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歲阿姨相親要求先同居，62歲大爺回應：錢只給自家人

一場“先同居、生活費全包”的約定把兩個人牽到了一起，后來一紙寫著“勞務補償”的遺囑和樓道里一句“爸！我知道你在這兒！”讓這段搭伙日子露了底。

那天風挺硬，城里剛入冬，冷氣順著衣領往里鉆。羅美玉把圍巾往上扯了扯，從公交上下來，站在一家茶樓門口打量了幾眼，才推門進去。樓里熱氣上來，玻璃霧蒙蒙的。服務員領她進了靠窗的一間包廂，小桌上茶具齊整，茶葉的香氣并不濃，像開水里攪了一點綠的回憶。

她沒坐，先把隨身的小布包放下，掏出手機確認了一下時間。還有五分鐘。

門響了一下——不是很重的那種聲音，有點謹慎的克制。男人進來，脫下外套搭在椅背上，身上白襯衫和袖口熨得筆挺，跟照片里那人差不多，只是臉更瘦，眼窩深點。盧世昌點了點頭，先開了口：“路上堵車了？”

“還好。”羅美玉坐下，把杯子轉了轉，杯沿蹭著桌面輕輕擦了一下，“同城嘛。”

茶上來之前，兩人都沒急著說正事，像搭公交一樣，先找姿勢坐穩。服務員把茶盤擱下，茶香繞出來一點，她看了一眼價目表，沒多話。

“周姐大概跟你說過我的情況，”盧世昌把杯蓋掀開，輕輕一撥，茶湯晃了一圈，“我六十二。就在市里。有房，獨居。兒子在深圳，不常回來。”

“我五十五。”羅美玉接著說，“會計退休。一個兒子，在省城。老伴走得早。”

話到這兒，像把椅子挪到了桌子邊，可以開始吃飯了。羅美玉抬了一下眼，眼神淡淡地落在他臉上：“我有個要求。”

她的手指輕輕敲了敲桌面，節奏慢，像把話在心里排列對齊：“先同居，生活費你全包。”

他眉毛很輕地挑了一下，目光從茶湯上移開，落到她臉上，停了一小會兒，像在判斷這話的分量值不值得接。他后背靠在椅背上，聲音里聽不出太多情緒：“可以。但我的錢，只花在‘自己人’身上。”

這句話像在茶面上投了一枚硬幣，圈圈漣漪一下子擴開去。羅美玉沒急著應，先把杯子拿起來抿了一口，這口茶有點燙，她不太習慣太燙的東西。把杯子放下時，她說：“‘自己人’，你怎么界定？”

“領證是一條線。”他說，“沒領證就不是一家人。你過來一起住，日常我負責。但大頭不行——比如給你兒子，給你親戚，這類支出不在里面。如果我愿意，那另說。”

這番話擺得太明白，連插針的縫隙都沒有。羅美玉“嗯”了一聲，沒爭辯，像把一口氣咽進肚子里，落在胃里不冷不熱。她想了很久，最后點了一下頭：“行。”

盧世昌似乎沒想到話能這么快落板，手指敲了敲杯沿，敲出清清脆脆的聲。過了會兒他補了一句：“相處得不好，隨時可以停。”

“我知道。”她說，平靜得像說“天氣要變了”。

搬過去的那天，下著小雨，地面凈凈的。老樓里電梯總壞，她倆一趟一趟往上搬，盧世昌身體倒是硬朗，沒讓她接重活兒。房子是老式三居，南北通，客廳正中掛著一幅字——行楷寫的“安常處順”。字不新，邊框有點舊，玻璃映著窗外的光。

“你住這間，”他給她指了次臥，窗戶朝東，早晨有陽光，“我的書房你別進。不是防著你，是里面東西太多，容易摔。”

羅美玉“嗯”了一聲，把行李落在床尾。床單是新換的，淡灰色條紋，聞得出洗衣液的香氣，還沒散盡。她從袋子里拿出一只盆，把小毛巾泡上水，滴了兩滴檀香皂液，輕輕洗了把臉，水珠順著下巴滴下去，很涼。

午飯她做的，很簡單，蒸了一點排骨，拌了兩碟小菜。盧世昌動筷，沒挑剔太多，只讓她下次鹽再省一點，湯別油。吃到一半，他忽然把筷子擱了：“以后開銷，你記明白，月底給我看，別讓我去問。你是會計，心里有數。”

