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實：共同富裕的關鍵是“投資于人”

題記：2026年3月29日，北大國發院【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第75期在承澤園舉行。本文根據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的主旨演講整理。

在浙江大學工作以來，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共同富裕領域。對于中央出臺的各項相關新政策，我更多從推進共同富裕的角度來理解其意義。今天的主題為“投資于人與推進共同富裕”，我會從共同富裕的視角，探討“投資于人”在推進共同富裕方面能夠發揮的作用。這又細分為三點：

1.推進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挑戰；

2.推進共同富裕有很多路徑，我將闡明為什么“投資于人”是其中更有效的路徑；

3.實施“投資于人”戰略所需的深化改革方向。

推進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挑戰

我們做共同富裕研究已經多年，對共同富裕的理解與社會大眾乃至主流媒體有所不同。我們所界定的共同富裕，是指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重點落腳于人民自身的富裕，而非國家經濟強盛。

由此，共同富裕有兩個維度的衡量標準：

一是富裕維度，即2035年、2050年分階段實現既定的富裕水平目標；

二是共享維度，即全體人民公平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縮小各類差距，但不是平均主義。

在富裕維度，影響人民福祉與人的發展能力的變量主要有三個：收入水平、財產積累、公共服務水平；在共享維度，則是富裕維度三變量在全體社會成員中實現高度共享，即縮小收入差距、縮小財產積累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用更加通俗的語言來說，推進共同富裕意味一方面要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分好“蛋糕”。

在此基礎上，對共同富裕的研究還需進一步討論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地區內部差距、人群差距等相關問題，都圍繞上述分析框架展開。

基于上述認知，我認為我國推進共同富裕主要面臨“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兩大挑戰。

（一）“做大蛋糕”的挑戰

“做大蛋糕”的核心目標，是通過持續提升全民富裕水平，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2050年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這就要求我國在未來10-25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才能實現兩個階段的富裕目標。而近年來經濟增長的持續放緩，對這一目標的實現形成了顯著制約，具體有如下幾方面：

經濟增長率趨勢性走低：2005-2024年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率呈持續下滑趨勢，近年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速約5%，相對于15年前的8-10%的增長率有了大幅度下降，表現為增長動能偏弱。

居民收入增長率顯著下降：2013年以來我們課題組先后完成三次全國住戶收入調查，分別在2013年、2018年、2023年。三次調查將這十年劃分為兩個五年時期：第一個五年為2013年-2018年，第二個五年為2018年-2023年。基于這三次調查的數據，2013-2018年的五年，居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率約8%，為較高水平；而2018-2023年的五年，該指標降至5%以下，降幅超過3個百分點；其中，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年均增長率不足2%，中等收入群體增速同樣處于低位。

城鎮職工工資增長曲線下沉：基于上述三次調查，我們還分析了城鎮工資增長率。2013-2018年五年周期內，城鎮職工工資實際年均增長率接近8%；而在第二個五年周期內，該增長率則下降了約3個百分點，低工資群體的工資增長率降幅更為顯著。

消費需求長期低迷：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月均增長率約3%。2024年底出臺的“以舊換新”等短期刺激政策帶來階段性拉動效應，2025年3-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月均增長率超過4%。但自7月起，消費增速持續下滑，12月增長率已低于1%。這表明短期刺激政策僅能發揮短期效應，無法長期拉動消費增長。

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這一問題并非近期出現，而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2004年居民消費占國民收入比重超過40%，2004年至2010年持續下降，最低降至35%左右；2010年起呈緩慢回升態勢，但至今仍未恢復至2004年水平。若消費無法持續增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持續減弱，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目標將面臨重重困難。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下滑：2025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處于4%左右的低位，5月起持續下行，9月轉負，12月降至-4%。民間固定資本投資下滑更明顯，2025年初處于零增長狀態，5月起持續負增長，12月負增長幅度超6%。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但當前投資增速持續回落，已難以有效拉動經濟增長。

城鎮失業率居高不下：近兩年城鎮調查失業率基本處于5%以上，其中16-24歲青年失業率長期維持在16%的高位，僅存在季節性波動，其他年齡組的失業率也在緩慢上升，勞動力市場承壓明顯。

