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革命后，伊朗為實現國家全面伊斯蘭化，手段究竟有多激進？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縱觀革命后伊朗20余年的歷程，1989年6月霍梅尼逝世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

霍梅尼時期是新生的伊斯蘭政權與國內外敵人作殊死搏斗的急劇動蕩時期，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內外政策帶有強烈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推行全面的、激進的伊斯蘭化。

1、國家憲政體系伊斯蘭化

國家憲政體系的伊斯蘭化是整個社會伊斯蘭化的先決條件。推翻巴列維王朝后，以霍梅尼為首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集團致力于實施“法基赫的監護”神權政治理論。1979年3月和12月舉行的兩次公民投票是原教旨主義者在使“法基赫的監護”合法化和制度化方面所取得的關鍵性勝利，前者批準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后者通過了伊斯蘭專家會議制定的新憲法。

霍梅尼通過這兩次公民投票基本解決了國家憲政體系伊斯蘭化的問題，新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將“法基赫的監護”理論、原則確定下來，標志著原教旨主義者在權力斗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

原教旨主義者在選舉中也順利過關。1984年5月結束的第二屆議會選舉結果是伊斯蘭共和黨獲得勝利；1985年3月總統選舉中，伊斯蘭共和黨成員哈梅內伊再次當選。

伊斯蘭共和黨一度是原教旨主義集團動員群眾的主要政治工具，在1983年人民黨被取締后實際上成為伊朗唯一合法政黨。然而，在基本擊敗反對派后，伊斯蘭共和黨勢力過度膨脹，無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國家權力的實際運作上都與“法基赫的監護”產生了一定的矛盾，而且其內部的分化和爭吵也危及政權穩定。

1986年哈梅內伊和拉夫桑賈尼聯名寫信給霍梅尼說，在革命初期，伊斯蘭共和黨在喚醒民眾和挫敗反革命與外國陰謀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是，“伊斯蘭共和黨的存在再也沒有初期的那些好處了，相反，在目前情況下，黨內的兩極分化可能為制造不和與宗派主義提供借口”。

于是，霍梅尼下令解散伊斯蘭共和黨。盡管伊朗當局于1981年正式公布了“政黨法”，但一直未切實落實，因此伊斯蘭共和黨退出政治舞臺意味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黨政治名存實亡。

2、國家暴力機器伊斯蘭化

原教旨主義者特別重視軍隊的伊斯蘭化，憲法規定，“伊斯蘭共和國的軍隊必須是一支伊斯蘭軍隊，即忠于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必須由贊成伊斯蘭革命的目標并準備為實現這些目標獻身的人組成的軍隊”。

霍梅尼對前王朝的舊軍隊始終不信任，多次清洗，激起一些軍官先后4次發動政變，但都被挫敗，參與者無一例外被處死。原教旨主義者還在軍隊、警察和政府機構附設完全由烏里瑪掌控的“政治意識形態局”(或譯“政治思想部”)，進行政治意識形態宣傳、指導和監督，以確保軍警和政府雇員忠于霍梅尼思想。拉夫桑賈尼總統直言不諱地聲稱:“政治意識形態局是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必不可少、存亡攸關的基礎”。

軍警和政府雇員須參加“政治意識形態局"所辦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培訓班，并通過相關考試。同時，霍梅尼還在最高國防委員會和海陸空三軍、憲兵、警察等機構中派遣自己的代表，這些“伊瑪目的代表”相當于欽差大臣，直接向霍梅尼負責。

“革命衛隊”是原教旨主義者集團于1979年5月組建的武裝組織，其最初功用在于抗衡軍隊、捍衛原教旨主義者的領導地位、鎮壓反對派和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增強伊斯蘭共和黨奪權的實力。

根據伊斯蘭憲法，“革命勝利初期組建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將予以保留，以便繼續發揮其捍衛革命及其成果的作用”。