“好。”她拿了個小筆記本，正面寫了四個字，橫平豎直——“日用花銷”。每花一筆都記，幾塊錢在上面也占一行。

日子就這樣鋪開去。早晨他早起在陽臺上做伸展，手臂抬起落下，像老鐘擺。她不睡懶覺，把昨晚泡好的一點綠豆煮開，八點半之前把廚房擦得亮亮的。他喜靜，她知道，就把電視聲關得很輕。中午照舊兩菜一湯，晚上不吃主食讓他少點糖分。水電煤氣單她都夾在賬本里隨手翻得著，超市單據用透明膠貼住，不讓字淡了。

三個月里，唯一的不和，是一件小事。她把他的白襯衫手洗晾在陽臺，陽光偏了一點，領口起了一道小折痕。第二天他看見了，說了一句：“以后領口自己熨。”語氣并不硬，淡淡的。那天晚上他回書房早，門關上不出來。她在廚房把菜刀擦了一遍一遍，鋼面亮得像看得見自己的眉眼。

她不是沒懷疑過自己的決定。兒子羅浩那邊，剛買房，月月問她貼點。他在電話那頭說話總帶風，急匆匆：“媽，這兩天我在趕單，客戶催命，錢周轉不開。你那邊……晚點吧？”她答“好”，把該省的都省了。鞋底穿薄了就貼上補丁，菜買便宜一點，肉買肥一點，油少加一點。她心里清楚，自己來與其說是為了安穩，不如說，是想找個有人說話的地方。

盧世昌的兒子盧小軍，第一次在電話里跟她講話，是國慶前一天。電話那頭很吵，像在餐廳：“羅阿姨，煩您代我照應一下我爸。老人家嘴摳，別聽他的，營養得跟上，錢我再給他打過去。”

羅美玉“好”。她把這句“好”咽回去，一聲“是”都沒多說。

有一天晚飯后，她收拾完廚房，隨手把抹布夾在櫥柜把手上，順腳去陽臺把幾件襯衫收起來。返身路過書房，門掩著一條縫，里面光很亮。她沒進去，站了一會兒，往里面喊：“盧先生，我把垃圾帶下去。”里面沒有應聲。她走過去，輕輕敲門。還是沒動靜。這人，當了一輩子干部，連睡覺也像在桌前，頭一歪就睡得死死的。她把門推開一點，想把臺燈關了，手指在桌上劃過，碰到一張紙，咔噠一下，腦子里像亮起了一個燈泡。

紙上有她的名字。

用的是打印的標準格式，抬頭是某某律師事務所，下面一條條：“……擬定遺產分配：房產兩處、存款及理財，歸盧小軍所有，若羅美玉女士照料至終老，給予勞務補償二十萬元……”。底部附上律師的建議，說得很直白——“建議將‘同居人’與‘繼承人’做明確區分，避免后續爭議。”

她持著臺燈的手停了很久，像端著一杯沒放下的水，手臂酸了。她沒細看，合上了，給他把臺燈關了。回自己房間的時候，她把這份“二十萬元勞務補償”四個字在腦子里讀了三遍，像檢查報表里的數字一樣認真。讀完，沒哭，也沒惱，心里反而有一點說不上來的踏實——至少，他沒有把這段搭伙當成白得的義務。他用錢把關系表達了出來，推得干干凈凈。

第二天他起得早，像什么也沒發生過一樣，餐桌邊坐得端端正正。她把包子放在蒸籠里燜了一會兒，端出來的時候熱氣撲面，他說：“少放一點鹽。”她“好”，該答的還答。

大概過了兩周，變天，一個陰雨日下午。他們從菜市場回來，袋子里青菜還滴水，樓道里的聲控燈閃了兩下，有點昏。剛上三樓，樓口忽然竄出個男人，身上酒味一股腦撲來。他嗓子吼得沙啞：“爸！我知道你在這兒！”

聲音在樓道里來回撞，墻皮都震了一下。

盧世昌像是被腳下一勾，身子微微一顫，臉色一下白了。他手指攥起來，喉嚨里擠出一聲：“你來干什么。”

那男人三十多往上，眼圈黑，穿一件油光的夾克。人走得搖，眼神卻直，像盯著一個用盡全力才能夠到的臺階。他不看羅美玉，嘴里一句一句吐：“爸，跟我走個話。”

“這是樓道，”盧世昌低聲，“有話下樓說。”

“在這兒說也一樣。”男人抬下巴，“我就是你兒子。你不認也得認。”

