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歷史解釋為什么有力量？

【作者簡介】

葛兆光，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本科、研究生畢業，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文科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與中國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10世紀》（1995，2008，2022）、《中國思想史》（兩卷本，1998，2000）、《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燕行文獻札記》（2014）、《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等。

摘要

通過一種食品（蔗糖）、一場戰爭（白村江之戰）、一部文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和一幅地圖（塞爾登地圖），可以探討好的歷史解釋如何闡發并且提升歷史研究的意義。其中，把中國史放入世界史大背景中重新觀看，則是一種有力量的歷史解釋，通過這種歷史解釋，還可以溝通中國史與世界史兩大研究領域。

關鍵詞

歷史解釋；歷史視野；中國史；世界史

今天我要討論的主題，是歷史解釋的力量和限度。

我要先給大家說明，之所以講這個題目，而且選了一種食品、一場戰爭、一部文獻和一幅地圖來講，其實都來自一個想法——就是中國史和世界史這兩個研究領域能不能溝通，中國史怎樣和世界史溝通，世界史怎樣成為中國史的解釋背景？

大家知道，歷史學要做的事情就是三個：第一個是史料搜集和考證，以前傅斯年講“史學就是史料學”，雖然有些過分，但是，他認為歷史研究首先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還是對的，你一定要理解，傅斯年是想把歷史學變成科學，而在史料發掘、整理和考證這個階段，它確實可以做到近乎科學一樣的“客觀”和“可靠”；第二個是歷史敘述，就是把原本無序的、散亂的歷史，理出頭緒，勒出秩序，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太多，你不能什么都寫在歷史書里，也不能拿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十通、各種實錄直接當歷史著作，必須有意識有目的地撰述，讓歷史有意義，讓著作有脈絡。像以前錢穆的《國史大綱》用對傳統的“溫情和敬意”來重新敘述中國歷史，像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白壽彝用馬克思主義新理論新思想來重編歷史。當然，這里可能是客觀與主觀交織的，因為沒有史觀，就不可能有脈絡，沒有脈絡，就不可能有史著；第三個就是歷史解釋，所謂歷史解釋，主要就是通過對歷史的理解，解釋出某些歷史為什么有意義，某些歷史為什么沒有意義。這里當然“主觀”的成分就更大了，這需要我們掌握好，怎么來解釋歷史，闡明意義。

但是，在過去對中國史的解釋里，我總覺得還有一些不太讓人滿意的現象，這就是往往把“中國”和“世界”隔開了。大家都知道，學界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就是現在的大學歷史教育里，中國史是沒有世界的中國史，世界史是沒有中國的世界史。可是，梁啟超20世紀初就說了，中國歷史經歷了“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中國史怎么能離開世界史自給自足呢？十幾年以前，我曾經和何芳川先生一起，在香港一個大學里給學生上通識課，我們相約，我上課的時候他來聽，他上課的時候我去聽。結果聽了之后，回來相與嘆氣，說我的世界史知識和他的中國史知識，都不過是大學生水平，根本上不了臺面。可是，何先生還是何茲全老先生的公子，他的中國史知識，一定比我的世界史知識強，但他也還是嘆氣說，他對中國史真是不夠了解，當然，我對世界史的了解就更差了。

那么，怎么才能溝通中國史和世界史？這些年我總在想，也許其中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把中國史放進世界史里面，給它重新作解釋，從更大的視野里面，看看中國史有什么新的解釋，有什么以前不那么了解的新的意義。也許，這種歷史解釋是有力量的，也是能溝通世界史和中國史兩大領域的。

下面，我想通過一種食品、一場戰爭、一部文獻和一幅地圖，來具體講一講這種歷史解釋的力量。

一

第一個講食品，也就是糖。我想先說起的，是季羨林先生的晚年名著《蔗糖史》。

這部書最早叫作《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是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作為“東方文化集成叢書”的一種。后來，補充修訂成現在這個樣子。記得我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時候（1978—1984），我經常看到季先生從朗潤園北招旁邊的住處走到圖書館，也在圖書館里看到老先生翻閱各種資料，包括他家里沒法購置的《古今圖書集成》等大部頭叢書，后來和季羨林先生熟悉了，他說那時他正在研究“糖”的歷史。

