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聊貓、獨居和死亡

王朔

這些年來，人們對王朔的“痞子”形象印象太深刻了，至今，網絡上仍流傳著他懟人的金句。他消解某種陳舊的秩序，解構崇高，重新構建自己的語言，這股子勁兒到今天還有。別人以為他會當一輩子“痞子”，但密友這樣評價他：“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嘴巴厲害。”

在新著《好貓八不》中，“丙”是王朔給自己取的名稱。小貓八不在半歲時丟過一次——八不是丙的第一只貓。丙在樓上樓下全找了一遍，連壁櫥和床底都扒拉過了，就是沒找著。貓丟了的那個晚上，丙躺在床上自我說服。能不能接受八不永遠不回來？他覺得：能，還能怎么辦？“一切太平，再過幾十年也會有這一天。”結果，某個電話打進來，丙就情感大爆發，跟對方訴說“我家貓丟了”，也沒管對方在嚷嚷啥。

《好貓八不》出版后，有人認為“這或許是王朔最為溫情的作品”。他不想阻撓貓咪的自由，也為貓咪的安全憂慮。他也做著貓奴會做的一切：清早起來給貓喂罐頭，也給貓清洗尿跡。可別忘了，王朔還有一本曾經頗為暢銷的《致女兒書》，他提到，讀者跟他提起這本書他都臊得慌，有些文字只能給不認識的人看。

王朔寫下自己的獨居生活，還有與貓相處時思考的一切。有時，他似乎把貓當孩子，替它們想青春期的問題，但也并不完全如此，有時貓是人的神明。貓已經成為他的室友而不是寵物，深度地參與他的生活。他也將貓作為反思的坐標系。

去年，一群年輕人曾到王朔家中探訪，他聊到了死亡、衰老，有人截取了他的部分話語，將他塑造為一個“獨居孤獨老人”，聊及將死之時孑然一身有多可怖，但王朔肯定不認同。

正如他在書里所寫：“有時丙覺得自己并不了解自己，一直像另一個人一樣折騰。也曾經有個人要辦一無聊派對，問丙你是愛熱鬧的人么（可能決定是否請丙）。丙還想了下，回答是。現在想我怎么會喜歡熱鬧呢，熱鬧是一件多么難熬的事，我這么一個和自己待著都嫌自己鬧的人，可能是年少時很想討人喜歡。”

有貓的借力，我們邀請王朔進行一場筆談。他聊了貓、自我、獨居、死亡和生活。

01

是自由好還是安全感好？

《新周刊》：在《好貓八不》里，你問了青春期的貓咪八不一個問題：“是自由好還是安全感好？”你認為他是選擇了自由嗎？

王朔：他是既要又要。絕育后自卑了才漸漸不愛出去了。

《新周刊》：養貓到底是會強化自我意識，還是消減自我意識？

王朔：嗐，我是覺得人就別指著貓進化了。我已經自大得夠可以的了，跨物種交流確實增進了我的同理心，我都能跟貓共情，再看人也沒那么討厭了。當然，首先最討厭的是我，我現在有了一個他者角度，貓視角，時刻自我審視，每次和人聊完自動復盤，真覺得我這人太討厭了，話里話外透著輕慢自得，習性太深，不這德性又不會說話，所以拖一段時間沒回復，就不多作反省了，也挺假的。以下言辭若有冒犯敬希見諒，順便致歉之前諸位訪者。

《好貓八不》內頁，插圖為草地上的八不。

《新周刊》：養貓也涉及如何看待萬物的問題，以及人是否能夠知行合一。給貓咪絕育這件事，你充分考慮了貓咪的需求，但也憂慮它的安全。警惕自我，不要把自己當成貓的主人，是不是挺難一事？

王朔：我是不行，知也有涯，行也是見機行事，并不因為認知到了就能處處不露破綻。還是一事當前先為自己考慮，一朋友對我投喂過多貓咪表示擔心，怕我把自己豁出去，我這么回答她表示放心。

倒是從來沒想過要當誰的主人。也是對負大責、重責心存怖畏。主人在我理解是內個兜底的、托管一切、得失好歹一本賬都要算你頭上的人，我擔待不起。當然“主人”也是個我嫌棄的詞兒，透著一股舊社會味兒，像老爺、大人，屬于奴才們嘴里的諂詞兒。貓咪多清高啊，我是高攀，心里打量的詞兒是“如妹”（roommate）——室友。

