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特朗普的“整合”戰略，始終劍指中國｜IPP編譯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4月21日，美國前助理國務卿韋斯·米切爾（A. Wess Mitchell）在《外交事務》發文。文章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正不斷推進其“整合戰略”：一方面重新平衡美國的外部承諾，減少在歐洲等非優先戰區的投入，推動盟友承擔更多安全責任；另一方面通過國內改革和代際規模投資，動員美國在能源、制造業、國防工業、人工智能、半導體和關鍵礦產等領域的資源基礎，以增強美國相對于其主要競爭對手中國的實力。

米切爾認為，美國當前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實力與戰略目標之間的錯位。過去三十多年，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攤子鋪得過大，財政、軍事和社會基礎均受到消耗；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成長為美國歷史上最強大的對手，美國因此必須通過“整合”爭取時間、重建力量。文章強調，對華緩和是為了約束競爭框架，并使美國能夠完成內部復興與聯盟重組。不過，若美國被伊朗戰爭等地區沖突拖入長期消耗，這一整合戰略仍可能脫軌。

韋斯·米切爾(A. Wess Mitchell)

馬拉松倡議組織（Marathon Initiative）負責人兼聯合創始人。2017年至2019年，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從前，有一個國家，它的“新國防戰略”出現了一場劇烈調整。它優先強調本土防衛，并重新部署那些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巡弋于遙遠邊疆的軍事力量。它把確保更遠外圍防御地帶安全的任務交給盟友，而其中許多盟友看上去并未準備好承擔這一負擔。建制派專家對此震驚不已。鷹派人士則警告說，這一新戰略會助長對手氣焰，并主張繼續沿用舊有做法：在所有地方同時保持強勢。

那一年是1904年，那個國家是英國。

英國當時面臨的困境，與今天美國所面對的局面大體相似。大英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海軍擁有的戰艦數量超過排名其后的兩大海軍強國之和。然而，英國的戰略處境正在惡化。隨著新興大國在工業生產方面超越英國，英國的經濟優勢開始松動。德意志帝國正在建設一支遠洋海軍。法國和俄國也在非洲和亞洲對英國權力構成新的挑戰。美國和日本這兩個新的競爭者，則在各自所在區域追求主導地位。英國領導人面臨一個選擇：是繼續試圖在軍備上壓倒所有這些競爭者，還是另辟蹊徑。

英國最高海軍將領約翰·“杰基”·費舍爾（John Arbuthnot "Jacky" Fisher，被譽為近代英國海軍之父）選擇了后者。他提出了一項旨在鞏固英國地位的戰略，這一戰略可以被稱為“整合”。所謂“整合”，是指一個國家在聚焦其最重要利益的同時，提升國家資源動員能力，從而隨著時間推移增強可供其支配的力量。這并不是戰略收縮，也不是對國家衰落的默認。

費舍爾決定，不再試圖維持大英帝國遍布遠方的所有海軍基地，而是優先關注不列顛群島周邊海域，以威懾英國面臨的頭號威脅——德國。至于由此在其他地區留下的防務空缺，他希望依靠英國外交官正在爭取的地區盟友來填補，例如日本和法國。通過這種方式，他希望為英國爭取時間，以便動員其強大的工業能力，并在關鍵技術上繼續領先于競爭對手。

這一戰略頗具爭議。但它使英國得以實現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說的“最高且最簡單的戰略法則”：集中。通過將有限的軍事資源集中于主要戰區，英國緩解了帝國所承受的多線壓力，并使自己在即將到來的同德意志帝國的對抗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

今天的美國正處在類似的關口。三十五年來，美國一直在世界所有主要地區維持和平并保持影響力，而無需作出艱難取舍。即便美國的相對經濟實力下降，競爭對手的軍事建設也在削弱其優勢，美國仍然繼續假定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結果是，美國如今面臨一個嚴重錯位：其國家實力與它已經習慣追求的戰略目標之間，已經不再匹配。

正如費舍爾時代的英國一樣，美國需要接受一種“整合戰略”。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經朝這一方向邁出重要步伐，通過雄心勃勃的國內改革，擴大美國相對于中國的國家實力。美國在2月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如果能夠保持有限范圍，或許有助于推進整合；但如果戰爭曠日持久，則可能削弱這一戰略。