季先生的這部《蔗糖史》，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個有關“糖”的歷史研究，分成“國內編”和“國際編”，講種甘蔗制糖是怎么從印度到中國，然后到世界的。請允許我簡單介紹一下。

“國內編”主要內容是這樣的。中國先秦就有“飴”，但不是蔗糖；中古時期從西邊傳來“石蜜”，這才是蔗糖。到了唐代，中國自己有了甘蔗和蔗糖，唐太宗還曾經讓使臣去學印度的熬糖技術。在唐宋兩代，糖作為食品和藥用，制糖技術有很大的發展，這些都曾經受到印度和東南亞的影響。到了宋代，中國有了第一部有關制糖的書《糖霜譜》；到了蒙元，回回人更是把制糖技術大大提高，還懂得了用樹灰加入熬制的甘蔗汁液里，能夠得到更多更好的白糖，當然后來在明代又懂得了“黃泥水淋法”來脫色，生產出了質量更好顏色更白的白砂糖。

那么，接著讓我們再看“國際編”。甘蔗制糖的技術來自印度，也傳到波斯、大食。因為四川流寓的西域（波斯、天竺）人很多，從川滇緬印至波斯這一路傳來制糖技術，所以，唐宋時代四川制糖技術發達，才有了唐代大歷年間“西僧”鄒和尚在四川傳授制糖技術的傳說。接著，季先生又說明，東南亞種植甘蔗和制糖，離散各地的華人有很大的影響，日本沒有糖，琉球很少糖，它們大多靠中國進口。總之，他通過蔗糖的制造技術、生產、消費，在各個地域之間的傳播、變化，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個跨地域的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所以，這部書的封面上，就印著“體現在植蔗制糖的文化交流軌跡”。

季先生當然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專家，他很注意和中外交流有關的文獻，尤其是敦煌文獻，還主編過《敦煌學大辭典》。他關于“糖”的問題意識，部分就來自敦煌文書。他注意到，敦煌文書里有一個詞，叫“煞割令”，就是蔗糖。而這個“煞割令”應當來自梵文Sarkara和巴利文Saekkhara，然而，世界上的蔗糖這個詞，英文suger，法文sucre，德文Zucker，顯然都來源自這一名稱，那么，是不是蔗糖的生產，也是從印度到中國，又到歐洲的呢？他從這里開始了研究。那個時候不像現在，有電子資料，有google，有維基，有百度，他就是一點一點兒地查資料，寫出了有關蔗糖的兩大冊著作。那么，這兩大冊著作難道就是講了一個蔗糖的歷史嗎？不是的。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其實，茶葉、白糖、鴉片、白銀、瓷器、絲綢、棉花、紙張，還有最近流行的皮毛、人參，都是超越國境的全球史或區域史的重要內容，那么，季先生研究糖史，究竟有什么更大的意義呢？

如果大家注意到，20世紀80年代起，國際學界陸續出版了好些有關糖的書籍，也許會聯想到更多的問題了。

1985年，前幾年剛剛去世的美國學者西德尼·敏茲（一譯西敏司，Sidney W.Mintz，1922-2015）在著名的企鵝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經典的著作《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里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他在書中指出，糖最早在歐洲是奢侈品，可是，它怎樣從奢侈品漸漸變成日常消費品呢？當然與生產和成本有關，糖多了，價格便宜了，它就不是“物以稀為貴”了。那么，英國的糖怎么就多了、便宜了呢？西敏司從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的田野調查開始，考察了17世紀以后西印度群島上的奴隸和殖民地的糖業發展，他說到價格便宜的蔗糖大量銷往英國，促成工業化的英國大量消費蔗糖，糖成為工人階級卡路里的廉價來源，從而降低了勞動成本，推動了工業的發展。你看看，糖的意義不止是糖吧，他通過糖，把奴隸販賣、殖民事業、工業革命、西方崛起都連起來了。這本書的影響非常大，我不是說，季先生是受這本書的刺激和啟發，不過他一定感到，這種通過某種具體的“物”，貫穿到跨國境的歷史研究，肯定會很有意義。