坐在胸口的八不。

《新周刊》：《好貓八不》里寫到你的獨居生活：“慎獨的擔心也是不必要的。一個人獨處，是對世上第一個人的模仿，道德、規則無從談起，善惡亦無對象，也即相對自由的狀態。”“舊人文觀下，這個人的清白無可爭議，他做什么都合法，他就是目的，且是唯一目的。而新人文、把萬物及所有生命擴進來的道德至上主義，這個人哪怕不吃不喝只呼出一口氣也不是無辜的，增加了宇宙無序。”這些思考很有意思。“獨居”依然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凄慘結局”，能否再多談一些你的想法？也可以駁斥。

王朔：獨居不是都上億戶了么，忘了在哪兒看的數據。至少，好像韓國（獨居戶）都超共居戶了。您說內很多人中的很多人其實只是在假裝共居，只要家里房間夠，誰不是一人一間，兩口子都分屋了。我記得前些年電視還好的時候，北京臺就有一名聲——“不是炒菜就是吵架”，吵架就是調解家庭矛盾，我很愛看。

《第三調解室》是北京衛視的知名節目。（圖/北京衛視）

而且我有一不成熟看法，家庭越大矛盾越多，因為人和人挨得太近。當代現實是共居往往起不到穩定作用，反而經常釀成沖突。你看內民事訴訟，大量離婚、繼承財產糾紛，你死我活，最隱秘、最廣泛的暴力行為就是家暴，誰家不打孩子？千百年來，打出多少心理創傷和丑惡的傳統觀念——“棍棒底下出孝子”。

你看現在這社會發展趨勢，網購、外賣、上門服務、家庭主理師，都是為將來社會原子化獨居成為主要居住形式做鋪墊。往寬說一百年吧，下一個世紀，人人百歲朝上，您該采訪共居戶：“您們是怎么做到一百年不拌嘴的？”我一朋友，給一不知什么公益活動題詞：“從前壽命短，才可以和一個人摽一輩子。”

《新周刊》：哪怕如此，獨居生活是否會有讓你覺得恐懼或不敢想的地方？

王朔：我不是一個人，只不過室友不是人，不是干耍光棍內種獨居。我們家熱鬧著呢，幼兒園中班，能想象么？忙著呢每天。恐懼就是怕屋里進來人。不敢想再和別人住一屋。

《新周刊》：有讀者說《好貓八不》應該叫《老人與貓》，對標《老人與海》。你怎么看？

王朔：他多假爺們兒呀！不喜歡內種主題膨脹、概念巨大無比的東西，和《海燕》撞車了。我本來想叫《我最好的朋友》。

《好貓八不》內頁，王朔的貓室友們。

02

理想的衰老

《新周刊》：在去年的訪談中，有人問過你對死亡的看法，年輕人對此有些忌諱，你反而不那么在意。女兒也跟你一樣愛吐槽，說“不要死（在）屋里”。對于自己的死亡，你有過什么樣的想象？什么樣的死亡才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死亡”？

王朔：青年人哪有什么忌諱，都是老人的忌諱。她也不過是有話直說，我們家沒規矩，無禮的往往是我，就喜歡沒大沒小，家里還裝什么，好容易就這么個怎么都得罪不了的。

這種事到歲數了就得開始心理建設，別事到臨頭慫了，一貪生叫人扖進“愛塞悠”（ICU），上一通刑，據說百分之百出幻覺在內超現實環境中——有的認定在太空艙，有的以為在地獄實驗室，死前就瘋了，最后是瘋著走了。

先聲明我是不愿意聊的，畢竟這也算公開場合，面對不特定公眾，舊思想嚴重的人會硌硬。

總的來說無疾而終做不到了，嘎倍兒脆我還真不樂意，跟挨了一悶棍似的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就沒了？我還是愿意跟游泳似的，最后50米，慢慢滴地，一點一點游過去，到池子邊，最后一蹬腿，手將要夠到池子邊，沒了……

我研究了一下老和尚圓寂，我認為他們是餓死的，最后內幾天不進食了，只喝水，讓身體均衡地衰竭，到瀕死，水也不喝了，于定中，無思無念到無息，腔子也干凈，不至于事后括約肌一松，弄一地，給大伙添麻煩——這可是你讓我說的！

《新周刊》：現在還是堅決反對進ICU嗎？為什么

王朔：上面算回答過了吧。可逆的可以進，不可逆的進去干嗎？

《好貓八不》中，王朔跟女兒說八不走了，女兒問“想聊聊嗎？”，他回答：“不想。”

《新周刊》：女兒看你養了一屋子貓，是否會調侃你（或吃醋）？你和她現在是怎么樣的一種相處模式？她是否看過《致女兒書》？

王朔：為什么會吃醋？誰會這么小心眼跟貓爭寵？太女的了吧？她也養貓。

并不希望她看我的書，跟我近的我都不希望看，書是寫給不認識的人看的，就跟不能看熟人演戲一樣。小說不是道德讀本，這是我的看法。內書寫得太隱私了，換現在我就不會那么寫，我碰到一讀者，生給看臊了，跟我說，“我有什么權利看人家這點事”。她（指女兒）看了會尷尬，我以為。

