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是一個離線的AI”——一淼AI創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

“AI 應該讓我們變成更好的自己?！?/p>

在很多關于 AI 的討論里，人們習慣從模型、算力、編程、產業效率談起。但當 AI 開始能說話、能創作、能陪伴、能協助我們整理記憶時，它就不再只是一個技術議題，也變成了一個人文議題。

這一期《原點Talk》，我們請到了一淼AI創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

她曾是文旅規劃設計師，做過景觀設計、生態規劃和城市更新，也曾在教育領域教授人文地理、歷史和英語；如今，她把自己的方向定義為“AI 人文創新教育”。

從景觀到文旅，從教育到 AI 創作，再到口述家族史。這些經歷看似跨界，卻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核心：人如何在空間、時間和關系中理解自己。

景觀是人與空間的關系，教育是人與人的連接，口述史是一代人與下一代人的記憶傳承。而 AI，則成為她重新串聯這一切的工具。

在李一淼看來，AI 帶來了創作工具的平權，也降低了普通人表達、記錄和創造的門檻。但它并不是為了替代人的思考、情感和體驗，而是幫助人重新回到自己，回到與他人、社區和世界的連接。

她說，每個人都是一個“離線的 AI”。每個人的經歷、家庭、記憶和生命體驗，都是獨一無二的數據集。當外在的職業標簽被 AI 逐漸抹平，人更需要找到自己的意義，最終才能“見自我、見眾生、見天地”。

【以下為本次訪談的精選內容?！?/p>

高飛：歡迎大家收看本期《原點Talk》。今天我們請到了一淼 AI 創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你的經歷很跨界，有景觀，有教育，也有家族文化傳承相關的內容。如果讓你對外介紹自己，你會怎么描述？

李一淼：我會介紹自己曾經是文旅規劃設計師，現在是 AI 人文創新教育的老師。

高飛：你最早學的是景觀規劃，當時為什么選擇這個專業？

李一淼：現在回想起來，我選景觀專業好像是冥冥注定。當時選大學專業時，我其實在計算機和景觀之間猶豫。因為我是理科生，而在理科專業里，景觀是最偏藝術和人文的方向。 我媽媽曾經來北京林業大學進修過，她跟我說，學這個專業的人每天背著畫夾去畫畫。我后來去看學校網站上的課程表，發現里面有植物、藝術、建筑、繪畫，這些都是我特別喜歡的內容，所以選這個專業是我自己心之所向。

高飛：當時學理科是比較主流的選擇，但你骨子里其實更喜歡藝術和人文。家里支持你這個決定嗎？

李一淼：我所有人生里的重大決定，基本都是自己做的。我是一個很自主的人，我父母也很開明，他們都會在一旁支持我，從來不會強加他們自己的想法。

高飛：真正學了景觀之后，和你當時報考時想象的一樣嗎？

李一淼：確實是我喜歡的方向。我本科四年在北林，后來去美國繼續讀景觀。那幾年我很開心，因為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真的熱愛這個專業。

高飛：后來你去美國讀研究生，方向有什么變化？

李一淼：我一開始去了佛羅里達大學學景觀建筑，后來奧本大學給我全獎，我就轉到了奧本大學。美國那邊的景觀理念更偏生態規劃，他們很在乎生態體系，不只是把一個空間設計得好看，而是要看這塊環境如何和更大的生態系統融合，讓生態系統變得更好，或者進行修復。

高飛：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景觀設計和生態設計的區別。能不能舉個例子？

李一淼：狹義的景觀設計，比如給你一塊公園、校園環境或者居住區公共空間，通過植物、材料和空間組織，把它設計得更舒適、更美觀，滿足人的功能需求和審美體驗。

生態設計會看得更長遠、更系統。比如我研究生階段做過一個課題，是關于美國沃爾瑪舊址再利用。美國很多沃爾瑪店鋪的生命周期大概是 30 到 40 年，之后可能因為社區變化、人口變化而搬走或衰落。那么它原來的場地怎么處理？

當時我住的社區和沃爾瑪中間有一條高速公路，把兩個社區截斷了，人很難走過去，而且這條路也截斷了原本很好的生態環境。所以我就在想，怎么用景觀和生態設計把兩個社區重新聯系起來，沃爾瑪未來搬走后，遺留下來的場地又如何與周圍社區融合？

我當時的理念是“讓大自然做工”。人為先給場地設計一個框架，比如在水泥地上切一些縫，讓植物、雜草、雨水在時間長河里慢慢發揮作用，逐漸把水泥肢化解掉，讓它演化成一個既適合人，也有生態功能的場地。

高飛：用自然的力量去疏解原來的非自然力量。

李一淼：是的。景觀是一個特別綜合的學科，它設計的是空間的外環境。建筑更關注建筑本體，城市規劃關注城市整體結構，而景觀要同時學習建筑、規劃、植物和自然系統。俞孔堅老師曾提出過“海綿城市”的理念，以前我們建泄洪渠，基本是工業化視角用水泥封住河道，兩岸也用水泥做成渠，但在景觀設計師眼中，你可以用植物、生態駁岸和可持續材料，讓它既能泄洪，也能成為游憩空間、自然景觀和動植物棲息地。