不止是西敏司，在季先生這部著作出版前后，日本和歐美學者也出版了一些有關糖的著作。比如日本的川北稔，在1996年出版了《砂糖的世界史》（東京：巖波書店），我們知道，日本對于蔗糖非常敏感也非常重視，明清兩代的唐船貿易，最大宗的就是糖，常常一船十幾萬斤，日本對蔗糖的需求相當大，后來日本占領臺灣大量種甘蔗作為制糖基地，就是這一原因。我們看到長崎的唐船資料，清代到長崎和琉球的船，往往一次就攜帶十幾萬斤的白糖和冰糖，換回來的是什么呢？“內地價一，至日本則五，回貨又可二”，賺了錢，換回來中國緊張的白銀和銅。因為明代中后期，中國改用白銀作為基本貨幣，銀子緊張，這就是西方人為什么從美洲運來白銀，換取中國商品的原因，日本銀子也是重要來源。而銅是用來鑄錢的，中國銅也緊張，光靠云南的銅不夠，中國不得不從日本進口銅來鑄錢，而用來貿易的中國貨，主要就是糖。

川北稔的這部小書，就討論了作為“世界商品”的糖的來源（主要是中國和印度），他也從加勒比海的奴隸貿易開始，討論了砂糖在亞洲、非洲、美洲以及歐洲的生產，以及它和殖民地、販賣奴隸的關系。同時，還討論了英國勞動者的早餐飲食的變化，特別是，他還依據哈貝馬斯“公共空間”的理論，從“糖”這個角度，討論了17世紀末18世紀初，糖與茶的結合，歐洲的咖啡店如何孕育近代文化及近代文學藝術的形成，那個時代歐洲逐漸流行的飲茶、喝咖啡和巧克力的風氣，和糖有關的走私、關稅、禁運，中國、美洲、歐洲之間的貿易關系。在這本小小的書中，他也特別引用了那句話，即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前總理、歷史學家埃里克·威廉斯（Eric E. Williams，1911—1981）說的“有砂糖的地方，就有奴隸”，來說明有關“糖”的歷史里，有多少說不清的歷史。

在季羨林先生那本書第一版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美國杜克大學的穆素潔（Sucheta Mazumdar）也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國：糖與社會：鄉民、技術與世界市場》（Suger and Society in China：Peasants，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其中，她論述了中國制糖業的歷史和社會影響，論述了糖在世界市場的交換情況，也涉及我們關注的中、日之間唐船貿易中的糖。我對這一點尤其有興趣，因為我看日本資料，包括《華夷變態》和漂流船的訊問記錄，總是記載中國福建、浙江的唐船，裝了好多好多的白糖和冰糖，你就可以知道，德川時代的日本很稀缺這些糖，所以，你才能理解日本人的抹茶之苦和點心之甜，也才能了解何以日本占領臺灣時期，要迫使臺灣大規模生產甘蔗來制糖。

關于“糖”的研究始終長盛不衰。一直到2010年，又有兩位學者邁克·阿隆松（Marc Aronson）和瑪麗娜·巴杜思（Marina Budhos）出版了一部《糖改變了世界：一個關于香料、奴隸制、自由和科學的神奇故事》。這本書曾經一版再版，到了2017年出版了平裝本，可見很暢銷。他們先從印度的宗教儀式上用糖開始，講到歐洲中世紀的信仰，然后，講哥倫布如何把甘蔗切塊兒帶到美洲，殖民地的植蔗制糖的生產與消費，怎樣導致了大量的奴隸貿易。但是，他們更強調，糖業也給那里帶去了“革命的種子”，為什么呢？因為糖、貿易、奴隸，也刺激了美國、海地和法國殖民地對自由的追求。特別有趣的是，這部書引用了口述史、歌曲、地圖和各種檔案，用“糖”貫穿起來，寫了一部講述近代世界潮流的大歷史。