展望未來，華盛頓必須完全致力于這一整合藍圖；未來各屆政府也需要堅持這一方向，以確保該戰略結出成果。這意味著，美國不能被卷入大規模戰爭，也不能重新沉溺于那些會加劇美國戰略困境的舊有政策習慣。只要聚焦于整合，美國就擁有一個歷史性機會：重新找回作為大國的戰略定位，并在同中國這個美國歷史上最強大對手的持久競爭中勝出。

攤子鋪得太大

美國實力已經過度擴張。美國承擔的承諾，已經超出其可支配的財政和軍事資源。這種過度擴張——無論是美國公民、盟友還是對手都已清楚看到——既源于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也源于美國過去的政策選擇。蘇聯解體后，美國失去了同等量級的競爭對手。華盛頓的反應是，一方面削減國防開支，另一方面卻在全球范圍內擴大軍事行動。2001年“9·11”襲擊后，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開大規模、長期性軍事部署，并在十多個其他國家開展軍事行動。

這些戰爭在財政和人員方面造成的代價，已有充分記錄。但較少為公眾認識到的是，美國在連續進行30年遠征作戰的同時，卻任由其軍事力量的結構性基礎——國防工業基礎、造船能力和核能力——走向萎縮。外圍戰爭既沒有大幅增加美國獲取資源的能力，也沒有像其設計者所希望的那樣，擴大親美民主國家的數量。相反，它們以無數方式消耗了美國實力，包括推遲軍事現代化、壓縮五角大樓的武器庫存，并將長期主權債務推高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削弱了華盛頓投資美國未來的能力。

經濟上的過度擴張，是美國造成的又一道自我傷害。2001年以來，美國軍事行動使國債增加了8萬億美元。同期，福利性支出增加了2萬多億美元，到2024年已占聯邦預算的51%。一連串政府救助行動，包括應對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的刺激措施，又使債務進一步增加了7萬億美元——這一數額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總支出相當。如今，美國用于償付既有債務利息的支出，已經超過其國防經費。

最后一道自我造成的傷口，則具有社會性質。美國驚人的財政擴張，與去工業化進程同時發生；后者一方面推高了股市，另一方面卻掏空了那些幾代人以來依靠高薪制造業崗位維系生計的工人階級社區。2000年至2015年間，美國有6萬多家工廠關閉，三分之一的制造業崗位流失。在“鐵銹地帶”社區，工資下降，失業率上升，中年男性的預期壽命也隨之下降。全國范圍內，藥物過量死亡和自殺人數不斷增加。

外部因素也加劇了美國攤子鋪得過大的問題。隨著美國實力變弱，其競爭者范圍卻在擴大。三十年前，美國沒有同等量級的對手。今天，它面對的是作為全面對等競爭者的中國、一個更加有恃無恐的俄羅斯，以及來自伊朗、朝鮮和一系列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中國實力的增長尤為驚人。1991年，按通脹調整后的美元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萬億美元；到2024年，這一數字已達到37萬億美元，增幅達1500%。中國利用不斷增長的財富，推進了一場歷史性的軍事建設。1991年至2023年間，中國國防開支從230億美元按今天美元計算增加到3000多億美元，增幅達1300%。僅在2024年，中國一家造船企業建造的船只數量，就超過美國自1945年以來建造的總量。

最近三版美國國防戰略已經明確表明，美國軍隊在部署態勢和裝備配置上，都已不再具備同時同一個以上主要對手作戰的能力。正如20世紀初的英國一樣，美國面臨多線戰爭的危險，而這種戰爭將超出其眼下能夠應對的能力范圍——五角大樓將其稱為“同時性”問題。

總而言之，與冷戰時期或后冷戰時期相比，美國如今面對的敵人更多，內部約束也更大。直到不久前，美國軍隊的主要配置方向仍是外圍遠征作戰，而非與同等量級對手發生沖突；同時，美國還背負著沉重債務，使其無法以一場大戰所需的規模舉債。華盛頓手中可用的手段，與它可能很快就需要運用這些手段去實現的目標之間，鴻溝只會越來越大。

美國需給自己“充電”

整合戰略的目標，是通過系統性地增強一個國家的手段，并限制或重新界定其目標，來縮小手段與目標之間的差距。其核心理念是，一個大國可以通過直面艱難抉擇來恢復自身力量，從而使其權力地位相較于另一種可能的發展軌跡得到改善。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在短期內主動接受戰略取舍，將其視為一種必要之惡；與此同時，大力更新底層結構性因素——技術、聯盟和工業生產——以便從長期看緩解甚至超越這些取舍。

