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庇護十二世：在炸彈落下的瓦礫間，他張開雙臂，誦唱《從深處呼求》

真正的牧者不需要天使的翅膀，他只需要站在他的羊群中間。

2026年5月4日下午17時，羅馬密涅瓦圣母堂修道院的教宗廳將舉行一場學術會議，題為 “歐金尼奧·帕切利——庇護十二世：在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之間” 。這一主題取自圣奧斯定《上帝之城》的二元架構——上帝之城（Civitas Dei）與世俗之城（Civitas terrena）并非地理上的對立，而是兩種愛的秩序：前者以上主為歸依，后者以自我為尺度。庇護十二世的一生，恰是在這兩座城之間行走的牧者。

會議由庇護十二世教宗委員會——帕切利協會主辦，宗座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執事樞機多米尼克·曼貝蒂主持。四位學者將從不同維度呈現帕切利教宗的多面遺產：圣座國務院與各國關系部歷史檔案館主任約翰·伊克斯將報告《歐金尼奧·帕切利與政教協定》；梵蒂岡媒體編輯部主任安德烈亞·托爾涅利將聚焦《樞機主教歐金尼奧·帕切利：圣座國務卿》；宗座基督教考古學院院長斯特凡·海德將講述《庇護十二世與圣伯多祿墓穴地下發掘》；密涅瓦圣母堂修道院院長、多明我會士法布里齊奧·坎比神父則將分析《庇護十二世訓導中的意大利及其主保圣人：圣加大利納與圣方濟各》。4月28日，梵蒂岡新聞網公布了以上消息。

2026年3月2日，教會迎來教宗庇護十二世（原名安日納·瑪利亞·若瑟·若望·派契利）誕辰150周年。他是1939至1958年間普世教會的第260任教宗，也是最后一位出生于羅馬的教宗，更是20世紀首位被教會承認“英勇德性”的“可敬者”教宗。

19年的教宗任期里，他親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冷戰的到來，以及戰后歐洲的重建。圍繞他的歷史評價，長期存在“黑色傳奇”與“粉色傳奇”的對峙：有人批評他在納粹暴行前保持沉默，也有人稱他為“無數猶太人的拯救者”。在誕辰150周年的今天，或許比爭論更重要的，是回到他生命的起點——那個在羅馬成長、自幼向往祭壇的少年，以及貫穿他一生的靈修底色。

1876年3月2日，派契利出生在羅馬一棟靠近梵蒂岡的宅邸。他的家族與圣座淵源深厚：祖父曾任教宗額我略十六世的財政部長、庇護九世的內務部副大臣，并參與創辦《羅馬觀察家報》；父親則是羅馬圣輪法院的律師。這樣一個世代服務教會的家庭，為他日后的圣召埋下了種子。

據家族后人回憶，幼年派契利對信仰格外真摯，閑暇時常模仿舉行彌撒。8歲起，奧拉托利會的天文學家拉伊斯神父成為他的靈修導師，在他心中種下斐理伯式靈修的種子。在當時風氣世俗、反教權氛圍濃厚的國立古典文科高中，年輕的派契利曾公開以圣奧斯定為人生楷模。這一舉動在同窗中引來不解，卻被后人視為他自幼便擁有堅定信仰與獨立判斷的明證——圣奧斯定同樣是現任教宗良十四世多次提及的精神典范。

1899年4月2日復活節，派契利于拉特朗大殿晉鐸。他的第二臺彌撒，選在教會新堂的圣斐理伯·內利祭壇舉行。這位被他稱為“青年時代保護者”的圣人，從此伴隨他一生。奧拉托利會的靈修精神——在喜樂中實踐愛德，在平凡中追求圣德——深刻塑造了年輕司鐸派契利。拉伊斯神父、卡斯泰利神父等人，都在他的司鐸生命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1901年，派契利進入教廷國務院，開啟長達38年的外交生涯。1917年任駐巴伐利亞宗座大使，此后在德國生活12年，1920年成為首位駐全德國的宗座大使。這段經歷讓他成為教廷內部真正理解德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資深外交官。他先后與巴伐利亞、普魯士達成政教協定。在魏瑪共和國的動蕩中，他親眼目睹極端思潮的崛起。1919年慕尼黑起義中，他曾被革命者用槍抵住胸口，這段經歷讓他對極權主義保持終身警惕。1929年，派契利被召回羅馬，擢升樞機；1930年出任教廷國務卿，成為庇護十一世最倚重的助手。