革命衛隊發展很快，1979年只有5000人,1981年增加到5萬人，1983年達17萬人，1985年上升為25萬人，1987年又膨到35萬人。

最初，革命衛隊只有陸軍，1985年9月，為了加強革命衛隊的戰斗力，霍梅尼下令對革命衛隊進行改編，配備坦克、大炮、軍艦、戰斗機、運輸機、武裝直升機等大型武器，使得革命衛隊擁有了海軍和空軍，成為擁有龐大兵員、編制完備的一支軍事力量。

正規軍事組織二元化的格局從此正式形成，伊斯蘭共和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兩支正規軍隊的國家。革命衛隊的招募程序十分嚴格，必須經過層層篩選和考核，其中包括對《古蘭經》及其他宗教知識的考試，入伍后還要接受系統的軍事、政治和思想教育。

兩伊戰爭期間，伊朗當局還組建了名為“巴斯基”的民兵部隊，協同軍隊和革命衛隊與伊拉克作戰，戰后“巴斯基”民兵保留下來，1993年改組后專門負責維持國內治安。此外，激進烏里瑪集團還擁有非正規武裝“真主黨”，其主要任務是襲擾政治反對派和維護伊斯蘭社會規范。

3、國家行政機構伊斯蘭化

包括：內務部負責對伊斯蘭官員進行甄別和清洗，把“依據伊斯蘭教義”行動的、“善良、虔誠的”、“為被壓迫大眾服務的”人選拔上來；新設立伊斯蘭指導部負責意識形態的宣傳工作；要求外交部盡全力保護在伊斯蘭指導下的國家獨立利益。在拉賈伊和穆薩維任總理期間(1980-1989年)，中央政府官員已完全實現伊斯蘭化，對領袖忠心耿耿。

拉賈伊說:“如果我們的基本法僅有一項條款——法基赫，它應值得我們為之血流成河。”穆薩維宣布:“奴仆政府和負責國家行政事務的官員要像對待義不容辭的宗教義務一樣執行伊瑪目的教導。”兩位總理的話足以表明伊斯蘭共和國的行政系統不過是法基赫的執行工具，忠實執行伊瑪目路線。

烏里瑪直接、完全接管國家政權后，開始調整重置一些交錯重疊的部門機構。1982年7月，此前一直與政府平分秋色的伊斯蘭革命委員會被置于內政部的監管之下。1984年，當局決定，治安問題交由革命衛隊，伊斯蘭革命委員會負責控告走私犯罪及對付毒品商人。

4、司法制度伊斯蘭化

實施伊斯蘭法是伊斯蘭化的核心內容。1982年8月22日，霍梅尼指示認真執行伊斯蘭法律。8月23日，最高司法委員會宣布廢除1907年以來的“非伊斯蘭的”法律和法規。

8月25日，議會通過伊斯蘭刑法，隨后得到監護委員會批準。這一194款的法案重新引入諸如鞭撻、斷手和石擊之類的刑罰，規定死刑適用于故意殺人和雞奸。按照該法第140款的規定，通奸者未婚的鞭打100下，已婚的要判處石擊(用亂石砸死)。執行石擊時，男人被置于坑中露出腰部以上，女性則露出胸部以上。

為了使烏里瑪盡快成為伊斯蘭法的合格執行者，主要宗教學校加大力量培養法官。最高司法委員會還積極吸收經過宗教訓練的青年教士擔任法官，以改變世俗法官占優勢的局面，同時建立司法學院培訓新法官，提高法官素質。

1984年2月，最高司法委員會宣布伊朗司法制度約80%已伊斯蘭化，已吸收約500名教士服務于司法部門，正在培養約500名合格人才以滿足下一步需要。這些措施令霍梅尼滿意，因此他同意最高司法委員會的意見：統一全國司法體系。

1984年11月22日，伊斯蘭革命法庭并入司法部，伊斯蘭革命總檢察院并入國家總檢察院。司法體系伊斯蘭化的結果是，世俗法官被烏里瑪取代，伊斯蘭教法和著名阿亞圖拉的教令成為法庭審判的唯一法律準繩。