以上是“做大蛋糕”過程中面臨的各類挑戰與問題。

（二）“分好蛋糕”的挑戰

“分好蛋糕”的目標，是不斷縮小收入差距、財富分配差距與公共服務差距。但從現有數據看，變動趨勢不樂觀。具體情況如下：

全國收入差距長期處于高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代表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先升后降，但在2015年以后的十年間，基尼系數始終在0.46-0.47的高位區間內波動，沒有出現上升的勢頭，也沒再繼續下降。這是影響收入差距的各類因素相互對沖、共同作用的結果。

城鎮工資差距不斷擴大：城鎮工資差距卻是一直在擴大，即便在2008年后收入差距階段性收窄時期，工資差距仍在持續擴大。據我們測算，城鎮職工工資差距基尼系數從1988年的0.27上升到2023年的超過0.4。

財產差距不斷擴大：基于住戶調查數據測算，財產差距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45已上升到2023年的0.7以上。這說明財產差距未收窄，反而持續擴大。

綜上，我國推進共同富裕，既面臨經濟增長放緩、消費需求不足、投資動能下降、就業承壓等“做大蛋糕”的挑戰，也面臨收入差距維持高位、工資與財產差距持續擴大等“分好蛋糕”的難題。

投資于人是推進共同富裕的更有效路徑

如何解決上述難題？我認為中央提出的“投資于人”戰略將是推進共同富裕的更有效路徑，在“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兩個層面都將發揮積極作用。

（一）“投資于人”是“做大蛋糕”的重要動力

“做大蛋糕”需要依托高質量發展，中央多次強調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現在我國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勞動力總量逐步減少。在此背景下，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是達成共同富裕目標的關鍵。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有質量，也要有速度，千萬不要忘了速度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合理的增長速度，既定共同富裕目標將難以實現。

在此背景下，高質量發展需要借鑒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該理論形成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其核心思想都在強調人力資本投資以及人的創新思維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表明，若僅聚焦于物質資本投資，將陷入邊際收益率持續遞減的困境。這也是多數經濟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增速放緩的核心原因。而“投資于人”能夠突破這一約束，實現邊際報酬遞增，因為人力資本是知識生產、技術創新與思想創造的源泉，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從現實成效來看，擁有更高人力資本水平的人群確實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中國的調查數據顯示，1988年不同學歷人群相對工資差距較小，大學畢業生工資較初中畢業生僅高出約30%。而隨著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與高新技術產業崛起，市場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持續提升，高學歷的人力資本回報率持續上升，不同學歷群體的相對工資差距持續擴大。即便經歷20余年大學擴招，高學歷人才供給大幅增加，我國教育收益率仍未出現明顯下降。這充分印證了“投資于人”對工資水平、勞動生產率與經濟增長的正向拉動作用。

同時，“做大蛋糕”需要激發人的內在發展動力，而“投資于人”能夠充分激發人的活力與創造力。當個體掌握更多的知識與技術，就能釋放更強的創造力，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而全體人民的全面自由發展，是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社會終極目標。從這個角度看，“投資于人”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投資于人”是“分好蛋糕”的重要抓手

“投資于人”能夠從根源上縮小發展機會差距，是“分好蛋糕”的重要舉措。將人力資本投資更多地投向相對貧弱的家庭與個人，縮小人力資本投資的群體差異，有助于提升人力資本投資整體收益，因為對低收入群體開展人力資本投資，更能實現較高的邊際收益。對此一定要高度重視，具有經濟效益與人文關懷的雙重效果。

“投資于人”不僅是一項公共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家庭資源的配置安排，其資金來源既包括公共投資，也包括家庭私人投資。低收入群體雖有意愿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卻受限于收入水平而難以實現，因此，“提低”可以起到最直接的作用。

我長期堅持的觀點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難點與主攻方向，應是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唯有做好這一工作，共同富裕進程才能順利推進。

同時，需為低收入群體提供人力資本投資的優惠條件，降低其投資成本。當前高校針對困難家庭學生的助學金、助學貸款等政策，均屬于此類舉措。對低收入群體開展人力資本投資，既能產生更高收益，又有利于縮小社會成員的發展機會差距。

為什么我強調要關注低收入人群？因為我國低收入群體規模十分龐大，大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依據國家統計局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標準，結合我們的調查數據測算，2021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群體約3億人，不足500元的也有近9800萬人；即便近年居民收入有所增長，低收入群體規模依然可觀。受極低收入水平制約，此類群體基本不具備開展人力資本投資、為子女提供優質教育資源的能力。

因此，如何讓他們具備人力資本投資的條件與能力，是推進共同富裕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