高飛：原來更多考慮效率，但從景觀的角度還要同時考慮人、自然和生態系統。后來你在西雅圖工作了一段時間，為什么回國了？

李一淼：美國的景觀行業比較成熟，我在那邊會做一些小項目，比如說西雅圖籃球場、華盛頓大學的場地設計等等。但當時的中國還在建設期，有一些很重大的項目，從我的專業來講，那個時候在中國是更有發展的，在美國則是更穩定一些。

高飛：回國之后又做了幾年景觀設計，后來為什么會出來創業？

李一淼：我 2015 年第一次出來創業。當時正好有個客戶給了我一個比較大的項目，我就借著這個項目出來了。那時候也趕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階段。在大公司做設計，項目規模大，但很多是公共項目或者地產項目，比如居住區、公園等，沒什么創意空間，更多是一個高效運轉的生產體系。而我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人，像文旅項目更需要創意和想象力，所以我出來創業后，就從文旅項目開始，這更符合我的興趣和特點。

高飛：從設計師變成創業者，感覺有什么變化？

李一淼：最大的變化是要自己管理自己，也要做很多設計之外的事情。可能至少一半時間都不能只做設計了，還要和甲方溝通、跑現場、招人、管理項目。但我當時的感受是“忙并快樂著”，因為這些事情都是為自己做的。

高飛：后來你又進入教育領域，這個轉變是怎么發生的？

李一淼：孩子出生后，我把很多心思放在孩子和教育上，也兼職做了一些教育相關的工作。疫情期間，文旅項目變少，我就兼職做了英語老師和 AP 教師，教人文地理和英語。因為景觀本身也需要人文地理知識，做文旅更需要理解一個地方的地理現狀和人文內涵，地理和人文一直是伴隨我的一條線。

高飛：中國人很重視教育，你覺得怎樣才能讓學習變得有用，而且讓孩子愿意參與？

李一淼：我的教育經歷和一般老師不太一樣，我帶班課比較少，大部分是一對一。我覺得如果資源足夠，一對一是教育效果最好的方式。因為它非常有針對性，也更容易形成亦師亦友、教學相長的關系。但一對一成本很高，AI 時代到來之后，普通人也能享受到“一對一教育”的可能性變大了。和工業時代的班課教育相比，AI 能釋放每個人自學的潛能。當然，如果既有 AI，又有像真人老師這樣的一對一陪伴和引導，那是最完美的。

高飛：后來AI時代來了，對你的工作有什么影響？

李一淼：我是最早一批用 AI 生圖的人，我做文旅規劃設計，前期策劃階段經常需要把創意視覺化。以前行業里的做法是找意向圖。比如國外某個已經建好的農場、樹屋、廣場，把照片放進項目書里，再加一些描述。但問題是，這些圖畢竟是別人的項目，和你的場地不一定融合，也很難體現你真正的創意。

如果前期策劃階段就去建三維模型、畫圖、導效果圖，成本和工作量都太高。AI 生圖出現后，它可以把我腦子里的創意很快生成一張還不錯的圖片，替代之前的意向圖，這對我的工作幫助非常直接。21年我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圖，有一次我簡單設計了一個樹屋，用 AI 生成效果圖發到朋友圈，很多人來問我“這個項目在哪”，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那是 AI 生成的。

高飛：你覺得用 AI 生圖，最關鍵的經驗是什么？很多人會覺得自己是在“抽卡”，總是生成不到想要的東西。

李一淼：我覺得還是需要設計師的經驗。我能生成比較精準的東西，是因為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可能會先把建筑體塊拉準，知道建筑放在哪里，植物在哪里，再做一個比較粗略的截圖，把這個骨架給到 AI，讓它在這個基礎上生成得更好看。在我的 AI 設計課里，最后生成圖片最好看的，往往是有設計或規劃功底的人。大眾雖然有了工具自由，但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之間，仍然差在對設計語言和經驗的認知上。

高飛：后來你是怎么從 AI 生圖，發展到 AI 創作課程和研學工作坊的？

李一淼：因為我很早就開始用 AI 做設計，所以積累了很多經驗。后來有一些國企邀請我去做 AI 創作分享和培訓，我就開始給別人開 AI 創作講座和課程。后來有一次，我和 93 號博物館的館長聊天，他們深耕大柵欄，我就想到能不能換一種形式：先帶大家做一次研學，走訪大柵欄幾條重要線路，比如楊梅竹斜街、琉璃廠、老字號等，然后再回到工作坊，由我教大家用 AI 進行創作。

高飛：為什么一定要先走一圈，再回來創作？

李一淼：這和我做文旅這么多年的經驗有關。我一直覺得，旅游體驗應該是一個閉環。你旅行完、體驗完之后，最好能有一個自己的成果，哪怕是一篇日記、一段總結、幾張照片。你把感受到的東西轉化成自己的表達，這才是一個更高級的體驗閉環。

