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從中國入世25周年探究開放的本質與未來選擇

題記：2026年4月8日，北大國發院“承澤論壇”第51期暨《讀懂對外開放》新書悅讀會在承澤園舉辦。本文根據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教授的點評整理。

祝賀桑百川老師的新作《讀懂對外開放》在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我和桑老師相識多年，我1996年從北大畢業到對外經貿大學工作之初就結識了他。他既是我的老大哥、老朋友與老同事，也稱得上是我的老師。我們交流頗多，因而我對他的觀點和思想體系十分熟悉。

我深知，在桑老師的思想中，開放不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理念，也可以說是一種價值觀。我們學界喜歡給一些經濟學家起別號，比如“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桑老師可以稱作 “桑開放”，他的開放思想一以貫之。

對外經貿大學有著深厚的開放研究傳承，學校過去隸屬于外經貿部，天生就以推動開放為使命。我和桑老師在思想體系上高度一致。

從中國入世看開放的本質

我的主要研究對象是WTO（世界貿易組織），并且研究時間不短。今年是中國入世25周年，所以我想談談中國與WTO的關系，主要從開放的主動與被動這一視角談一些個人看法。

中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有被動的成分，當時國內外形勢都面臨不小的壓力。但從根本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又是主動的，是我國自己主導的改革，不是執行哪個國家或國際組織設定的方案或路線，中國自己也是單方面自主的開放，沒有任何國際組織或國家強迫我們開放。我們是在那一代領導人高瞻遠矚的認知引領下，主動選擇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是一次理念和思想的革命，與過去相比是極具顛覆性的轉變。

我國從1986年開始申請“復關”，即恢復關貿總協定（GATT）締約方地位。到1995年WTO正式成立，取代了原先的關貿總協定，原締約方自動轉為WTO成員，我國的申請也因此從 “復關” 轉為 “入世”，正式申請加入WTO。

復關和入世，與我國此前獨立自主推進的對外開放有很大不同，因為其間始終伴隨著不小的外部壓力。要加入一個成熟的國際組織、接受一套已成型的國際規則，就必須依照組織的規則要求和運行節奏，對自身的制度安排做出相應的調整，很多方面不再能由我們自主決定。

從1986年到2001年，中國復關、入世談判整整持續了15年，過程格外艱難。盡管我們在談判中始終竭盡全力爭取自身權益，但最終還是基本接受了對方提出的各項要求，無論是知識產權保護、關稅減讓，還是服務貿易開放等，甚至我們的入世議定書，其大部分內容都由WTO擬定，我們僅能在關稅稅率等少數細節上做些小幅調整。

之所以會處于這樣被動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我們是規則體系的后來者。作為申請加入的一方，想要拿到入世的“入場券”，我們就不得不被動接受整套既定規則。我們沒有制定規則的話語權，在談判中自然只能處于十分被動的位置。

站在當時的視角來看，我們在入世談判中面對美國施加的巨大壓力和一貫的強勢姿態，心里難免感到屈辱。那15年的談判之路，我們走得并不輕松，始終處于被動。

但有意思的是，從長遠發展成效來看，入世給中國帶來了十分積極的結果。我們在談判中竭力為國家爭取權利與發展空間，即便最終全面接納了相關規則，卻也借此實現了對外開放的重大突破，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機遇。如今美國早已后悔當年讓中國加入WTO，可對中國而言，入世確實為我國的發展與開放持續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經驗是漸進主義，而中國入世談判的15年歷程，其實正是漸進式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因為有了入世的要求，我國那15年的改革開放就有了一整套明確的參考指標。盡管WTO規則也在不斷調整，但我們的總體方向都是按照國際上已經建立的坐標系去推進。

我們并非一夜之間達成了目標，而是用了15年逐步向目標靠攏。從我國關稅水平的變化就能清晰地看到這一點：1994年到2001年，關稅實現了大幅下調，入世前我國關稅水平約為17%，入世后降至10%，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漸進式開放的特點。

我想強調的是，WTO規則是當時140多個成員共同接受的制度體系，這套體系十分完備，不僅涵蓋貿易規則，還包括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海關等各領域的規則，是一套國際公認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因此，入世給中國帶來的不僅僅是開放，同時也是改革。

我個人有一個觀點：加入WTO是我國最大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型開放。因為WTO這套國際規則體系，是眾多國家歷經數十年實踐形成的成熟成果，為我國提供了直接的參考范本，也為改革提供了清晰的坐標系，無需我們再自行摸索。

因此我認為，從開放的角度而言，入世談判雖然艱難，但其實大大簡化了我國的改革進程，降低了改革成本，尤其是內部交易、內部協調成本。改革開放涉及國內不同利益格局的調整，推進難度本來很大；而在入世背景下，解決改革協調成本的簡單且有效的方式便是：“這是WTO規則，我們必須遵守”。這為中央領導、商務部推進相關改革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據——既然我們已經做出國際承諾，就必須嚴格遵守，沒有隨意協商妥協的余地，否則中國就會被視為違反國際規則。這也印證了“以開放促改革”的理念，入世的外部壓力在內部改革過程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現在回頭看，入世之后，中國再也沒有加入過如此高水平的國際規則體系。因此可以說，入世是我國改革開放40余年間，唯一一次、系統性、自上而下、參照國際規則推進的全面市場經濟制度建設，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這個機會為中國發展帶來了許多積極成效：