大家想一下，從“糖”這個主題，能帶動多少領域，串聯多大的區域，發掘多深的歷史？我個人感覺，至少它串聯了三大主題：第一，文化、知識和技術的交流史；第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全球霸權的興起；第三，物質交流所推動的全球化傾向。所以，通過這樣的歷史解釋，我想，你就能理解季先生的這部書的真正意義，至少，它也參與了有關“糖”的全球史研究，也把中國在“糖”的全球史中的位置寫進去了。

這樣理解和解釋，《蔗糖史》的意義就非同小可。

二

下面是第二個例子，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戰。

2020年，我在日本東京大學待了八個月，因為疫情的緣故，只好躲在住處看日本史著作。有一天去神保町的書店，看到這樣一本歷史小說《白村江》，這部小說居然是排名暢銷榜第一名的書，接著我又看了不少有關日本古代史的著作，大多對白村江之戰有著非常細致和濃墨重彩的研究。我就在想，為什么在中國史敘述里面，這場戰爭并不是那么起眼，而在日本，卻被當作決定東北亞格局，也是決定日本歷史走向的一場戰爭呢？

確實，如果你注意讀中國史料，像《新舊唐書》《通典》《冊府元龜》和稍后的《資治通鑒》，這場戰爭并沒有那么重要，《舊唐書》的《高宗本紀》沒記載，《新唐書》的《高宗本紀》就只有一句話，《舊唐書》卷一九九本來應當記載東亞事情的《東夷·新羅》和《日本》，都不記載這件事情，倒是對前幾年也就是顯慶五年（660）蘇定方聯合新羅的金春秋打敗百濟，捉住百濟王義慈和太子隆，帶到洛陽獻俘的事情，記得比較多。

為什么？其實你如果比較中國、朝鮮和日本三方面的文獻記載，你就能明白，原來，東征百濟，再次挫敗百濟復國企圖，對于大唐帝國本身，并沒有那么重大的意義，唐太宗對于新羅來求援的事情，還曾經推三托四。為什么呢？因為對大唐來說，從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解決西面北面的突厥、吐谷渾、吐蕃、西域的事情更重要，唐朝先后擊敗東、西突厥（630年生擒頡利可汗；657年阿史那賀魯被俘），打敗吐谷渾（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并且與吐蕃和親（640年，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聯姻），回頭才來解決遼東方面的麻煩，所以，對大唐來說，朝鮮半島已經不是肘腋之患了。

可是對于朝鮮半島呢？大家看《新舊唐書》和《三國史記》的記載，就知道唐朝支持新羅，打敗高句麗、百濟，最終使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其實對于朝鮮半島的政治、文化、經濟都有很大意義。為什么呢？因為要得到唐朝的支持，所以新羅不斷地“大唐化”。649年“始服中朝衣冠”，650年“行永徽年號”，651年改用唐式官制，廢除了新羅自從法興王以來的獨特制度。大家要知道，古代東亞，衣冠、年號、官制這三樣很重要，改朝換代就要“易服色，改正朔”。后來，由于熊津口（660）和白村江（663）之戰，先滅百濟，后取高句麗，逐漸實現新羅統一，這使得整個朝鮮半島的政治文化，越來越靠攏大唐，當然對朝鮮影響很大。

