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文歷史丨一本“流水賬”，憑什么讓亂臣賊子懼怕千年？

一本“流水賬”，憑什么讓亂臣賊子懼怕千年？

原創(chuàng)

韓靖宇

國家人文歷史

2026年5月5日 14:31 北京

本 文 約 4700 字

閱 讀 需 要 13 分 鐘

“鄭伯克段于鄢”——短短六個字，卻讓鄭莊公和共叔段這對兄弟在歷史的審判臺上站了兩千多年。在《春秋》這部史書中，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跌宕的情節(jié)，只有極簡的時間與事件，有人調(diào)侃地稱它是“魯國流水賬”。但正是這些看似枯燥的文字，卻在漢代被奉為治國安邦的“大典”，甚至讓“亂臣賊子懼”，在中國歷史上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今天所說的“春秋時代”，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至公元前476年這段歷史，名字就源于這部書。那么，一部僅1.6萬余字的編年史，為何擁有如此強大的道德審判力？

齊縈姫盤。來源/故宮博物院

史學之祖：開編年體之先河

說《春秋》是“流水賬”并不算錯。從形式上看，它按時間順序，逐年、逐季、逐月、逐日記錄魯國及周邊諸侯國的大事，既沒有復雜的結(jié)構(gòu)，也沒有多余的修飾。但在《春秋》誕生之前，中國的歷史記錄本就沒有統(tǒng)一的體例和規(guī)范的格式。而《春秋》的最大貢獻，就是開創(chuàng)了“編年體”這種全新的史學體例，為中國史學的發(fā)展定下了第一個“規(guī)矩”。

春秋白玉龍鳳紋璧。來源/故宮博物院

《春秋》記載的歷史，始于魯隱公元年（前722），止于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計242年，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連續(xù)、系統(tǒng)的歷史記錄。它以魯國國君的在位年限為核心，按照“年-時-月-日”的順序，將魯國以及周王室、其他諸侯國發(fā)生的重大事件一一記錄，小到國君的婚喪嫁娶、祭祀禮儀，大到諸侯爭霸、戰(zhàn)爭會盟，甚至包括日食、月食、地震、水災、旱災等自然現(xiàn)象，都有明確的時間標注。這種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的記錄方式，看似簡單，卻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次“革命”。

在《春秋》之前，中國的歷史記錄比較零散，比如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大多是零散記錄某件事，沒有連貫的時間線索。各諸侯國史官也只是記錄本國事跡，沒有統(tǒng)一標準，導致不同國家的歷史無法相互對照，后人想要梳理一段完整的歷史，難度極大?！洞呵铩返木幠牦w范式，就像給中國歷史裝上了一個“時間軸”，讓原本零散的歷史事件有了清晰的先后順序和邏輯關聯(lián)。這種體例不僅讓后世史官有了明確的參照，更讓歷史從零散的事件記錄變成了連貫的文明敘事。

春秋時期玉獸面。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為了更直觀地理解《春秋》編年體的價值，我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春秋》經(jīng)文隱公元年記載：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這段話看似是簡單的“流水賬”，但每一句都有明確的時間和事件：魯隱公元年（前722）的春天，周王室的正月；三月，魯隱公和邾儀父在蔑地結(jié)盟；夏天五月，鄭莊公在鄢地打敗了弟弟共叔段；秋天七月，周桓王派宰咺來魯國，贈送魯惠公和仲子的喪葬物品；九月，魯國和宋國在宿地結(jié)盟；冬天十二月，祭伯來到魯國；公子益師去世。

更難得的是，《春秋》的記載大多真實可信。魯國作為周公旦的封地，保留了完整的史官制度，史官堅持“秉筆直書”的原則，不隱瞞、不虛構(gòu)。雖然《春秋》經(jīng)過了孔子的修訂，但孔子以義理剪裁文字、寓含褒貶，未篡改核心史實。后世考古發(fā)現(xiàn)多次印證了《春秋》記載的真實性，比如出土的青銅器銘文，與《春秋》中關于諸侯會盟、祭祀禮儀的記載高度吻合，這也讓《春秋》成為研究春秋時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垂鱗紋秦公銅鼎。來源/甘肅省博物館

《春秋》的編年體范式，對后世史學的影響是深遠的。西漢司馬遷撰寫《史記》，雖然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的體例，但其中的本紀部分，依然沿用了《春秋》的編年思路，以時間為綱記錄帝王的事跡。北宋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更是直接繼承了《春秋》的編年體體例，以時間為線索，記載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的1362年歷史，成為中國編年體史書的巔峰之作。可以說，中國兩千多年的史學發(fā)展，始終沒有脫離《春秋》確立的“時間敘事”，《春秋》當之無愧是“中國史學之祖”。

