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說：煤礦打工

一九五八年正月初五，再有三個月，我就滿十四歲。

雪還在下。母親把我的手攥了又攥，一句話顛來倒去說了一早晨：“出門在外，跟緊你堂哥，別逞能。”

我嗯嗯地應著，心里卻早已飛出老遠——頭一回出遠門，頭一回掙錢，頭一回覺得自己像個大人。

堂哥比我大8歲，在銅川焦坪煤礦打了五年工，人瘦了一圈，眼窩深了，說話也穩了。爹娘很放心把我交給他。

去打工，也是無奈，家里實在揭不開鍋。開春的學費還差一截，趁著寒假，跟堂哥去礦上干半月，掙幾個算幾個。

七十里山路，不通車，步行。

那年冬天特別冷，北風從溝里灌進來，像刀子割臉。雪把山路蓋得嚴嚴實實，一腳踩下去，沒過腳踝。

堂哥走在前面，肩上挎著個布包，里頭是母親烙的玉米面餅子。我拄著一根棍子，踩著堂哥的腳印走，一腳深一腳淺。

臨出村，堂哥一再叮嚀：“誰問你多大了，記住說18歲，別忘了！“礦上不準用童工，像我這種臨時幫工，一般沒人細究。

“到礦上記住幾條。”堂哥頭也不回，“第一，少說話多干活；第二，別往窯口跟前湊；第三，有啥事找我，別自己扛。”

我一一應著，呼出的白氣被風刮散。

他又講礦上的事。說有個河南人叫大毛，拉架子車的好手，一趟能拉八百斤；說機電班的老吳會修電機，一個月掙六十多塊；說去年臘月，隔壁小窯冒頂，壓死兩個人，賠了家屬三百塊。

說到這兒，堂哥頓了頓，“干活時候機靈點，聽見響動趕緊跑。”

天黑透的時候，到了。

工棚是高粱稈搭的，地上鋪一層稻草，草堆上坐著或躺著有六個人。我和堂哥彎腰進棚子，大家互相擺了擺手算是打了招呼。

堂哥和我擠一個被窩，拉開被子，里頭竄出一股汗味和煤煙味。

地上挖了個坑，用磚頭砌個火爐子。礦山多的是煤，可以隨便燒，火苗子躥得老高，烤得人臉上發燙。

第二天一早，跟上堂哥跑到大灶上，匆匆吃了兩個餅子，喝了一碗包谷糝。

一會兒，堂哥過來跟我說：“你不用下井，我給隊長說好了，你去給大毛幫忙推車”。

我干的活就是從小煤窯用架子車將煤拉到大煤礦的煤場，小煤窯就是大礦采不到的邊煤，雇民工開采，屬于大礦管理。

于是堂哥領我去見大毛。

大毛二十八，瘦高個，顴骨突出，黑黑的臉上露出一口黃牙。他打量我一眼，扭頭對堂哥說：“這娃太小，能干啥？”

“給你搭把手，推車。”堂哥遞了根煙，“我弟就干半個月，每車給你加一毛錢。”

大毛接過煙，嘿嘿笑了。

架子車比我想的大。加厚加高的車斗，裝滿煤，少說八百斤。

大毛把拉繩套在肩上，我在后面推。從窯口到煤場三里路，一里上坡，兩里平道。雪化了又凍，路面上結一層冰碴子，腳踩上去打滑。

上坡那段最難，我把身子壓得很低，兩手死死抵住車幫，腿肚子打顫，牙關咬得咯咯響。

第一天拉了八趟，我咬著牙堅持下來了。

收工時候，天早黑了。我鉆進工棚，渾身酸疼，襯衣濕透，貼在背上冰涼。

堂哥讓我洗腳，說解乏。我懶得動，把濕棉襖脫了，光著膀子鉆進被窩。

半夜醒來，聽見外頭風刮得高粱桿嘩嘩響，想起母親送我時那憂傷的眼神，眼淚一下就下來了。

堂哥醒了，把我按回被窩：“哭啥，再干幾天就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發現那雙濕透的棉布鞋在火爐邊烤著，鞋幫子還熱乎。掛在鐵絲上的棉衣也干了。

大毛話不多，歇著時候蹲在車把上卷旱煙。他問我多大，我說十八。他搖搖頭說：“不像”。然后點點頭，“我十多歲，給地主放牛，冬天沒鞋穿。”

慢慢熟了，他的話也多起來。他家在河南農村，過年沒回去，舍不得路費。

家里給說了個啞巴媳婦，彩禮三百塊，還差一百多。生產隊一個工一毛錢，干一年也攢不夠。

他偷著跑出來打工，隊長睜只眼閉只眼，算是照顧。

“這地方，”他磕磕煙袋鍋子，“一個月能掙五十多，比我們公社書記還多。”

第三天，腿不那么疼了。基本能跟上大毛的步子。第五天，上坡時候，大毛回頭沖我笑了笑：“中！”

每天天不亮起床，吃過早飯上工，天黑收工。一天拉八趟到十趟，除去租車，一天能凈落兩塊錢——夠我父親在生產隊干十天。那時候一個勞動日值一兩毛錢。

半個月到了。

最后那幾天，堂哥在市里參加機電培訓班學習，沒回來。

臨走，大毛幫我收拾行李，從兜里掏出一卷票子，塞給我：“這是你堂哥交代的，除過伙食雜費，一共二十四塊。”

我不好意思接。他硬塞進我兜里，“拿著，回去好好念書。”

走出工棚的時候，太陽出來了，照在煤堆上，黑得發亮。大毛站在工棚旁沖我揮手，瘦長的影子投在地上。

走出老遠，我忽然想起來——一起干了半個月，我竟不知道大毛的臉是什么樣子。

每天收工，他一臉煤黑；第二天見面，又是一臉煤黑。我只記得他笑的時候，牙很白。

六十年后，我還記得那個冬天。記得雪，記得煤，記得高粱桿工棚，記得那雙在火爐邊烤干的棉布鞋。

我更記得，那一年，我十四歲。頭一回知道，窮人的命，真是吃苦耐勞的命。

但那也是頭一回知道，在吃苦耐勞的窮人里，也有暖。

2018年寫于西安建國飯店 圖片AI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