可是對日本呢？為什么說在日本歷史上，這場戰爭最重要呢？長話短說，按照日本史研究者的看法，7世紀日本正處在古代國家形成關鍵時刻，但也發生了很多變亂。從乙巳之變（即645年皇子中大兄與中臣鐮足征討蘇我氏，殺蘇我入鹿，其父蘇我蝦夷自殺），大化革新（中大兄擁立孝德天皇，自己以皇太子身份推動改革），齊明天皇西征（即660年為援助百濟出兵，但齊明天皇中途而死），到中大兄皇子立為天智天皇，663年發生白村江之戰，這一系列事情對古代日本影響很大。有學者指出，新羅的“唐朝化”，曾經引起日本警覺，那段時間朝鮮半島局勢對日本影響很大，所以，日本史上有所謂“韓政”的說法。大家都知道，“國無外敵國恒亡”，正是因為日本覺察到來自西邊大陸的威脅，所以，才促使日本不得不先在內部改革和統合，把自身變成一個堅強的國家，這就是歷史上所謂日本“律令制國家的開端”。

“律令制國家”當然是學習了隋唐帝國的，西嶋定生所謂“東亞文化圈四要素”之一，就是律令制國家。可是，日本學得像不像呢？是不是真的就像中國隋唐帝國了呢？“白村江之戰”就在這里顯出影響了。據說，當時出兵朝鮮半島的日本聯軍，來自各個貴族，663年，天智天皇也就是中大兄皇子在白村江戰敗后，為了鞏固國家，維護皇權，安撫貴族，就不能不承認貴族的力量。把貴族各氏分為“大氏”“小氏”和“伴造”，賜予大氏以大刀，小氏以小刀，伴造以盾牌弓矢，并承認氏族首領對民眾（民部、家部）的支配權。盡管天皇為首的公家（朝廷）始終沒有放棄統合國家的努力，接下來的7世紀后半，從天武天皇、持統天皇到文武天皇（673—707），都試圖建成唐代中國那樣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和中國比較，由于日本傳統貴族豪強的勢力太大，這種高度同一的律令制國家實際上是“早產”，也就是“早熟”。為什么？因為日本天皇并不具備秦王掃六合或漢平定七國之亂的集權條件，白村江之戰后不能不向貴族妥協。因此，試圖高度統合的國家（皇權），與極為強盛的貴族和豪強（封建），就仿佛一個夾心三明治，形成了天皇與貴族、中央與地方互相對峙，貴族與大名在中間的國家形態。

這影響了后來日本史的走向和特點。后來，從日本中世的“公家”“武家”“寺家”格局，近世的幕藩體制，一直到明治維新時代的“大政歸還”和“撤藩置縣”，都和7世紀白村江之戰以后形成的日本國家特殊形態有著密切關系。大家看，如果跳出中國，在東北亞不同位置和視角來解釋這場戰爭，是不是更能理解它的意義？

三

第三個例子，我們怎樣解釋一部傳統中國的文獻，讓它的意義凸顯出來，提醒人們給予注意？

我在北大讀書時的老師之一白化文先生和他夫人李鼎霞先生，還有許德楠先生，1990年代出版了9世紀日本僧人円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校注本。據說，這是在周一良先生建議下編的，周一良先生通多種文字，又兼通西洋、東洋和中國歷史，是很有眼光的人，他對美國和日本的東方學研究都很熟，深知円仁這部書的重要性。

可是，關于《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我在這里要特別介紹一本著作，就是美國的賴世和（又名賴肖爾，Edward Reischauer，1910—1990）的《圓仁在中國唐朝的旅行》。賴世和大家都熟悉，他的傳記《我的兩個祖國》中譯本剛剛出版，他是哈佛大學的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曾經當過美國駐日本大使，和費正清一樣，都是美國東亞研究的領袖級人物。他的這部著作，其實就是研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大家都知道，《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日本僧人円仁到唐朝來的日記，他來唐朝求法的時候，剛好遭遇唐武宗滅佛那一段時期，他的記載，就是一個異域人對那時中國的觀察，也是當時東亞史的重要資料。

