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掀桌，日本越做越絕，釣魚島發生爭端，中國海警帶機關炮守疆

4月28日，日本“鶴丸”號漁船非法進入中國釣魚島領海。中國海警兩艘艦艇攜帶機關炮進入領海，對其實施管控和驅離。日方巡邏船在場，雙方形成海上對峙。而聯合國安理會海上安全辯論會上，中國副代表孫磊將日本當前政治走向定性為“新型軍國主義”。

釣魚島的海上摩擦是日本重啟“強國敘事”在領土方向的具體表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臺后，將“昭和”從歷史名詞轉化為政治動員工具，將“再軍事化”從漸進試探升級為體系推進，將“外部威脅”作為擴軍合法性的主要依據。這套操作統稱為“強國敘事”。日本選擇了一條與鄰國對抗、與戰后國際秩序相悖的路。這條路能否走通，取決于日本所面對的諸多矛盾：經濟實力與軍事野心的差距、對華依賴與對華對抗的撕裂、美國承諾與自主目標的落差。

高市早苗的“強國敘事”主要手法是調用“昭和”符號。日本政府將在武道館舉行“昭和100年紀念儀式”。高市在2026年新年賀詞中，將昭和定位為“歷經戰爭、戰后復興與高速經濟增長的劇變時代”，強調民眾“始終懷有對明天的希望”，宣稱應當向“跨越戰爭與災害的先賢學習”。這套話術的特征在于繞過戰爭責任的追究。它不否認戰爭存在，但將戰爭壓縮為昭和時代的一部分，然后用“復興”“高速增長”“希望”等詞匯覆蓋，最終塑造的昭和形象是一個以經濟奇跡為高潮、以民族奮斗為主線的勵志表述。戰爭責任被淡化，制度反思被跳過，留下的只有對“強大日本”的情感認同。

這套話術在日本國內有一定社會基礎。多數日本民眾習慣于將1945年8月15日視為分界線，此前是“被軍部誤導的黑暗戰前”，此后是“奮斗的、民主的、輝煌的戰后”。這種認知去掉了加害責任，保留了受害記憶和復興驕傲。高市將“戰后復興”與“戰前昭和”重新縫合，把整個昭和打包成一個值得懷念的“黃金時代”。在少子老齡化、經濟低迷、外部壓力上升的背景下，民眾的不確定感轉化為對過去的懷念。高市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轉化為政治資源。

但“昭和奇跡”建立在冷戰紅利、人口紅利、全球化擴張等特殊條件之上。2026年的日本，人口連續16年減少，政府債務占GDP比例超過260%，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用昭和經驗解決令和困境，實際是在制造政治泡沫。高市沒有提供可行出路，只是在提供一種情感替代品。

日本戰后軍事擴張是有跡可循的：1954年自衛隊成立，1967年“武器出口三原則”，1987年撤銷防衛費占GDP1%的上限，1991年首次海外派兵，2014年解禁集體自衛權。東京每一步幅度不大，但每一步都在突破前一個的界線。這條路可以被概括為“爬行式再軍事化”，用足夠長的時間、足夠小的步子，使每次突破看起來不那么劇烈，累積起來則完成了重大轉變。

高市上臺后，這套爬行模式進入加速期。四項政策密集落地：全面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設立國家情報局，將情報職能集權到首相直轄；防衛預算突破9萬億日元；放風放棄“無核三原則”。每項政策都有技術性包裝，情報局以“加強反恐”為名，預算增加以“應對周邊威脅”為理由。四項政策都表明：日本希望在中美競爭的窗口期內，完成從“專守防衛”到“進攻性軍事力量”的轉換。

窗口期是理解這一加速的關鍵。美國在亞太的承諾可信度正在下降。今年3月高市訪美，原本希望在臺海導彈防御問題上獲得美方明確支持，但美方要求日本在霍爾木茲海峽護航排雷上出力。美國需要的不是日本成為獨立軍事強國，而在于日本成為美國戰略議程上的輔助力量。高市面臨兩難：日本想借美國的傘擴軍，但美國正在把傘往自己需要的地方挪。窗口期不會無限敞開，因此日本加速成為必然選擇。

