚權律所的追求——“我們要把水平拉得高高的，把研究搞得深深的，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想到別人想不到的”。尚權律所的站位足夠高，高到放眼國際趨勢，觀察行業整體，面向全國市場；“井”打得足夠深，深到可以洞察案件的證據和邏輯漏洞，深到可以構建刑辯技能的方法論體系。

未來，毛立新還會在一線辦案，還會堅持寫文章、講課、做公益，還會和年輕人一起，守護“尚權刑辯”這個品牌。長期主義的種子已經種下，相信尚權律所定能穿越周期，抵達更遠的未來。

來源|法律與生活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