可是，在賴世和之前或之后，研究這部書的論著很多。因為這部書在日本也是重要的寶貝，對它的價值，日本人和中國人早就了解。有一個傳說，這部書的手稿原來在京都東山的延歷寺，而它的一個抄本在宋代初期曾經作為禮物，由日本僧人進獻給中國朝廷。但因為最后一卷就是第四卷，日本人覺得記載了唐朝滅佛等讓中國感到不光彩的事，所以贈送給中國的只有三卷。這傳說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確實有一個很古的抄本，收藏在日本京都東寺的觀智院，明治年間被發現后，被日本定為“國寶”。

所以，日本很早就有關于這部書的研究。以我有限的了解，早在1926年，觀智院抄本就被影印過，著名學者石田干之助（1891—1974）對它進行過研究，岡田正之也對石田的研究進行過解說。后來，又有兩部日本學者的著作都可以稱為名著，一是小野勝年（1905—1988）的四卷本《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研究》；一是足立喜六（1871—1949）注（鹽入良道補注）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這兩種著作都是很了不起的研究。前面說了，白化文、李鼎霞及許德楠三位先生的校注本，就是在小野勝年著作的基礎上做的，當然，小野和足立的這些注釋和研究，遠在賴世和之后。

盡管有這些研究，但在1955年，賴世和還是以他西方學者的眼光和特別的詮釋角度，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做了文獻和歷史的解說，闡發了這部書在世界史上的偉大意義。那么，他是怎樣闡發的呢？請注意這部書的第一章。

第一，賴世和很聰明地把9世紀的円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與13世紀馬可·波羅游記聯系起來。讓原本就熟悉馬可·波羅的西方讀者，一下子就意識到，比起震驚世界的馬可·波羅游記，円仁更早4個世紀、更清晰準確的中國紀行，意義有多大。但是，比起世人皆知的馬可·波羅來，居然円仁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只在其故國日本的學者圈里被人所知，這是很不公平的。

第二，円仁比馬可·波羅對中國的敘述更加準確和深入。賴世和暗示說，由于馬可·波羅廣為人知，人們習慣了從馬可·波羅這一西方人的立場、角度和眼睛中看中國。但是，如果從一個原本看上去就是漢文化圈內的円仁眼睛中看中國呢？從比較文化學的角度看，是否也有另外的意義？他相當聰明地指出，“（與馬可·波羅）相反的是，円仁是從與中國文化分家的日本來的，因此多少有點兒像是中國文化的繼子，他受過復雜的漢字書寫方法教育，又是一個優秀的佛教學者，而馬可·波羅呢？則是作為統治和歧視當時中國人的蒙古征服者的朋友，來到中國的，因此円仁與中國人相同，信奉佛教，更容易進入中國人的內部生活世界，即更能夠從內部洞察中國人生活，而馬可·波羅則不過是在外部眺望中國而已。換句話說就是，對于中國，円仁是作為‘同胞’來體驗的，而馬可·波羅是用‘夷狄’之眼來觀看的”。

第三，更重要的是，賴世和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從世界史角度看，円仁無意中參與了一個重要的文明進程。那個時代，正處在文明史的兩個重要發展之間。從6世紀起，地中海文明北上，席卷了整個北部歐洲；中國文明南下，波及南方中國甚至東南亞，在東北則進入滿洲、朝鮮和日本。也就是說，從6世紀后半到9世紀中葉，兩個偉大的文明，如同洪水一樣急速而且強烈地沖擊歐亞諸國。可是到了9世紀，回教大食帝國強盛，并且橫掃地中海一帶，歐洲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大大衰落，亞洲的大唐帝國盛世也結束了。我猜想，賴世和可能聯想到了，兩大帝國的這種衰落，剛好和兩邊發生的打擊宗教事件在同一時間。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在9世紀上半葉，有著名的“圣像破壞”運動，由于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的崛起，很多原來羅馬帝國的地方被伊斯蘭占領，大量教士回到拜占庭帝國，他們占有很多資源，而帝國皇帝試圖控制教會，歐洲歷史上神權和王權始終有沖突，國王策動的“破壞圣象”，就是在打擊教會，但很快，破壞圣像的利奧五世在820年被殺；在25年之后的845年，唐武宗的滅佛，同樣給大唐帝國的統治帶來危機。而賴世和就說，円仁就是這個大潮流的末端出場，并且見證了遠東歷史的一個重要人物。