5、經濟伊斯蘭化

霍梅尼在經濟上也主張伊斯蘭化，試圖在沙里亞的基礎上找到一條介乎于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古蘭經》中包含有某種要求社會公正和平等的所謂“伊斯蘭社會主義”思想，使國家干預經濟順理成章；另一方面，霍梅尼強調“伊斯蘭與共產主義大相徑庭”，伊斯蘭保護私有制和私有財產，認為“財富是真主的禮物”，這意味著他不可能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和工商業國有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鼓勵自由市場經濟。

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后，開始著手經濟的伊斯蘭化，主要表現為國家主義或曰伊斯蘭國家社會主義和平民主義。

經濟的伊斯蘭化實際上開始于革命初期的國有化浪潮。1979年6月，伊朗先后把28家銀行和11家保險公司收歸國有，7月又對私營的金屬工業實施國有化，1980年夏，把4家和外國合資的石油企業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到1982年，所有雇用1000人以上的企業已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

與國王及外國有關聯的企業和財產、逃亡者和被鎮壓者的財產、大企業等是國有化的主要對象。據一位伊朗經濟學家的估計，1983年總勞動力的68%工作于公共部門。

到1985年，公有部門控制的大型企業總數為909家。1984年國有企業雇傭43.2萬名員工，其中藍領工人36.9萬，白領6.3萬，這個數目占全國大型企業雇員總數的72.8%。1985年工業增加值的60%由國營企業提供。到1990/1991年，國營部門的雇員已由革命前的120萬增加到470萬，其中固定工人有220萬。

1983年3月通過的政府“第一個發展計劃"(1983.3-1988.3)，集中體現了激進派烏里瑪的經濟思想，該計劃的內容不但包括國有化、價格管制、補貼和限制貿易等政策，而且還提出使伊朗自給自足、消滅失業和為民眾提供基本的社會福利的目標和計劃。五年計劃的總投資額為1527.41億美元，其中石油收入為1200億美元，占80%。國民生產總值計劃年增長率為9%，到1988年國民生產總值計劃達到1400億美元，人均產值為3000美元。

在革命與戰爭的特殊條件下，伊朗經濟的國家主義和內向性發展到極致，政府在分配、生產、出口和進口方面的角色大大加強。

政府干預和控制經濟活動的范圍相當廣泛，體現在：

第一，政府長期對價格進行控制。1987年霍梅尼作出裁決，授權給政府，允許政府對22種商品實行價格控制，可以向商人、公私營企業罰款，必要時吊銷其經營許可證。第二，對生產者與消費者提供廣泛的補貼。第三，基本的必需消費品實行配給制度。隨著兩伊戰爭爆發，伊朗被迫對石油、燃料和一些基本消費品實行配給制，其中有香煙、食用油、糖、肥皂、洗衣粉、蛋、雞、大米、牛奶、肉類、黃油、奶酪、布匹等。經濟動員基金組織負責在全國范圍內管理配給品，清真寺負責分發各地定量配給卡。第四，取消短期利息并對長期紅利實行低利制，限制銀行信貸。

根據伊斯蘭教義和傳統，1983年8月30日，議會通過一項“無息銀行法案”，規定在12個月的過渡期內，存款人都要把自己的存款分為兩類：無息長短期存款和長期投資存款。無息長短期存款用于向貧苦的顧客提供無息貸款，長期投資存款(最短3個月)用于向商業公司提供基于“伊斯蘭合同”的貸款。

對無息長短期存款給以現金獎勵或實物獎勵，但事先不予說明；長期投資存款所得利潤由存款者享有。銀行對存款者可以減收或免收服務費用；存款者優先享用銀行提供的優惠貸款。由于存款所得的好處低于通貨膨脹率，因而不利于吸收資金。第五，建立任何新工業企業都要事先得到政府許可。第六，企業產品要按照規定價格賣給國家有關機構。第七，對進出口嚴加限制與管理、對進口分配限額。1980年，貿易部正式壟斷機械、金屬制品、紙張、木材、基本食品和紡織品的進口，在全國建立了13個采購和分配中心，掌握進口總值的40%，私商可單獨進口，但須有特許證，并以預定價格出售商品。第八，官方匯率固定，幣值高估、對外匯的使用和進口都要嚴格按分配的限額進行。