這話把空氣擰了一把。羅美玉把菜袋子放在腳邊，抬眼看盧世昌。他沒看她，只看著那男人，眼里有一道陰影壓著。

最后，他們還是把人帶進了屋。

進了客廳，男人第一件事是把自己往沙發里一倒，頭一仰：“水。”羅美玉去倒了杯，不燙。男人一口喝干，砰地把杯子往茶幾上一放，聲音刺耳。

“說吧。”盧世昌坐在他對面，背挺直，好像對方是個下屬。

男人笑了一下，笑得不體面：“說？說您年輕時候搞沒搞對象？說我媽當年是怎么被您騙的？還是說我從小吃百家飯，二十年沒見到你一面，今天來要點錢，算我不爭氣。”

空氣里像被誰撒了一把灰，嗆得人咳嗽。羅美玉站在廚房門口，沒插話。她盯著水池里的碗，手心不自覺握緊，又慢慢松開。

“你叫什么。”盧世昌問。

“陳建國。我隨我媽姓。你知道我媽是誰。”男人點上一支煙，火光還沒滅就抽了一口，嗆得咳，眼睛紅了一圈，“我媽叫陳秀蘭，紡織廠的。當年你進廠蹲點，嘴一句一句地甜，說娶她，結果你去跟了別人。她給你生了我，你說等，到后來你連她住哪兒都不問了。她熬不過去，早走了。”

盧世昌閉了閉眼睛。眼角的紋路這一下像被放大，整個臉都凹下去一點。他用極輕的聲音說：“你媽是個好人。”

“你也知道她好？”陳建國撲哧一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這世上最公平的事就是，報應遲早要來的。爸，我今天白叫了？你就當沒生過我？”

“這是什么時候的事？”羅美玉還是開口了。她不想再聽兩人扯破過去的破布，卻又不能裝沒聽見。

“七九年的春天。”陳建國把煙按在煙灰缸邊沿上轉了一圈，落下一小圈灰，“照片我有。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輩子。”

他掏出兩張老照片，黑白的，邊沿毛了。一個年輕女人懷里抱著孩子，眼睛亮亮的，嘴角藏著笑。背面寫著一排字，筆畫有點挑：“世昌留念”。

屋里安靜得幾乎聽見鐘滴答。

最后還是陳建國先打破：“我不拐彎抹角。爸，我這幾年廠子倒了，干啥賠啥，我孩子在外地上學，學費催著。我不想做難看事兒，你給我十萬，我轉身走，不來煩你。我只要這一次，以后你是你，我是我。”

這價碼砸得不笨也不輕。盧世昌沉著臉，一聲不出。過了會兒，他說：“兩萬。別來了。”

“你在和我談單位的章程？”陳建國一下就坐直了，“兩萬打發乞丐？我不稀罕這點。”

“我只能給這么多。”盧世昌每個字都咬得清楚，“別逼我做我不愿做的事。”

陳建國把煙按滅，忽地站起來，眼睛紅得發光：“你不愿意做的事？我媽當年求了你多少次，你哪一回愿意過？你跟誰領證你愿意，你把我們丟在老廠里你愿意，這回輪到我了，你就不愿意了？”

他靠過來一把抓住了茶幾上的一個小瓷瓶，快遞盒子那么大，白色底，藍花，瓶口上系著一根細紅繩。盧世昌的聲調陡地拔高：“放下！”

陳建國抬著瓶子，像捧著一個炸彈：“怎么，報警啊？讓警察問問，一個父親把親生兒子逼得砸人東西，孝不孝？”

羅美玉悄悄繞到一側，站在兩人身邊，伸手扣住瓶子底。她語氣盡量平穩：“別摔，這沒啥用。東西摔了，錢也不多一分。”

陳建國看了她一眼，懶得搭話，手一松，把瓶子放回去，轉身就走：“爸，給不給，你自己掂量著。我這人臉皮厚，不嫌丟。”

門一拉，冷風一下灌進來。樓道里的聲音被門砰的一聲隔在外面，變得遠遠的。

盧世昌坐著，一動不動，半天才說：“今天的事，你別跟任何人講。”

羅美玉“好”。她走到廚房，把水龍頭開小，把抹布浸了一下，擰得很干，擦了擦茶幾邊角，連帶把那個瓷瓶擦了擦，指腹感到瓷面涼涼的。

接下來一周，兩人該怎樣還是怎樣。每天的賬還是記，菜一樣樣買。她不是沒想過找他談談那份遺囑，可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該問的都在那紙上了，剩下的是他心里的賬，她不想給自己找不自在。