在這樣的世界史背景下，円仁及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意義就大大提升了。在這樣的論斷之后，賴世和才開始敘述9世紀中國的一般狀況，敘述唐代玄奘、円珍和成尋這幾個遠道求法者的事跡和著述，也就是說，當他把円仁的大唐旅行安放在這樣一個世界史和中國史的大框架里進行解釋的時候，這部文獻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了。

四

下面是第四個例子，一幅地圖。

1935年，已故向達先生（1900—1966）到英國牛津的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查資料，發現一本作者不明的鈔本，封面上寫有《順風相送》四個字，副頁上有一行拉丁文，說明這個抄本為1639年牛津大學校長贈送，因此，這部書至少成書在明朝崇禎年之前，是一部來自中國的海道針經，也就是有關航海知識的書。在這部《順風相送》里，這位作者提及當時東海、南海的各條航線。其中南海方面，包括靈山往爪哇，爪哇回靈山，爪哇到滿剌加，福建往交趾，福建往柬埔寨，福建往暹羅，廣東往麻六甲，福建往爪哇，赤坎往柬埔寨，暹羅往滿剌加，萬丹往池汶，松浦往呂宋，泉州往勃泥，甚至包括古里往祖法兒等；而東海方面，則有琉球往日本，兵庫往琉球，琉球往福建，廈門往長崎，暹羅往長崎等。顯然，在當時從事海上貿易的海商看來，環東海與南海就是一個海上貿易世界。有關東部亞洲海域的文獻資料，近年來不斷出現。巧的是，同樣也收藏在牛津的博德利圖書館的塞爾登地圖（又名《東西洋航海圖》），最近被發現并且非常受關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前些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Mr.Selden’s Map of China：The Spice Trade，a Lost Chart，and the South China Sea），用超越國境的全球史和區域史方法，對這幅新發現的古地圖進行了精彩的研究。

這幅地圖160cm長，96cm寬，據說原來是掛軸。按照卜正民的研究，它大概繪制于1608年，也就是明代萬歷三十六年。由一個中國到東南亞（據說在萬丹，即今印度尼西亞爪哇的Banten）經商的商人繪制，幾年以后，被一個在萬丹擔任商館館長的英國軍官約翰·薩里斯（John Saris）得到。17世紀中葉，英國最著名的東方學者約翰·塞爾登（John Selden）從他手里買到這幅地圖，1654年塞爾登去世后，捐贈給牛津的博德利圖書館。但直到2008年，它才重新被發現，現在世界上這是獨一無二的一幅地圖。

那么，這幅地圖有什么特點？卜正民反復指出三點：

第一，它不像過去地圖（如宋代的輿地圖，以及明初的《疆理國都之圖》《混一圖》，明代中葉的《廣輿圖》）那樣，以中國為中心，凸顯中國疆域而把四周壓縮得很小，而是以南海為中心，大體準確地描繪了中國周邊的地區，涵蓋了整個東亞、東南亞、南亞廣大地域。