不過，日本的加速也有限制。2025財年自衛隊滿員率降至89.1%，為25年來首次跌破90%。年輕人從軍意愿持續下滑，即使將招募年齡上限從32歲提高到35歲，仍未填補缺口。軍工體系內部管理混亂，川崎重工被曝長期數據造假。經濟層面，日本連續五年貿易逆差，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一個連兵都招不滿、財政捉襟見肘的國家，試圖通過軍事擴張來重獲“強大”，矛盾顯而易見。高市的“強國敘事”建立在實力焦慮之上，而非實力增長之上。

4月28日“鶴丸”號漁船進入中國釣魚島領海。日方稱其為“漁船”，但這艘船長期與日本右翼團體保持關聯。其進入時間選在高市推動多項法案通過的窗口期內，是帶有政治信號的試探。這是想制造一個所謂“中國侵犯日本主權”的現場畫面，為國內軍事動員提供素材。日本右翼勢力幾十年來重復同樣的手法，用民間船只的突入來維持爭議熱度，然后用“中國威脅”來推動國內安保立法。

這次遇到了中國海警回應模式的升級：攜帶機關炮進入領海，連續165天在釣魚島周邊海域保持存在（含毗連區），2025年全年巡航天數達到357天。這是“常態化管轄”。日方每次派船進入，換來的是中方執法裝備和存在頻率的進一步升級。也就是說，日本每挑釁一次，中國就在事實上擴大一次管轄強度。

中國在安理會上的定性將釣魚島問題提升到新的層面：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那場審判判定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80年后，日本右翼勢力通過修改憲法解釋、解禁武器出口、設立集權情報機構，正在重走一條類似的路。將日本當前走向定性為“新型軍國主義”，意味著中國的反制依據不僅是雙邊上的主權主張，也是對戰后國際體系的維護義務。

“強國敘事”試圖回應日本社會長期缺少方向感的問題，但它無法回避日本面臨的矛盾。

經濟基礎與軍事野心的偏差。日本政府債務占GDP超過260%，國債規模是經濟總量的兩倍多。防衛預算每增加1萬億日元，就意味著在教育、社保、基建等領域減少同樣規模的支出。高市同時承諾擴軍和增發福利，這在財政上不成立。2025年日本實際GDP增長率僅為1%左右，而防衛預算增長率連續三年超過10%，這不可能長期維持。

對華依賴與對華對抗的撕裂。2025年日本對華貿易逆差約8萬億日元，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日本在供應鏈上無法脫離中國，包括稀土到電子零部件，農產品到旅游收入。東京在安全上卻選擇將中國定義為“最大戰略挑戰”。這種撕裂短期內可以通過政治手段掩蓋，長期必然反噬。日本企業界已經感受到反向壓力：中國對日本農產品、機械設備的進口檢疫和市場準入正在收緊。

美國承諾與日本自主的落差。日本“再軍事化”的一個前提是美日同盟的背書。但美國的亞太戰略正在收縮，美方明確要求盟友分擔更多成本，同時將美國資源集中在更重要的競爭領域。日本想要的是“美國保護下的自主擴軍”，美國給的是“日本出錢出力的分工安排”。高市訪美時未獲得臺海導彈防御的明確承諾，反而被要求參與中東護航，這暴露了雙方預期的落差。美國不需要一個獨立的日本軍事強國，需要一個服從美國調度的日本。日本試圖走得更遠時，華盛頓會用具體議題來提醒日本誰是主導方。

這些矛盾決定了“強國敘事”的不可持續。它沒有建立在對日本實力和困境的清醒評估之上，而是建立在對“昭和奇跡”的浪漫化想象和對“外部威脅”的刻意制造之上。昭和經驗無法復制的原因在于：當年的日本處于經濟起飛期，人口結構年輕，美國全力扶持，全球化剛剛起步。現在的日本處于經濟成熟乃至衰退期，人口嚴重老齡化，美國要求日本分擔責任而非單純保護，全球化正在碎片化。東京用解決1945-1990年問題的工具去解決2026年的問題，這匹配得上嗎？

中國專家已經指出高市的“強國敘事”給日本帶不來希望。其實，它能帶來的是與鄰國的持續消耗，是財政資源的無效使用，是國際社會對“新型軍國主義”的持續警惕。至于釣魚島方向，中國海警船帶著機關炮守在那里。無論日本如何試探，中國都不會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