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平原悼念宇文所安：一位有宏闊視野與詩心的漢學家

5月1日，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James Bryant Conant榮休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美國麻省劍橋逝世，享年79歲。

2日，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陳平原向澎湃新聞追憶與宇文所安的交往點滴，以此悼念這位漢學大家。

以下是陳平原的講述：

最后一次與宇文所安教授見面，是2019年6月2日。那天下午，在康州他和田曉菲的家，我們聊得很愉快。諸多話題中，涉及中美政治及學術生態，導師的責任以及困境，還有他為什么提前退休。記得特別牢的是，宇文所安教授手舞足蹈，說夢見自己快死了，忽然聽見耳邊有學生在呼喊：“教授，教授，你不能死，你還得再給我寫兩封推薦信！”說完，哈哈大笑。

2019年，陳平原教授（左一）與宇文所安教授（右一）合影。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雖然在各種學術場合多次晤面，但我的專業與宇文所安教授相去甚遠，沒有資格做全面評價。只是十六年前撰寫《有師自遠方來》，有兩段話值得引述：

“像宇文所安教授那樣視野宏闊，談論中國詩文時貫通古今，不以朝代為限的，實不多見。不錯，這是一個中國古典詩歌研究專家，可同時也是哈佛比較文學系主任，‘大視野’正是其突出特征，看《追憶》與《迷樓》中的縱橫馳騁，不難明白這一點。”

“漢學家評說中國古典詩文，難在‘貼切’二字，往往是新意迭現，但又略有隔閡。宇文所安教授是個例外，除了語文能力，更重要的是‘詩心’。以詩人的敏感，去感知千古詩人的脈搏，并與之展開坦誠的對話，這需要高遠的想象力，以及對于中國詩歌的一往情深——恨不得起古人于地下，與之切磋詩藝。好的詩評家，大概常有此體會。將‘體味’置于‘知識’之上，不太受文學史論述框架的束縛，是宇文所安教授治學的一大特點。可以這么說，評論宇文所安教授的學問，看得見的是比較文學的視野，看不見的，則是論者的詩心與詩情。”

這其實是2010年5月24日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陽光大廳舉行的第一屆“胡適人文講座”的“開場白”，初刊2010年6月2日《中華讀書報》，后收入我的《花開葉落中文系》（三聯書店，2013；【增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那時我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因獲得系友捐助，在北大設立了“胡適人文講座”，首請大名鼎鼎的宇文所安教授。

2010年，宇文所安教授在北大演講。

除了第一講《快樂·擁有·命名：對北宋文化史的反思》，在此后的8天時間里，宇文所安教授還在中文系二樓演講廳為北大師生奉獻了題為《桃花源的長官》《缺席的石頭》《悉為己有》《回聲：讀法》等四場專題講座。當初之所以沒有整理講稿，是尊重講者意愿——以日后刊行的英文著作為準。

2010年，宇文所安教授在北大演講。

倒是6月1日在北大五院中文系的演講廳，宇文所安教授夫婦應邀與眾多中文系教授座談，其中妙語連珠，隨便引兩段：

“在哈佛，只有一門文學史課，就是中國文學史課，別的系，不管是英語系、法語系，他們完全沒有文學史的課。為什么有中國文學史的課？中國文學的作者，他們做文章的時候，他們自己知道中國文學史，有中國文學史的意識。如果你不是從他們的觀點里看他們怎么對待過去和傳統，就沒有辦法理解他們。如果我們講梵文的文學史，就完全沒有意義，為什么？因為梵文作家雖然很多，跟中國一樣豐富，但是他們寫東西的時候，沒有文學史的概念。”

“最好的文學教育，我想是閱讀文本。學生一開始先看文本，后來再看理論。讓學生對文本感興趣，后來那個環節，才是講到語境（context），然后再到文學史。從小的到大的。可是學習文學史的原因，還是為了要再回到文本本身。如果不能幫助你看文本，學那么多知識有什么用？”

當然，這只是摘引，必須跟前后對話聯系起來，再兼及其專門著述，才能真正明白他的立場。這篇題為《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的座談紀要，初刊《現代中國》第十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后收入我主編的《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知道的人很少，值得推薦。

陳平原教授主編的《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