資治通鑒。來源/國家典籍博物館

微言大義：春秋筆法藏褒貶

如果說編年體體例是《春秋》的“骨架”，那么“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就是《春秋》的“靈魂”。

所謂“春秋筆法”，就是不直接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評論，而是通過對文字的巧妙運用，委婉表達觀點和態(tài)度，實現(xiàn)“懲惡勸善”的目的?？鬃由畹拇呵飼r代，禮崩樂壞，諸侯爭霸，臣弒君、子弒父的事情屢見不鮮，社會秩序陷入混亂?？鬃有抻啞洞呵铩?，就是希望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記載和褒貶，重建社會道德秩序，讓人們明是非、辨善惡。

孔子燕居圖軸。來源/孔子博物館

《春秋》的“微言大義”體現(xiàn)在每一個細節(jié)之中。比如同樣是記錄“殺人”，《春秋》會根據(jù)殺人者和被殺者的身份、殺人的原因，使用不同的詞語，以此表達不同的褒貶態(tài)度。如果是臣子殺死君主，就用“弒”；如果是君主殺臣子，就用“殺”。僅僅一個字的區(qū)別，就蘊含著明確的道德判斷。

最經(jīng)典的例子莫過于“鄭伯克段于鄢”：鄭莊公設計并故意縱容其弟共叔段與其母武姜，共叔段驕縱，欲奪國君之位，莊公便以此討伐共叔段。按照當時的禮制，兄長打敗弟弟，應該用“伐”“討”等詞語，而“克”字通常用于兩國交戰(zhàn)，意味著雙方是平等的對手?！洞呵铩酚谩翱恕弊?，一方面諷刺鄭莊公沒有盡到兄長的責任，沒有及時教育和制止弟弟的叛亂，反而縱容其發(fā)展，最終不得不武力鎮(zhèn)壓；另一方面，也批評共叔段野心勃勃，不守本分，妄圖叛亂奪權(quán)。一個“克”字，既貶斥了鄭莊公的“失教”，也批判了共叔段的“不義”，真可謂“一字見褒貶”。

底圖來源/電視劇《孔子》截圖

再比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記載：“天王狩于河陽。”表面上看，這是記錄周襄王在河陽狩獵，但實際上，這是晉文公重耳為了彰顯自己的霸主地位，強行邀請周襄王到河陽參加會盟。按照當時的禮制，天子應該在自己的都城狩獵，而不是到諸侯的封地，更不應該被諸侯強行邀請?！洞呵铩分杂谩搬鳌弊郑褪菫榱宋竦匮谏w周襄王的屈辱，同時也諷刺晉文公的僭越之舉。

《春秋》的“微言大義”，不僅體現(xiàn)在對事件的記載上，還體現(xiàn)在對人物的稱謂上。比如，魯國的國君，即使生前的爵位是“侯”（魯國是侯爵國），《春秋》都稱其為“公”，這是對魯國國君的尊重；而其他諸侯國的國君，《春秋》則根據(jù)其爵位，稱“公”“侯”“伯”“子”“男”，比如宋公、齊侯、鄭伯、許男、楚子等，以此區(qū)分各國的等級，維護周禮的秩序。

魯國大玉璧。來源/山東省博物館

值得注意的是，魯國史官原本就有“秉筆直書”“寓褒貶于記事”的傳統(tǒng)，孔子在修訂《春秋》時，系統(tǒng)提煉并升華了這一傳統(tǒng)，通過對文字的精心取舍和潤色，讓這種褒貶更加隱晦、更加深刻。也正因如此，《春秋》的“微言大義”才具有了堅實的史學基礎，不是憑空臆斷，而是建立在真實歷史之上的道德評判。

《春秋》的“微言大義”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它讓歷史敘事成為一套“道德評價體系”。孟子曾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本珳矢爬舜呵锕P法的力量。它雖然沒有直接的批判和譴責，卻通過文字，對亂臣賊子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壓力，讓他們害怕被載入史冊，留下千古罵名。這種“以史為鑒、懲惡勸善”的精神，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經(jīng)學之巔：從史書到治國大典