作為國務卿，他延續教廷與各國簽訂政教協定的路線。1933年，他代表圣座與納粹德國簽署《帝國政教協定》。這一協定在歷史上備受爭議：支持者認為它為德國教會爭取了生存空間，批評者則認為它客觀上為希特勒政權提供了合法性。但派契利并非對納粹視而不見。1935年起，他持續收到德國主教團關于教會被迫害、種族主義蔓延的報告。1937年，他深度參與起草庇護十一世的通諭《極深的焦慮》，這份以德語寫成的通諭在德國各堂區公開宣讀，直接批評納粹意識形態，引發當局強烈反彈。

1939年3月2日，派契利在63歲生日當天當選教宗，取號庇護十二世，以示繼承前任的路線。此時歐洲已瀕臨戰爭。當選數日之后，德國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剩余地區。大戰爆發前一周，庇護十二世向全世界發出呼吁：“一切都可以因和平而不失，一切都可能因戰爭而盡失。”他呼吁對話與止息仇恨，但未能阻止戰爭到來。

庇護十二世在二戰中的立場，至今仍是史學界討論的焦點。批評者指出他未曾公開直接譴責納粹的種族滅絕；支持者則強調，他以幕后外交、秘密指令與教會網絡，拯救了數以十萬計的猶太人。1942年圣誕廣播中，他提到“無數無辜者因民族或種族被置于死地”，被學界視為對大屠殺的間接回應。在羅馬被占領期間，他親自下令修院、教會機構向猶太人敞開大門。僅羅馬一地，就有超過4000名猶太人因此獲救。以色列首任總理梅厄夫人在他去世后曾表示：“當我們民族遭受最可怕的苦難時，教宗的聲音與受害者同在。”

庇護十二世的列品案報告人貢沛爾神父多次強調，教宗的“沉默”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仁慈善工的沉默”——他擔心公開譴責會招致更殘酷的報復，使更多人喪命。1942年荷蘭主教團公開抗議后，納粹立刻加大對猶太裔天主教徒的迫害，正是常被引用的例證。

戰后，庇護十二世面對冷戰格局與歐洲重建。1949年，他頒布法令，對自愿加入共產黨的天主教徒處以絕罰，深刻影響了意大利與歐洲政治，被譽為教會的“磐石”。同時，他也是教會革新的推動者。透過多部通諭，他推動圣經研究、禮儀生活與神學反思，為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奠定了重要基礎。梵二文件中，對庇護十二世的引用僅次于圣經，足見其思想影響之深。

2020年，梵蒂岡開放庇護十二世時期檔案，讓歷史面貌更加清晰。學者喬瓦尼·科科的研究指出，宗座確實展開大規模拯救行動，而在直接使用“滅絕”等強烈詞匯描述暴行時，教廷文書確實存在策略性的審慎與克制。新檔案讓這段歷史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

在庇護十二世誕辰150周年之際，回望他漫長的一生，從羅馬貴族少年到圣座國務卿，從戰爭中的“沉默者”到戰后教會的“磐石”，人們試圖為這位復雜的人物尋找一個定義。然而，或許“牧者天使”（Pastor Angelicus）——馬拉基亞預言中賦予他的稱號——恰恰提供了最恰當的視角：它不是對他完美無瑕的贊美，而是對他使命本質的揭示。在人類最黑暗的時刻，他選擇了成為牧人，而非審判官；選擇了行動的沉默，而非喧囂的譴責；選擇了走進廢墟為亡靈誦經，而非站在遠處高聲呼告。

1943年7月，當盟軍的炸彈落在圣洛倫佐區，他走出梵蒂岡，在瓦礫間張開雙臂，誦唱《從深處呼求》（De profundis）。

這個畫面，遠比任何通諭都更能詮釋何為“牧者天使”。他不是云端之上、不染塵埃的幻象，而是甘愿“下降”至苦難深淵，與他的羊群一同呼吸、一同承受的牧者。當后世的歷史學家仍在檔案里爭論他的“沉默”，那些被他下令敞開的修道院大門、那些藏在梵蒂岡墻下的猶太家庭、那些戰后含淚致謝的幸存者，早已用生命記住了他。

來源：意歐視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