與此同時，在國家政策和國有經濟的擠壓下，私營部分被削弱，私有經濟全面萎縮。1982年給予私有部門的純信用貸款為6181億里亞爾，1988年降為4503億里亞爾，此間按官方公布的消費價格指數上漲275.7%，因此事實上給予私有部門的純信用貸款大大減少。1976年伊朗人口為3370萬，人均私有部門資本構成總額為10818里亞爾，1986年人口總數為4940萬，人均私有部門資本構成總額為6690里亞爾，即下降了38%。

同時，霍梅尼授權政府執行“政府懲罰法”，反對投機和囤積居奇，對商品進行限價，對違法商人、私有業主進行懲罰。私有經濟在金融、組織、制度方面，在信心和積極性方面受到沉重打擊。即使如此，私有經濟在伊斯蘭共和國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1983年私人進口占進口總額的59%，1986年68.4%的勞動力在私有部門就業。

私有部門主要集中在小型項目，多從事非生產性的與商業、服務業、零售業有關的投機活動。

至于合作經營，包括城鄉中按伊斯蘭原則建立的生產和分配公司與合作企業。1980年全國約有2964個合作社，社員有310萬人。至1983年合作社增加到12000個，社員有650萬人。

伊斯蘭政府根據伊斯蘭教法實施稅收制度：按札卡持(又稱濟貧稅，教徒資財達到一定數量時，每年應按規定稅率納稅)胡姆斯(五一稅，占貿易利潤20%的盈余稅)哈拉吉(土地稅)、吉茲亞(對非穆斯林的人頭稅)征收賦稅。

平民主義主要表現為國家或一些宗教基金會對貧困戶作一些幫助。例如，根據霍梅尼關于幫助需要救助者的指示，被剝奪者基金會于1983年春天決定在1984-1985年度建造5萬單元住宅，以低廉的租金租給需要者。

當局也很重視農村的發展與伊斯蘭化。1979年6月建立了“重建運動”組織，幫助農村發展經濟，提高識字率，宣傳伊斯蘭文化與伊斯蘭革命，改善農村居民與受過教育的城市居民間的交流，為失業的大中學生提供發揮其能力的途徑。

“重建運動”一年的預算開支有6.9億美元，其中一半為活動開支，另一半用于提供農村信貸。“重建運動”工作人員數量日益增多，1981年共有1.94萬人(其中領薪水的干部為1.47萬人，其余為志愿者)，兩年以后增加到3.5萬人。至1991/1992年達5.5萬人。他們在農村修筑公路、橋梁、灌溉設施、公共澡堂、學校、保健中心，分配化肥、農藥、水泵、拖拉機，向小農提供貸款。在最初的兩年，“重建運動”共修建公路8000英里，學校1700所，公共澡堂1600個,保健中心110個。為加強領導，1984年2月政府設立了重建運動部。

6、社會生活及文化伊斯蘭化

在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采取政治無為主義的個人能夠相對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道德和宗教價值觀及生活方式，而在伊斯蘭共和國，即使并非沒有選擇，這些選擇也日益受到限制。畢竟，伊斯蘭共和國的最終目標是締造全新的信徒，他們全部要獻身于伊斯蘭和原教旨主義的理想。

婦女著裝、行為的伊斯蘭化是這方面最顯著的標志。

1984年6月16日，當局成立“反墮落巡邏隊”，專門對付各種“腐化墮落”，緝捕根據伊斯蘭教義認為犯有劣行和行為墮落的分子。禁止婦女在公開場合使用化妝品、穿短褲或透明尼龍長襪。男女不得混集，除了大學，男女同校被禁止，即使在大學，男女學生也被要求各自坐在教室的一側，當局為女生設計了帶頭罩的深色伊斯蘭校服。