高飛：這種研學活動面向什么樣的人？

李一淼：我的理念里很重要的一點是“混齡”。這個課程不是特別專業的技術課，只要能使用手機，能和 AI 對話，就可以參與?，F在像豆包這樣的工具體驗已經做得很好，老人和孩子都可以用它來生圖和創作。我覺得 AI 帶來了創作工具的平權。它釋放了普通人的創作空間，只要你敢想，就有可能做出來。混齡的效果特別好，孩子可以看到老人、中年人的關注點和經驗，老人也可以看到孩子新鮮的視角，接觸年輕人的文化。這會讓老人感到鮮活，覺得自己和這個時代沒有脫節。

我特別看重 SEL，也就是社會情感學習。在一些教育理念比較前沿的地方，孩子從小就會學習如何表達情緒，如何與別人溝通情感，但我們這里還沒有特別重視。我覺得現在很多孩子出現抑郁等問題，和環境單一、社會關系單一有關，一個孩子的成長，需要從和不同人的交往中獲得心里支撐、經驗教訓和自我成長。所以我希望研學發生在一個真實社區里，讓老人、孩子和不同年齡的人彼此交流生命經驗，也讓他們對社區的感情更凝聚。

高飛：參與者都是社區里面的人嗎？

李一淼：都有。我做過一些城市更新項目。很多城市更新做得不成功，是因為大家缺少對那個地方的歸屬感和記憶。它把街區最有靈魂的東西去掉了，全部換新，結果大家沒有根了。我后面做口述家族史，和這個也有聯系。

高飛：說到口述家族史，什么是口述史？為什么家族口述史很重要？

李一淼：口述史本身是一個專業學科。我想做這件事，和我自己的經歷有關。剛回國時，我爸爸第一次帶我去給爺爺掃墓，他們去世得比較早，我從小和他們不在一起，所以對他們的生活經歷很陌生。站在他們墓前那一刻，我突然特別想知道他們生前經歷了什么，那時候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顆種子。

高飛：這個事情具體怎么做？

李一淼：以前做一個口述史項目，可能要一個團隊，花幾萬塊錢?，F在借助 AI 工具，一天甚至幾個小時就可以做出來。AI 能在工具效率上大幅提效，比如錄音轉寫、內容總結、文字整理，甚至可以生成連環畫、視頻等不同形式。另一方面，AI 也能在采訪上給普通人幫助，比如幫助生成采訪問題。我現在做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廣，也做了口述史的AI工具。

但要注意AI沒有生命體驗，口述史經常會涉及家庭里的隱痛、創傷和痛苦經歷。這個時候，采訪者要捕捉很多細微的情感信號。AI 可以分析文字，但它無法替代線下面對面的連接感。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受、沉默、情緒變化，很多都是隱性知識，很難完全用語言表達。

高飛：如果從人文視角給 AI 下一個定義，你會怎么說？

李一淼：我覺得 AI 是工具，它是讓我們變成更好的自己的工具。我們應該借助它，讓自己變得更好：更有思考能力，更有同理心，更有創造力。它不能替代我們，不能成為我們的創作者、溝通者和思考者。

高飛：但也有人擔心 AI 會取代文科生，甚至取代很多人的工作。你有這種憂慮嗎？

李一淼：我覺得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AI 像一個潘多拉的盒子，當它的智能遠高于人類時，人類想完全控制它，我覺得很難。但這是更宏大的問題。作為普通個體，我更關心未來十幾年里，我們怎么和 AI 相處，怎么把自己安頓好，在這個時代不焦慮，繼續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我現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通過課程、活動和體驗，幫助人回歸自我，找到自我的意義和方向。

高飛：最后一個問題，你是如何以OPC得身份被注意到的？你怎么理解 OPC這件事？

李一淼：當你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時，會有很強的主觀能動性。你會主動鏈接別人，推廣自己。我有一個觀念：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離線的 AI。你過去所有的經歷、家人、記憶、教育和生命體驗，都讓你成為一個獨特的模型。所以當你一直跟隨自己的熱愛，最后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時，你自然會顯示出獨特性。

高飛：但如果外部評價沒有給你正反饋怎么辦？

李一淼：這確實不容易，是一個修煉的過程。工業時代里，很多人的身份感和意義感都被外在評價體系牽著走。比如你的職業標簽、公司標簽、頭銜標簽，這些標簽構成了別人對你的判斷，也構成了你對自己的認同。但 AI 時代到來后，這些外在標簽可能會被慢慢抹掉。到那個時候，你自己在哪里？你的意義在哪里？我覺得這可能是比失業更大的危機。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其實也是在為那個時刻做準備：幫助人重新回到自我，發現自己的意義。

高飛：AI 時代，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人重新放回生態鏈里看，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獨特價值。感謝李一淼老師做客《原點Talk》，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