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公里開5小時，下班再走10公里：朝鮮工人的一天，我不敢看第二遍

火車是2005年株洲廠產的，綠皮，舊，但還能跑。從新義州到平壤，一百八十公里，跑了整整五個小時。平均時速三十多公里，比自行車快不了多少。一路上晃晃悠悠，車窗外的農田、村莊、牽著牛的老人，一幕幕慢慢地往后挪，像老電影在倒帶。

我心里想，這速度，大概也是這個國家目前的節奏。

到了那家工廠，盡管來之前做過心理建設，可真站到廠區門口的時候，我還是愣了一下。

廠房的墻皮大片脫落，露出發黑的水泥。窗戶上的玻璃缺了好幾塊，用塑料布糊著。車間里光線昏暗，機器轟隆隆地響，每一聲都像在咳嗽。地上油漬斑斑，空氣里彌漫著鐵銹和機油混在一起的味道，嗆鼻子。

工人呢？瘦。不是那種健身出來的精瘦，是那種長期吃不飽、油水不足的干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晃晃蕩蕩的，像面口袋。臉色灰黃，顴骨高聳，眼窩深陷。可他們的手很有力，指節粗大，指甲縫里嵌著洗不掉的黑色油泥。

干活的時候沒人說話，只聽到機器的轟鳴和工具的碰撞。偶爾有人抬起眼睛看一眼我們這些“外國人”，然后又迅速低下去，沒有任何表情。

真正讓我心里發堵的，是下班后。

那天傍晚，我在廠門口等車，看到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工人走出來。他脫下工作服，換上一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夾克，背上一個破舊的帆布包，然后開始走。

我以為是去附近的公交站。等了半天，沒看到有車來。翻譯跟我說：“別等了，他走路回家。”

“多遠？”

“差不多十公里。”

十公里。我大概算了一下，按正常步行速度，要走兩個多小時。他早上天不亮就要出門，晚上天黑透了才能到家。一天四個小時在路上，而且是在那條坑坑洼洼、沒有路燈的土路上。

還沒等我消化完，又走出來幾個工人。有的騎著叮當響的自行車，有的跟他一樣，靠兩條腿。有一個年紀大一點的，推著一輛二八大杠，車胎癟了，推著走。我問翻譯：“輪胎沒氣了怎么不修？”翻譯苦笑：“修一次要花不少錢，舍不得。”

他們走遠了，背影越來越小，最后變成幾個灰點，消失在灰蒙蒙的路上。路邊光禿禿的，連棵樹都沒有。風一吹，灰塵揚起來，把那些灰點徹底蓋住了。

更讓我難受的，是晚飯。

廠里給工人提供一頓午餐——一碗米飯、一小碟泡菜、一碗大醬湯。沒有肉星，連油花都少見。可工人們已經很知足了，因為這頓飯是國家補貼的，便宜。

晚飯呢？自己解決。

我看到好幾個工人從包里掏出一個布袋子，里面裝著干糧——玉米面餅子，或者紅薯，涼透了，硬邦邦的。他們就著水壺里的涼水，一口一口啃。啃得很慢，嚼很久，像在吃一頓大餐。

有個年輕工人，看起來二十出頭，啃著啃著，突然停下來，把剩下的半個餅子重新包好，塞回包里。翻譯說，他留著明天早上吃。晚上餓一頓，忍忍就過去了。

忍忍就過去了。這句話，他從小說到大吧。

我問他一個月賺多少？翻譯猶豫了一下，說：“大概三四千朝元，折合人民幣……不到三十塊。”

三十塊。在我們這兒，不夠吃一碗牛肉面。在他那兒，要養活一家老小，要買牙膏肥皂，要交偶爾的雜費。所以他能省一分是一分，寧可走十公里路，也不花錢坐車。寧可啃涼餅子，也不舍得生火做飯。

那天晚上，我回到住的地方，看見桌上擺著米飯、紅燒肉、炒雞蛋、一碗熱湯。我端起碗，腦子里全是那個把半個餅子塞回包里的年輕人。他忍了今晚，明天早上那個餅子更硬，更難咽。可他沒有別的選擇。

我的工作結束了，火車又晃晃悠悠地拉著我離開。還是那輛2005年株洲廠產的綠皮車，還是五個小時跑一百八十公里。我靠在窗邊，看著那些一閃而過的村莊和農田。田里有勞作的農人，彎著腰，一動不動，像插在地里的樁。

我不知道他們下班后要走多遠的路，也不知道他們的干糧夠不夠吃到明天。

火車過了鴨綠江，手機信號恢復了，4G滿格。我刷新了一下朋友圈，有人在曬烤肉，有人在抱怨堵車，有人在發“減肥好難”。

我關掉手機，閉上眼睛。

那個年輕工人把半個餅子塞回包里的畫面，怎么也關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