變故像往常一樣不挑時候。在一個像要下雪的上午，天陰沉沉，把人心壓下一層。她帶著他去社區門口打完針回家，剛上到樓道轉角，他腳下打滑。那一瞬間，她眼前像都沒光了，伸手去扶，整個人幾乎把他拖住。兩人擠在狹小的角落里，她能聽見他喘得急，嘴角微微往一側斜，她嚇得手一陣涼：“盧先生，行不行？”

他點了一下頭，點得很小。她把他扶回家，按下他胳膊，給他量了血壓。數字不低。她把他安置在沙發上，一直在他旁邊坐著，手沒離開，像按著一盆水不讓它晃。

后來去醫院，診斷單印出來，字冷冰冰：“腦梗”。醫生語氣很公事公辦：“控制情緒，規律作息，按時吃藥。”她把單子和藥袋整整齊齊疊好，塞進隨身的帆布包里。醫院走廊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流水，她和他像兩塊站著的石頭。盧世昌把眼睛移過來，看了她一眼，又慢慢移回去。

那天晚上，他掙扎著要坐起來，說：“給我手機。”她把手機遞給他，沒偷看他打給誰。半夜燈光落在他半邊臉上，孤伶伶的。她坐在陪護椅上，半靠著墻，困得眼皮直打架。醒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半，他看著窗外，輕聲說：“謝謝。”

這個“謝謝”輕得像羽毛，落在她衣領上。

出院以后，他脾氣收斂了些。早飯多吃半個饅頭，午飯不挑味輕重。他忽然把三千的生活費改成了四千，理由說得很簡單：“漲了。”還把一張卡遞給她：“以后買菜用這個，月底記賬依舊。”她沒有推，小心收在抽屜里。隔了兩天，他從書房出來，手里拿了一個厚信封，塞到她手里：“這段時間你辛苦了，算是辛苦費。”她沒翻，只說：“收了。”然后把它放進衣柜里的一個鐵皮盒里，跟一張舊照片放在一起。

他也帶她出去見人。老同事聚會。他跟人介紹時說：“這是羅美玉。”沒說“愛人”，也沒說“阿姨”，嘴巴繞過所有定義，干干凈凈。桌上人你一句我一句，說起退休金，說起房改，說起以前誰誰誰掉隊了。她不插話，笑著聽。晚飯散了，他要她一起去醫院復查，她把圍巾給他圍了又圍，說：“別著涼。”

日子就這么往前撐。直到那男人又出現。

凜冬的一天，冷得刺骨。門鈴先按了一長串，后來干脆是拳頭砸門。羅美玉把門一開，陳建國就擠進來，臉上凍得發青，嘴里呼出來的白氣一股股的。他把手往衣兜里一插，直接開口：“爸，錢。”

這一次沒了鋪墊，沒了過場。他像是把所有的羞都甩在門外了，進屋只留一個字——要。他把要字說得很結實，像木樁子往地下一杵。

盧世昌靠在沙發背上，沒動。他慢慢開口：“我沒有那么多現金。”

“你有房子。”陳建國的嗓子糙得像砂紙在石頭上蹭，“賣一套，夠我這幾年緩口氣。我不求你認我，我只求你別讓我餓死。”

“那個房子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盧世昌抬頭，“我不能賣。”

“你能。”陳建國一步一步逼近，“你什么不能？當年你離開我媽，你能；你開口閉口講規矩，你能；現在你說不能，你就不能了？你心里只有你自己。”

這句話像一刀沿著舊痕劃下去。盧世昌的眼睛里有一瞬間的顫。他把自己扶正，語氣輕得像在回憶：“我年輕時候……做過選擇。你罵我，我認。”

陳建國像沒聽見：“十萬，咱寫上。我拿著走。”說話的時候，他眼神一閃一閃，像站在搖搖欲墜的橋上，后面全是水。那種沒退路的姿勢，讓羅美玉忽然覺得無力。

“給不了。”盧世昌把手指并在一起，指背的皮膚薄得透藍色的血管，“我還有我的兒子，要給他留點東西。”

“盧小軍？”陳建國笑得嘴翹了一下，“他有戶口，有名分，有你一輩子披的光鮮。我有什么？我連我媽在世的時候都沒見過你一面。我來晚了，錯全在我？爸，這一口氣我咽不下。”

他忽然伸手去拉電視柜上的一個抽屜，像是要翻什么重要東西。羅美玉走過去，把抽屜按住：“別動。有什么話咱坐下說，不要這樣。”