“整合”并不等同于“戰略收縮”。二者都是對過度擴張的回應，但它們試圖解決的基本問題不同，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也不同。

當一個大國認為自身核心已經耗損到無論采取多么有創造性的調整，都無法維持原有地位時，就會發生戰略收縮。這個大國的目標，是通過放棄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來減輕負擔。相比之下，整合戰略的出發點是：一個大國的核心實力仍然具有生命力，只是由于管理不善而削弱了其潛能。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大國的目標，是通過重新調整外部義務的權重，并動員自身資源基礎，來保存并補充其已有力量。

歷史上許多最成功的整合，都是由處于鼎盛時期的大國實施的；這些大國需要一段集中休整期，以獲得第二股力量。一個經典例子，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統治時期的羅馬帝國。公元117年，哈德良即位前夕，羅馬剛剛發動了一系列戰爭，將其勢力更深地推進到東歐、高加索和中東。盡管這些軍事行動取得了成功，卻也使羅馬軍隊過度擴張，并耗盡了帝國國庫。哈德良通過放棄其前任圖拉真所征服的領土，并沿著羅馬帝國的天然邊界——萊茵河、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構筑可防御的邊疆，來實施整合。他同羅馬頭號對手，即位于今天伊朗境內的安息帝國（存在于公元前247年至224年間的一個伊朗王朝），談判達成和平；同時把更多事務交給盟友，并加大國內經濟和行政改革力度。其結果，是一個新的“黃金時代”。

再看距離今天更近的例子。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啟動了一種形式的整合。當時的美國已經厭倦戰爭，但并未真正陷入衰落。尼克松的目標，是讓華盛頓重新聚焦于同蘇聯的主要競爭。像哈德良和費舍爾一樣，他尋求同對手緩和關系，并將安全負擔轉移給盟友，例如通過采納“尼克松主義”，要求亞洲伙伴對自身常規防務負責。他將這些舉措同一項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計劃結合起來，包括重新談判同盟友的貿易關系、擴大國內能源生產，以及投資美國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這緩解了財政壓力，增加了出口，并使美國得以重新聚焦其軍事開支。

并非所有整合嘗試都會成功。15世紀，明朝在經歷一段擴張時期后，試圖整合力量。它加固長城，改善農業和基礎設施，但未能充分改革治理機構，也未能鞏固對蒙古人和滿人的防御，最終在外部壓力下衰敗并崩潰。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大英帝國曾嘗試一種從紙面上看頗具啟發性的整合方案，其中包括帝國內部貿易優惠，即降低帝國內部關稅、提高對外關稅，以及政治上的權力下放。然而到那時，帝國所承受的負擔已經與其有限的資源基礎完全不成比例；英國未能避免一場多線戰爭，最終跌出大國行列。

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也曾試圖通過減少在阿富汗的損失、利用軍控降低防務負擔、重組經濟并實行政治開放來進行整合。但其政府最終在意識形態上過于僵化，無法實施拯救自身所需的改革。

整合戰略要想成功，需要具備若干基本條件。

首先，一個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基礎實力。整合戰略的全部前提，是通過更明智的管理，能夠調動那些尚未充分動員的力量儲備。當無論如何動員都不可能匹配外部威脅的規模時，戰略收縮就會不可避免。

其次，一個國家必須具備執行整合戰略的意志和專注力。這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能夠將不受歡迎的政策推上議程，并處理不可避免的危機所帶來的干擾；同時也需要一個能夠維持長期規劃的政治體系。

最后，整合需要時間。它是一段有意從高成本外交政策冒險中獲得喘息的時期，尤其是從大國戰爭這一極其耗費國力的考驗中獲得喘息。盟友和敵人都會影響這一戰略的成敗——盟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必須同意一項經過修訂、要求它們承擔更多責任的交易；敵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實施整合的國家需要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來恢復自身地位。

一個新的開端

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經推進了整合戰略的關鍵要素，這一點既體現在其戰略文件中，也體現在其多數——盡管并非全部——重大政策中。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美國手段與目標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是美國治國方略中的核心問題，而這正是任何整合戰略的出發點。該《國家安全戰略》提出了一套國家復興方案，旨在重新平衡美國的外部承諾，并對核心能力進行代際規模的國內投資，以便隨著時間推移，增強美國相對于其主要競爭對手中國的實力。