第二，傳統以中國為中心，凸顯王朝而忽略周邊的地圖，其繪制的觀念背景很大程度受到政治影響；然而塞爾登地圖以南海為中心，描繪環繞東海、南海的各個區域，則主要是考慮經濟即貿易路線。從觀念史角度看，商人的眼睛里并不完全在意天朝、帝國的完整性，他有他自己關心的視野，“（它）不是為了說明該海域島礁的主權歸屬而畫，它純粹是一幅為商人指點航向的海圖”，它的地理知識主要來自航海貿易的商人，所以它標識的地形、距離、路程、地名等等，都顯示出它與當時往來南洋海域的中國商船和商人有關。這些世界知識，一方面來自傳統的“海道針經”（比如《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等），一方面來自現實的航海經驗。尤其是地圖中所標識出的六條從中國（主要是泉州）出發的航線，說明了方向、遠近、位置，就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由于這是中國人的作品，當然記載中國格外詳細（大明國部分有很多地名標記），但是，也由于這是商人的作品，所以對于有商業貿易聯系的區域有不少記載。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可以參看到過南海的鞏珍的《西洋番國志》，和生活在閩南沿海的張燮的《東西洋考》，看看他們對于現在的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菲律賓這一環繞南海區域的敘述，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隆慶開海后的17世紀初，特別是明代萬歷年間的中國商人，對于那一片世界已經相當地了解。

它的意義還不止于此，因為這幅地圖出自華人商人之手，是明代甚至整個中國歷史上唯一以南海為中心，以貿易航線為主的海圖，所以，如果把它和明代有關四裔的文獻對比閱讀，也許意義更清楚。它等于在提醒我們，應當更加注意重新觀察明代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

第一，要重新了解明代中國民眾的世界視野究竟有多寬，以及海上商人的世界知識究竟有多少，所以，可能要重新考慮有關大航海時期有關東西方比較知識史的某些結論。

第二，要注意蒙元時代結束后，明代重心轉向東部亞洲海域，東部亞洲海域不僅有政治意義上的朝貢圈，還有經濟意義上的貿易圈。盡管明代前期有海禁，清代初期有禁海令和遷界令，但明清中國事實上已經轉向東方和海洋，但是，盡管海洋的意義對中國越來越重要，為什么在觀念上，那個時代的中國始終沒有特別重視海洋？

第三，歷史研究中，應當如何超越中國或者東北亞/東亞，把南海、東海連成一片，作為一個歷史世界，如何補充和糾正中部歐亞、東亞、東海海域等歷史概念的缺陷與不足？

五

好了。我已經講完了四個例子。讓我來簡單總結一下。

大家都看到了，歷史解釋確實是有力量的，我們過去有一些成語，比如“點石成金”“畫龍點睛”，都可以用來形容歷史解釋。它不止是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而且可能是像探照燈，在漫漫無邊的史料里面，把一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歷史凸顯出來，讓它變成了歷史的關鍵。換個說法就是，有時候解釋就像聚光燈一樣，照到哪里，哪里就亮。

剛才一開始我們說歷史學有“史料發掘”“歷史敘述”“歷史解釋”這三個事情，其實，前兩個都不可能離開最后這個歷史解釋。你不解釋出意義，你為什么要發掘這個史料，而不是那個史料？你沒有對歷史意義的解釋，你為什么敘述這段歷史，而忽略那一段歷史？我之所以總是提醒這一點，也是針對學生。現在很多學生寫論文，往往隨意打一個洞，鉆下去，看上去好像很深，但是很小，也沒意義，這恐怕不行。就算你繼承先輩，做一個傳統題目，守住你的一畝三分地，說這是一塊紅薯地，前輩挖了大的，老師挖了中的，我再來挖小的。可是，這有意思嗎？我們的學問不是越做越窄了嗎？你怎么就知道，這就是紅薯地呢？沒準兒這塊地里，本來還有花生，還有蘿卜呢？所以，就算是碩士博士研究生寫論文，你也要想方設法，提煉出這個課題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你怎樣才能告訴別人，你的選題是有意義的？你怎樣才能提升你研究這個課題的重要性？這都關系到“歷史解釋”。

我的結論是，要有好的歷史解釋，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放寬歷史的視野，把中國放到更大的亞洲、世界的背景里面去，這就要求研究中國史的人，多少也要有一些世界史的知識，要多讀書，可能中國史的研究者要更加辛苦地去讀世界史的書，世界史的學者要更加多地讀中國書。以前歌德的名言說，“只知其一，便一無所知”，是很有道理的。這也是我今天要講這個題目的目的。

本文發表于《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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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淺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