一屋子空氣被撐得透明，像一個快要爆的氣泡。最后是陳建國先松手。他拉開門，“砰”的一聲走了，聲音在樓道里像摔了一地的玻璃。

那晚上，羅美玉沒睡好。第二天她起得比平時早，把廚房里所有的鍋碗瓢盆擦了一遍，她需要有一個能讓手忙起來的事。盧世昌坐在客廳，電視開著沒聲，屏幕上人在動，聲音在他耳朵外，像另一個世界。

午后，他把她叫到書房。桌上那份遺囑放在邊上，旁邊還有一支筆。他像是練了半天，才開口：“那份紙你看見了？”

羅美玉點頭：“看見了。”

他又說：“那是我想了很久才定下的。我知道你照顧我不是為了錢。但是我不能把我一輩子留給別人。你心里不舒服，怪我。”

她不躲不閃，“不怪。你說是搭伙，我們開始就說清楚了。”

“要不我改一改？”他抬了一下筆，手又慢慢落下，“分一點給你，留個念想。”

她搖頭：“不用。我要的東西，不在紙上。”

他沒再說話。窗簾縫里透進來的光落在桌面上，紙上的字被光照得更黑，她覺得那光很涼。

那天晚上，她把鐵皮盒子拿出來，錢數了一遍，又數了一遍。她把那個厚信封里邊的錢拆了，把十張拿出來，留在一旁做著急用的，再把剩下的塞回去。手指在紙上的摩擦聲細細的，像紙在輕輕嘆息。

再后來，真下雪了。雪不大，落下來又化，地上的泥水一片一片。她出門和對門的老太太打了個照面，老太太說：“聽說你家那位住院了？”她“嗯”了一聲，沒細說。老太太嘆：“人老了就怕折騰，家里有人在身邊，多少安心一點。”

她沒接。

事情像纏繞的線團，越理越亂。有一天午后，她在廚房和面，準備做一籠花卷。和面盆里面揉得光滑，一縷一縷的面的筋拉起來很漂亮。門鈴響了兩下，她把手在圍裙上擦了擦，去開門。門口是盧小軍，身后站著一個女人，穿得利利索索，看著像他同事。他遞了一個保溫桶：“我爸在家吧？”

“在。”她讓開道。盧小軍進屋，一股冷氣也跟著進來。他放下桶，落座，開口就說：“羅阿姨，我時間很緊。深圳那邊挺緊張的。我爸這次病，您辛苦了。你開個價，護理費我來給。”

這話說得直接，干脆。羅美玉愣了一下，笑笑：“你爸已經給過了。我不缺你這一份。”盧小軍看了父親一眼，又看她一眼，像一盤算盤撥了兩下，沒響。他把保溫桶打開，里面是排骨湯，熬得濃濃的：“您讓他喝這個。”

吃飯的時候，盧世昌沉默，大概是湯燙了口，他慢慢喝。盧小軍沒聊太久，給父親說了兩句公司里的事，起身告辭。他走到門口，又回頭說：“爸，我那邊房子要換大一點，首付緊。我手頭湊不齊。”

這句話落下來，像一塊石頭的影子落在水里，水面上還沒來得及起圈圈。盧世昌沒看他，嘴里說：“我得想想。”

門關上之后，屋里聽了半天那根掛鐘，滴答滴答。晚上她收拾廚房的碗，手上沾了泡沫，眼睛看著水槽里旋轉的小水流。她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算盤，敲起來聲音好聽，打在別人身上卻疼。

第二天一大早，她把櫥柜最底下一層清了出來，拿一只收納袋把自己的衣服裝好，出門去買紙箱子。回來的時候，她沿著路邊走，街上露出晴。她心里那坨難受的東西像被曬化了一點。她倒不是生氣，就是覺得該做點自己的事了，不要再在別人家的桌邊繞來繞去。

中午，她和盧世昌說了：“我想回家住一陣。”

他抬頭，眼睛里的神色說不清是驚還是怕：“怎么忽然……”

“沒忽然。”她笑了笑，“想了很久了。”她把笑收回去，直截了當：“老盧，我們說的是搭伙，搭伙就有散伙的時候。你是個講規矩的人，我也講。賬我清清楚楚地給你。你身體快好了，你兒子也回來了，我回去過我的。”

他半天沒說話，最后只擠出一句：“路上小心。”