《新周刊》：書里寫到你對小時候的回憶，也寫到記憶模糊，有時候貨不對板。你是否害怕記憶力會下降甚至消失？萬一有一天失去了大部分記憶，你認為你還是“你”嗎？

王朔：我那么寫是想強調記憶從來不可靠，人的自我本來就建立在錯誤印象上，所以對自我的認知也不要太自信，由此論斷他人也往往是前門樓子，這是我給自己否定舊我留的暗梯。

《新周刊》：現在是否會回看你以前的作品？比如《頑主》《我是你爸爸》，它們可能都呈現了你過去的一些情緒或思考的碎片，回看這些作品會有什么感覺？

王朔：并不回看。那都是浮光掠影的東西。我離內些東西已經很遠了。我一朋友，年少時曾以一首歌得天下，后幾十年寫了千百首歌，每到現場，人家還要求他唱第一首歌，給他煩死了。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改編自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

03

能接受一個“AI王朔”嗎？

《新周刊》：現在經常打開豆包提問或咨詢嗎？問得最多的是什么類型的問題？它給的答案大部分都能說服你嗎？

王朔：就跟查詞典、找地圖一樣。她（豆包）也是找資料，圖書管理員，反正比我記憶好。我也不在乎她胡說，小說嘛，本來就是半真半假，即便是歷史，大部分事件也是由幾個說法共同支撐，我喜歡的小說都是建立在一片迷霧中，我以為那才是小說應有的氣氛，以避免扮演上帝。

《新周刊》：考慮過讓AI輔助自己寫小說嗎？你能不能接受生成一個“AI王朔”？即培養一個完全熟悉你的所有語料、思考，連說話風格都跟你很像的AI。

王朔：才不會。電視劇編劇、類型小說才需要套路。我不從故事著手，從來都是從一個想法開筆。你也可以說我結構弱，想好第一句話就悶頭寫，向各個方向摸索，建立第一個自然段、第二段、第三段……

也不是大縱想象，找內個更高明的，我的經驗，一本書只有一條敘事通道，只有這個調調才能寫下去，就找這個，要求很低，只求順下去，哪怕看上去挺傻、挺一般的開篇，經常幾萬字之后塌了，有時——很多時候要窮盡各種可能，是個笨辦法。

1987年，王朔（左二）參加《當代》雜志海南筆會。他的成名作《空中小姐》1984年在《當代》發表。

就喜歡沒頭蒼蠅似的瞎鉆，等著情節、人物自己從字里行間長起來，然后跟著他們跑，所謂“旁逸斜出”，我以為這就是最好的，可遇不可求；所謂“上帝握著你的手”，樂趣也全在于此。不要臉地說，我這是才子式寫法。您說內種依賴“誒愛”（AI）的，我以為是巨匠式。

只不過，并不能完全抵御傳統文學觀的影響。在早期，初習寫作什么人的話都要聽，小說要有人物，有故事，會拙劣夯接一些情節，叫作什么“給讀者搭橋”，使所敘之事具有一個大致完整、前后呼應的脈絡，就叫故事啦，就掉進俗套里了。

現在能正確理解“文無定法”這句話了。現在重視的只有腦子里的想法，即便“誒愛”能把這些想法串聯成一個引人入勝、千回百轉的故事，我也不要。我寫過劇本，拉梗概，每一場戲怎么接都先談好，開頭就知道結尾，預制菜，順桿爬，老礦工，差點把我寫廢了。

我現在歲數大了，第一反應不行了，腦子一慢就會胡說，這也是我不愿意“面基”的原因。有時候出本書，一聲不吭也不行，也跟人說過，非要走外場，是不是弄個數據替身，其實也不用多么地能說會道，假裝深沉、淵博地介紹一下圖書（這是“誒愛”強項），鸚鵡學舌引用一些名人大言，廉價推銷一下，我個人不抗拒。再說吧。

《新周刊》：你提到自己刷短視頻會停不下來，有沒有刷過短劇？你寫的很多故事變成了那個年代的小說樣本，你對現在的流行故事是否有不適感，或者驚奇等其他情緒？

王朔：對所有短劇都會點“不看對方動態”。有什么流行故事啊，不知道。

《新周刊》：還有沒有最想寫，但仍然未寫的故事？

王朔：就剩一個了，寫完告你。

（編注：王朔在書中提及自己是“拿口語寫作的作者”，秉承古漢語同音通假舊例，以上一些音譯為王朔文學化創作，不是錯字，特此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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