當前我國收入與工資差距持續擴大，背后存在多重原因，但受教育機會與教育質量的差異是核心影響因素之一。對城鎮工資差距基尼系數的分解研究顯示，教育差異對工資差距的解釋力度由2013年的14%左右升至2023年的近17%，并超過工作經驗成為更重要的影響因素。這表明，人力資本投資更充分的群體，擁有更多發展機會，在勞動力市場中能獲得更高勞動報酬；而人力資本投資機會的不均等，最終轉化為收入差距，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我想強調，如果能平衡好政府與家庭在“投資于人”中的作用，就能產生更大的共享效應。人力資本投資有兩個來源：公共投資和私人資源。隨著經濟發展，家庭收入增長會帶動教育、健康等領域人力資本私人投資超比例增加，這是普遍規律。但收入與財富差距的存在，會導致家庭間人力資本投資差距持續擴大，高收入群體可為子女提供更優質的教育資源，進一步加劇群體分化。

因此，單純依靠私人配置，難以縮小人力資本投資差距。政府作為公共資源的分配主體，應遵循公平原則來分配公共資源，同時要考慮私人資源配置偏好。

我主張，政府在教育機會供給中不能僅實現均等化，還需適度向缺乏人力資本投資能力的家庭傾斜，通過再分配手段縮小人與人之間在人力資本投資總量上的差距。所以，平衡政府與家庭的投資分工，讓公共投資更多惠及低收入群體，能夠最大化“投資于人”的共享效應。

推進“投資于人”戰略需要深化相關領域改革

“投資于人”意味著經濟社會資源將轉向人力資本投資和人的發展，且這一過程并非單純的數量擴張，而是要提升資源配置效率與投資質量。因此，需要進行制度變革和政策創新，要全面深化改革。

實施“投資于人”戰略涉及教育、健康、人口流動等諸多領域，以及相對應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公共政策。要對制約這些領域投資效率潛力釋放的制度與政策進行深化改革，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保障分配公平，推動優質公共資源向低收入群體傾斜。

改革涵蓋多個方面，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是增強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力，這就需要推動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具體而言主要有三方面：

1.要通過深化改革釋放經濟增長潛力，合理提升經濟增速；

2.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占比雖有回升，但仍低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水平及國際可比國家。值得關注的是，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高于再分配占比，這表明，經過十余年的再分配調節，政府與企業的收入占比都得到了提升，居民收入占比卻不升反降，優化分配格局已迫在眉睫；

3.要持續提高公共財政中民生支出的比重。

第二項重要改革是戶籍制度改革。人力資本投資的方式之一是對人口流動的投資，人口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提高民生福祉水平。因此，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取消阻礙人口流動的制度和政策，使“投資于人”落在實處。戶籍制度改革已推進多年，現已進入“最后一公里”攻堅階段，即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放開戶籍的問題。另外，要實現城鎮非戶籍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三項改革是教育發展模式改革。這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核心環節，主要包含四方面具體改革措施：

1.取消教育機會歧視性制度，實現擇學自由。當前一大問題是城鎮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無法在務工地參加高考，而戶籍所在地與務工地的考試內容、難度存在差異，這些子女被迫返鄉就學。這一制度既不公平，也缺乏人文關懷。因此，我們呼吁推進異地高考政策落地。

2.推動教育資源向更需要的群體傾斜，包括學前教育、困難家庭子女教育保障，以及0—3歲嬰幼兒養育服務；

3.深化辦學模式改革，改變高校行政化辦學模式，凸顯教師主體地位，激發教師的工作積極性與內生發展動力；

4.推進教學范式改革，擺脫應試教育路徑依賴，培育學生的創新創造能力。浙江大學已提出，推動學生從“會學習”向“會創造”轉變。這一目標看似簡單，實則需要教學范式的根本性變革才能實現。

我的最后一點政策建議是，營造人的自由發展環境。與可預期收益的物質資本投資不同，“投資于人”的投資載體是人，人是有意識、有思想、有價值觀、有信仰的，是追求自由的，隨著社會發展進步人們追求自由的愿望會更加強烈。這意味著，人力資本投資能否帶來個人和社會收益，與其價值觀和信仰密切相關，也是與其自由空間密切相關。要激發人的創新創造活力，需要營造自由包容的發展環境。自由是每個人的權利也是福利，更是生產力與創造力的源泉。保障個體自由發展空間，才能充分釋放人的內在潛能。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