那天她拿著一把老式傘，出了門，雪下得細細的，撲在人臉上就化。樓道里還是那個昏的燈，亮了就滅，滅了又亮。她一步一步往下走，行李箱在臺階上撞一下又一下，聲音悶悶的。

回到自己那套老房子，門一推開，一股子熟悉的味道撲面：舊木頭，洗衣粉，墻皮里的潮味。她把窗戶開大，冷風從窗縫里鉆進來，把窗簾掀起一角，到處都是動的。她拎著桶，掃地，拖地，擦桌子。她把書架上的書一本一本挪下來，擦干凈，再按自己喜歡的順序放回去。屋子里吵，隔壁小孩哭，電視里叫喚，她反倒覺得安心。

第二天一大早，她跑去街道辦，問關于社區助餐點的事。年輕的姑娘給她拿了幾個資料，講了不少手續。她把明細一條一條記在小本子上，心里一算，有點吃緊。她把家里的舊首飾拿出來，戒指一個小金圈，耳墜一對，賣不出幾個錢，能頂一點。她又去見了周姐——那個給她介紹盧世昌的周姐。

“周姐，”她說，“借我點錢。我想在咱們小區開個午飯點，專門給老年人做套餐。我算過賬了，虧不了。”

周姐看著她，表情復雜：“你是不是真想好了？可別把自己累壞。”

“想好了。”她語氣很篤定，“我這人手閑了就難受。”

過了半個月，街角小鋪子的卷簾門拉起來，門口掛了塊小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寫著“美玉飯點”。菜單簡單：一葷兩素一湯，十塊。飯隨便添。第一天來的人不多，都是熟面孔，鄰居領著鄰居來，坐下邊吃邊聊。有人說：“味道像家里。”她笑一下：“便宜，求個熱鬧。”

她每天五點起，買菜，擇菜，洗，切，火候掌握得穩。到后來，來吃的人越來越多，中午十二點半的時候，屋里嗡嗡地熱鬧。她忙得腳不沾地，手不停地盛菜。有人伸手幫她遞一下碗，年輕的上班族也來吃，豎起大拇指說：“阿姨，紅燒肉真香。”

她嘴上說：“多吃點，肉少湯多不膩。”心里悄悄把今天的進賬在腦子里劃了一道。

事情像是往著一個正方向走。直到周姐來了一趟，坐在門口的小凳上，給她剝了個橘子：“聽說盧世昌病得重了，住院。他兒子在醫院守著。”

她手上動作停了一下，橘子皮上的汁水噴了她手背一點點，涼。她沒抬頭，慢慢說：“他兒子在就好。”

周姐看了她一會兒，嘆口氣：“你不去？”

她把橘瓣慢慢排在盤子里，抬頭笑了一下：“不去了。我們已經說清楚了。人生這碗飯，誰吃誰的。”

那天晚上收了店，她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窗外燈一盞一盞亮，她一口一口喝茶。她想起剛搬去的時候，茶樓的那壺茶，香氣散得快。人間的茶大多是這樣，無法一直熱騰，只能趁熱喝。

半個月后，飯點越來越穩。她每天忙完，把圍裙掛起來，一天就過去了。有時候她也會在晚飯后到樓下轉一圈，扶著圍墻慢慢走。幼兒園放學了，孩子拉著爸媽，拉拉雜雜笑。有時候她會在路邊的小販那買點糖炒栗子，帶回去自己吃。栗子挺甜，手指縫里留下一點糖漿，洗不太掉，她也不急。

她知道，城里某個病房里，一個人正在和自己的過去結賬；她也在記賬，按著自己的本子，一筆一筆清。那些見不得人的角落，那些寫在紙上的“勞務補償”，那些樓道里喊出的“爸”，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像一個個藏在柜角里的舊物，偶爾會撞見，偶爾會扎手，但只要不去翻，就安安靜靜的。

冬天過去，春天來了，街道上的梧桐葉剛露出芽。她在店門口擺了一盆綠蘿，葉子油亮，用手一摸，指尖留一點清涼。她低頭把收錢的小盒子擺端正，耳朵里有客人在門口喊：“羅阿姨，今天有沒有蒸雞蛋？”她抬頭，笑：“有，剛出鍋。”把蒸好的那一盅端出來，往桌上一放，湯水在燈下閃著光。

日子就這么一個一個往前碼，碼穩了，心才不涼。她沒再去想什么遺囑，沒去想誰家財產最后歸了誰，沒去想當年某個夏天里誰說了句“等著我”。她知道這世道本就不太講究完美，誰也不該把誰當成救命繩。她把手頭的這碗飯做熱，把這一天過滿。剩下的，交給天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