如果說編年體體例讓《春秋》成為史學之祖，春秋筆法讓《春秋》成為文化經(jīng)典，那么“經(jīng)學化”則讓《春秋》的地位達到頂峰。

《春秋》的經(jīng)學化始于戰(zhàn)國時期，完成于漢代，歷經(jīng)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鬃尤ナ篮?，他的弟子將《春秋》傳承下來，但此時的《春秋》還只是一部普通的史書，主要在儒家弟子之間流傳。戰(zhàn)國時期，荀子尤為看重《春秋》中蘊含的“禮義”思想和“懲惡勸善”的精神，對推動《春秋》進入儒家核心經(jīng)典序列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后人將《春秋》與《詩》《書》《禮》《樂》《易》并列，稱為“六經(jīng)”。

荀子畫像。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漢武帝時期，《春秋》的地位發(fā)生了質(zhì)的飛躍。儒家學者提出，《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史書，而是孔子為后世君主制定的“治國藍圖”，其思想是“大一統(tǒng)”，而“大一統(tǒng)”之旨，在統(tǒng)紀于一而正朝廷以正百官，必然要“尊王”——尊奉當時的君主，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和秩序。這種思想恰好符合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quán)、鞏固國家統(tǒng)一的需求，因此被漢武帝采納。

董仲舒像。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于是，當時的太學專門開設了《春秋》課程，培養(yǎng)精通《春秋》的人才。這些人才畢業(yè)后，大多成為朝廷官員，參與國家治理。董仲舒本人就是精通《春秋》的學者，他被漢武帝任命為博士，多次向漢武帝進言。丞相公孫弘也是精通《春秋》的學者，他憑借對《春秋》的理解，得到漢武帝的重用，成為漢代名相。

無論官員的任免、法律的制定，還是對外戰(zhàn)爭、外交決策，《春秋》都是重要依據(jù)。比如，漢代官員在處理疑難案件時，會引用《春秋》的精神進行裁決，這就是所謂的“春秋決獄”，即“原心定罪”——根據(jù)當事人的主觀動機，結(jié)合《春秋》的道德準則，來判斷罪行的輕重，而不是單純按照法律條文來判決。這種做法，體現(xiàn)了《春秋》“懲惡勸善”的精神，也讓《春秋》的道德觀念滲透到了漢代的法律體系中，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工具。

最經(jīng)典的“春秋決獄”案例，就發(fā)生在董仲舒身上：

董仲舒決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弊h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歐父也。不當坐?！?/p>

甲的父親乙與丙發(fā)生爭執(zhí)并相斗，丙用劍刺乙，甲為保護父親用杖擊打丙，卻誤傷了父親。有司法官吏說“毆父當梟首”，認為毆打父親屬不孝之罪，主張將甲“梟首示眾”。董仲舒則認為，甲與父親乃血緣至親，見父親與他人爭斗，急于保護父親，此乃人之常情。甲并無故意傷害父親之意，不能簡單論罪。為進一步說明，董仲舒引用了《春秋》中“許止進藥”的典故，許止盡心侍奉患病的父親，為其喂藥卻不幸致其病重身亡，但許止的本意在于盡孝，而非故意毒殺父親，故被赦免死罪。而本案中的甲本意不是要傷害父親，所以不應當處罰。

最后，《春秋》原文過于簡略，很多事件只有結(jié)果，沒有過程；很多記載只有寥寥數(shù)語，沒有詳細的解釋。這種“模糊性”為后世儒生的闡釋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也讓《春秋》能夠適應不同時代的政治需求。古代的統(tǒng)治者和儒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對《春秋》的“微言大義”進行解讀，讓《春秋》始終能夠為政治服務。

《春秋》成書兩千多年后，我們還在說“春秋筆法”，還在用“微言大義”。這大概就是經(jīng)典的力量。下次你再翻開《春秋》，看著那一年一句話、一個字一個態(tài)度——你會發(fā)現(xiàn)，那不是流水賬。那是一個老人用最節(jié)制的方式，給亂世寫下的墓志銘，也給未來寫下的勸誡。

一句話，一個字，穿越時間，經(jīng)典永存。

參考文獻：

1.（戰(zhàn)國）左丘明撰，（晉）杜預集解：《春秋經(jīng)傳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2.馮天瑜：《<春秋>文化價值論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3年第4期

3.楊健康，黃震：《“春秋決獄”及其現(xiàn)代價值》，《船山學刊》2004年第3期

4.魏姝：《“大一統(tǒng)”論在漢代的儒法溝通探析——以董仲舒為例》，《現(xiàn)代儒學》2024年第1期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zhuǎn)發(fā)朋友圈。

作者 | 韓靖宇

編輯 | 胡心雅

主編 | 周斌

排版 | 李蕊甜（實習）

校對 | 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