政府鼓勵婦女不要尋找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按照伊斯蘭憲法的規定，婦女應該全身心地投入“寶貴的母性功能，養育活潑、積極的人類”。在某種條件下給予婦女以離婚權和建立專門家庭法庭的1967年家庭保護法被宣布為非法，一夫多妻合法，同時，只有丈夫同意才可以離婚，女子結婚最低年齡由16歲降至13歲。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世紀30年代，禮薩·汗以武力強迫婦女摘下面紗，80年代的伊斯蘭共和國以同樣的手段，要求婦女在工作和公共場合一律戴面紗、穿黑色長袍。

伊斯蘭道德和行為準則隨處可見。迪斯科舞廳和酒吧被查封；棋、牌等娛樂被視為非伊斯蘭文化而被禁止；含酒精飲料的產品和消費被禁止；國家電臺和電視臺只播出男性演唱的傳統音樂和軍樂；禁止女子唱歌；電影實行伊斯蘭化，設立了種種禁區和嚴格的審查制度，西方電影很少能通過這種以伊斯蘭準則和價值觀來檢視的審查制度。社會生活的嚴格伊斯蘭化導致兩性的社會隔離。

同時，為了控制社會輿論，伊斯蘭共和國嚴格限制非伊斯蘭的新聞出版，大力扶植伊斯蘭新聞出版。到1985年，1978年后出現的1200多種日報、周刊、雙周刊及月刊中，有800多種被禁止，保留下來的大部分出版物平均發行量少于1500份，有的僅150份。與政府有聯系的60種出版物中,46種免費分發。

7、教育伊斯蘭化

教育領域當局的主要措施是在師資方面以忠于霍梅尼主義的教士取代世俗知識分子，在政治意識形態教育方面，以伊斯蘭主義取代君主主義和東西方“文化帝國主義”。高校伊斯蘭化是整個教育系統伊斯蘭化的重要環節，為此，1980年5月，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文化革命”運動，該委員會在高校大規模清洗“非伊斯蘭分子”，甚至一度關閉了所有大專院校。

1982年10月，大學在關閉兩年之后重新開放，當局對重新進校的大學生和教授進行審查，著重考察對神權政府的看法，迫使大批專家教授外逃。德黑蘭大學原有2000名教職人員，經清洗、調離或出逃后，到1982年底僅剩下400人。流亡國外200多萬伊朗人中，知識分子占相當一部分，僅流亡的醫生就有2萬人。

同時，當局為學校重新規定了課程，編寫新教科書或依據伊斯蘭教義修訂舊教科書，將與伊斯蘭信條相違背的內容刪去，用伊斯蘭概念取代西式名詞。當然，類似的改革也貫徹到中小學教育，主要是清理教師隊伍，加強對阿拉伯語和伊斯蘭史之類的課程教育。

文化革命和大學改革運動不僅清除了左派和人民圣戰者，而且重新構建了教育體制，提出了一種新的教育理念。教師和管理者被要求充當新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傳播者，否則將被開除；國家鼓勵學校里建立的伊斯蘭學生協會向當局檢舉異端教師和管理者。1983年12月，恢復國家大學入學考試，但入學條件變了；學業優秀不再是唯一的入學標準；還要求對伊斯蘭革命的忠誠和當地教士的推薦信。自愿參加對伊拉克戰爭者、通曉伊斯蘭教規者優先入學。

由于執行嚴格的宗教和政治標準，大學師生數有所減少。據官方數字，在“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個學年1979/1980學年有175675名在校大學生，35559名大學生畢業，而在“文化革命”后的第一個學年1982/1983學年，在校大學生僅為117148人，其中畢業5973人。1979/1980學年伊朗大學教師總數為16222人，1982/1983學年減少到9042人。1987/1988學年，667000名申請者中僅有65000人獲準接受高等教育，1989/1990學年，752343名中也只有61000人進入大學。

總體上來看，伊斯蘭共和國的全面伊斯蘭化，完全體現并貫徹了霍梅尼主義的思想主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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