一是鎖定了我國市場化、自由化的發展路徑。WTO始終強調，開放進程只能向前、不能倒退。國際規則的約束讓我們無法隨意調整方向；

二是穩定了外國企業與資本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中國入世前，對華投資量少，且以華人華僑資本為主；入世后，西方國家大資本才大量涌入。

由此可見，入世這種外部壓力對我國對外開放進程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

新環境與新開放模式：自主+單邊

然而，現在的國際形勢已截然不同，WTO陷入了停滯甚至癱瘓狀態。今年我參與了在喀麥隆舉辦的WTO第14屆部長級會議，會議未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這足以看出WTO當前功能失靈的困境。

對中國而言，當前面臨新的課題。無論是“十五五”規劃還是近幾年發布的政策文件，都反復強調自主開放、單邊開放。一方面是全球已經沒有新的統一國際規則，另一方面是我國雖申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但受政治因素影響，申請成功的可能性極低。因此在現階段，中國的對外開放需要更多依靠自主開放與單邊開放。

這種開放模式展現了我國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國姿態，但從這幾年的實際表現和結果來看，自主開放并不容易，整體成效也相對有限。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雖然我國具備自主開放的主觀動力，國家領導層與各級政府部門都高度重視開放工作，但是客觀而言，我們缺少外部壓力，而且內部硬約束也不足。例如，實地走訪自貿試驗區后可以發現，相關建設雖積極，但整體成效有限。

其二，自主開放如今還面臨參照系缺失的問題。入世時，WTO規則為我們提供了清晰的參照系，我們進行模仿式創新，推進路徑比較明確；而當前自主開放則類似于原始創新，我們只能自己摸索，沒有明確的方向指引。盡管現在也有一些國際規則，但其國際認可度與接受度都不是那么高。例如由美國主導制定的CPTPP，連美國自己都已將其摒棄，其國際認可度更加存疑。國內一些地區參照CPTPP在嘗試推進改革，但也充滿不確定性。

其三，中國已成長為世界大國，而大國推行自主開放有一個潛在問題：可能喪失未來的國際談判籌碼。特朗普政府及歐盟近期的政策調整，核心邏輯就是通過加征關稅、限制投資等方式提高自身貿易壁壘，重拾談判籌碼，以此要求其他國家降低壁壘。中國若大幅推進自主開放，將面臨同樣的問題，未來將缺乏可與其他國家交換的談判籌碼。

因此，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理想的開放路徑應該還是尋求建立國際共識，推動WTO改革。在今年的第14屆WTO部長級會議上，各成員均就WTO改革談了想法，但改革推進難度很大。我國一位駐WTO大使曾有過形象的表述：當前WTO面對的最大問題是“AI”，即America and India（美國與印度），兩國的行為持續干擾阻礙著WTO的運轉。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我們基于自身歷史背景與發展條件作出的戰略選擇。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對待開放的態度會發生變化，比如美國這個曾經非常開放的經濟體，就正在走向封閉。但對于當前的中國而言，我們仍需堅定不移地推進對外開放。

未來開放路徑

現階段，我國對外開放的主要有兩條路徑：

一是立足WTO框架內，積極推動規則進步。例如，中國目前正在WTO內引領推動投資便利化協定。該協定由我國首先提出，獲得了廣泛支持，目前僅有印度持反對態度。此外，WTO框架下的電子商務協定談判，我國也是積極參與方，目前部分參與成員已同意實施臨時性規則。

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開放路徑——依托WTO框架，部分成員圍繞特定議題制定新規則，使現有規則進一步完善。這種進步的幅度不一定那么大，但確實是在向前發展。

二是依托區域規則進行對外合作。《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是我國近年在貿易規則領域取得的重大進步。但該協定仍有提升空間，一方面需要擴大成員覆蓋范圍，吸納更多國家參與；另一方面需要提升規則標準。在這些方面，中國都可以成為引領者。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國內市場規模持續壯大。展望未來，我們的對外開放需要更多考慮“以開放換開放” 理念。自主開放、單邊開放是可行路徑之一，但我認為更應依托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將其作為籌碼，推動中國企業與資本在全球市場獲取更大利益。

中國還應更多推動相應國際規則的制定。比如，既然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那我們就需要著力推動投資規則的改進，無論是雙邊規則還是區域規則，都應積極探索。前文提及的WTO投資便利化協定就是這方面的實踐之一。此外也可以嘗試探索其他路徑，例如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聯合一組相關國家構建合作規則。

當前時代背景下，國際規則的制定是碎片化的，這無法避免。未來能否實現規則統一，尚需時間觀察。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這方面一定的能力，雖仍不是那么強，但發展方向很明確。并且，我國制造業、科技等領域的實力越來越強，因此有必要積極發揮自身影響力，主動影響構建新的國際規則與貿易體系。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