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爺們講人權是底層牛馬勞動力不足倒逼出來的結果

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歐洲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黑暗的中世紀”持續了一千多年。在“黑暗的中世紀”，歐洲底層老百姓的生活真的可以用“暗無天日”來形容。

中世紀的歐洲，社會等級森嚴，國王、領主、騎士、農民等階層有著嚴格的劃分。不同階層之間不通婚，因為與階層比自己低的人通婚是一種恥辱。王室可以娶胡安娜那樣的瘋女人，也不會娶低階層女士。歐洲底層牛馬承受著繁重的勞動，供養著高階層的人，世世代代沒有向上流動的可能。

實事求是地說，在歐洲處于“黑暗中世紀”的時候，我國的底層老百姓的生活比同時期歐洲“牛馬”們要好很多。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也是“等級森嚴”，豪族門閥壟斷了社會上的官職，底層百姓也沒有出頭之日；等到隋朝科舉制度發明，黃巢起義和五代亂世終結了“五姓七望”為代表的貴族門閥政治，社會底層的老百姓終于有了向上流動實現“階層躍遷”的可能。大宋朝的讀書人中有不少是出身寒門通過讀書科舉躋身官僚階層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夢想。而同時期的歐洲，底層牛馬只能永遠是底層牛馬。

歐洲的地形跟我國很不一樣。歐洲的中低緯度地區是地中海，能種糧食養活人口的土地所處的緯度較高，比如巴黎的緯度跟我國黑河差不多，羅馬跟我國沈陽處于同一緯度。我國的傳統農業區所在的緯度，在歐洲對應的是地中海。歐洲農業區得到太陽光照較少，糧食產量較低，同樣為了養活統治階級，歐洲農民的負擔比中國古代農民的負擔要重很多。

由于歐陸住人的土地緯度較高，取暖問題也成為歐洲農民的一項負擔。歐洲人小半年時間都要窩在房間里“貓冬”，人與牲畜擠在一起取暖，衛生狀況極差，他們的生活條件與中國古代同時期的農民也是沒法比的。

歐洲不光等級制度森嚴，還在行政區劃上非常“割裂”。比如德意志地區，到處都是一個個割據的諸侯，關卡林立，人民不能自由遷徙，無法大范圍串聯。從這個角度講，歐洲底層的農民在中世紀其實是“農奴”。在這種割裂開來的一個個小區間里，農民如果活不下去，就算起來造反，也會“規模極小”、“實力不足”，往往很快就被領主撲滅。在歐洲，騎士是職業戰斗人員，有專門配備的戰馬、盔甲和武器，農民的戰斗力在騎士面前根本不夠看。所以在中世紀的歐陸，農民起義有很多，但規模都不大，難以持續很長時間就宣告失敗，跟中國聲勢浩大的、甚至有些可以推翻皇朝實現改朝換代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根本沒法比。

所以，歐洲中世紀的農民就像活在無間地獄里，受苦無窮無盡，沒有階層躍遷的希望，想造反都不能成功。

在那段歷史時期，有歐洲人比如傳教士這些，他們到了中國，感嘆像是到了天堂，這絕不是夸張，而是對中國人的生活“實實在在的羨慕”。包括《馬可波羅游記》在內，有很多這方面的證據。

歐洲底層牛馬命運的轉折來自黑死病。

那場瘟疫把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送進了地獄，死亡人數達2500萬，瘟疫前歐洲的人口總數是7500萬。

人口大量減少造成底層牛馬的勞動力嚴重不足。領主們廣袤的領土沒有人耕種， 田地荒蕪。以前是底層牛馬們求著領主給塊地種，現在是領主開出極好的條件也招徠不到農民給他種地。

古老的供需規律一直在市場上發揮作用，勞動力市場也不例外。勞動力再短缺，只要你把勞動力的價格開到足夠高，也還是能招到人給你種地的。 幸存的農奴和勞動者開始得到更高報酬、更好待遇，甚至可自由選擇雇主，農奴制開始瓦解。這種經濟上的自主性，成為“人身權利”意識的原始基礎??。

因為底層老百姓大量死亡，國家也開始重視勞動力這種“寶貴資源”。意大利有城邦頒布了 《勞工條例》來規范勞動關系，標志著國家開始介入社會權利保障??，關注底層勞動者權利。

一直在歐亞大陸這塊“世界島”上處于落后身位的西歐地區，因為底層人的社會地位的改善，激發了社會的創造力，破天荒地開始迎頭趕上，并且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后來居上”。

估計歐洲底層老百姓自己也沒有想到，在中世紀歐洲特殊的等級森嚴、有專業的維護封建統治的騎士、地理上割裂的環境下，底層農民如果靠反抗絕無可能勝利的命運，竟然被一場黑死病以“消滅大量底層牛馬的勞動力，然后勞動力不足倒逼領主老爺們不得不賦予底層牛馬們人權”的慘烈方式給改變了。

這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斯拉夫人。由于基輔羅斯和莫斯科公國早就被金帳汗國統治，跟蒙古人的長期交往賦予了他們對于鼠疫的抵抗力，這使得東歐斯拉夫人群體在“黑死病瘟疫”中受到的傷害較小。斯拉夫人中的底層勞動力沒有像西歐那樣遭到黑死病的毀滅性打擊，斯拉夫人中的老爺們當然也就沒有因為“底層牛馬勞動力不足”而被倒逼“賦予牛馬們人權”，這讓東歐斯拉夫人繼續維持農奴制，底層牛馬繼續水深火熱，沒有自由和人權，社會的創造力受到壓制，俄羅斯等東歐族群開始落后于西方。俄國直到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后，沙皇才開始農奴制改革，但彼時俄國已經嚴重落后于西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