同樣，2026年美國《國家國防戰略》標志著一次歷史性轉向，并且同費舍爾1904年的做法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與費舍爾一樣，負責政策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作為《國家國防戰略》的主要設計者，具有預見力，看到自己的國家根本沒有為應對新的主要威脅做好準備；同時也有勇氣，設計出一套違背政治主流的原創性戰略。《國家國防戰略》要求美國更加強調西半球和中國，有控制地減少美國在歐洲和中東投入的力量，并提出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以動員美國軍事工業資源。

《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國防戰略》都接受一種取舍邏輯。通過將重點從歐洲和中東這些長期政策優先事項上轉移開來，它們接受了這些戰區風險上升的后果。通過向盟友施壓，要求其在安全和貿易上實現更大互惠，它們接受了這些關系中出現摩擦的風險。通過支持美國同中國、俄羅斯這兩個主要對手進行某種程度的戰略共處，它們也背離了建制派的傳統看法，即必須同時遏制這兩個大國。

甚至在這些戰略文件發布之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經開始減輕美國實力在日常層面承受的負擔，并補充美國的核心力量。它試圖通過削減美國在敘利亞的駐軍規模、縮減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來減少美國在非優先海外戰區的歷史性承諾。它削減了對外援助和國際機構方面的支出，并增加資源，用于加強美國邊境安全、打擊毒品走私，以及援助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友好政權，以遏制中國和俄羅斯影響力在當地的擴散。其迫使委內瑞拉就范、在格陵蘭謀求美國利益的努力，都遵循了整合主義邏輯；它試圖重塑同美國盟友關系的做法也是如此。

特朗普政府成功推動歐洲盟友在北約框架內認可5%的國防開支目標；2026年初，它又提出一項對北約進行戰略性重組的方案，將常規防務負擔轉移給歐洲國家。與此同時，它利用關稅同盟友談判新的貿易協議，并爭取有助于美國再工業化的國內投資承諾；迄今為止，這些承諾總額已達5萬億美元。關稅已經帶來約2000億美元收入；如果繼續維持，預計未來十年可為美國增加5.2萬億美元收入。

與尼克松一樣，特朗普也尋求同主要對手實現緩和。對俄羅斯，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推進旨在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外交努力，另一方面采取同步措施，包括油價外交和堵住能源制裁漏洞，以施壓俄羅斯走向一個脫身路徑。對中國，特朗普政府則結合施壓和持續外交，試圖以有利于美國的方式重新平衡貿易關系，同時避免局勢突然惡化，引發重大經濟沖擊或軍事對抗。

盡管同中國建立新的貿易架構的具體條款仍在談判之中，但追求這一架構的過程，本身符合整合主義邏輯：即通過尋求同主要對手共處來爭取時間，并完成各項布局，包括擴大半導體生產、推動供應鏈回流、深化關鍵礦產能力，從而為未來更強有力的地位奠定基礎。

在國內，特朗普政府通過鼓勵對本土制造業的再投資來推進復興。除了尋求降低美國出口商品關稅之外，它還擴大了戰略產業稅收抵免，減少了工業項目繁重的環境許可框架，并為高科技投資中心提供資金。它啟動了軍事采購改革，優先將合同授予具有創新能力的商業初創企業，并推出更多長期合同，以實現對最急需武器系統的持續生產。它要求將國防預算提高50%，并通過行政令推動擴大對軍事生產能力的投資。

特朗普政府還試圖加快那些將決定中美競爭結果的科技領域創新。其人工智能戰略放松了阻礙突破的監管約束，加快了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的許可審批，開放聯邦土地用于建設超大規模計算設施，動員大規模私人投資進入人工智能設施，并開始擴建電網，以確保為那些規模相當于數個城市街區的數據中心提供充足能源。

支撐所有這些舉措的，是一項協調一致的努力，即更加充分地利用美國自然資源。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對化石燃料生產和出口的監管限制，開放聯邦土地和近海區域用于勘探，并增加對鈾濃縮的資金支持。2025年，美國原油產量創下歷史新高，液化天然氣產量超過其后三大生產國的總和。

伊朗戰爭將如何影響這一戰略，仍有待觀察。如果美國能夠迅速完成其主要軍事目標，即摧毀伊朗核能力，并削弱其彈道導彈武庫和工業基礎，那么它將通過有效壓制美國三大主要對手中最弱的一方，來緩解“同時性”負擔。但這場戰爭已經消耗了美國軍隊的武器庫存，并削弱了其應對一場對華戰爭的戰備狀態。一場持續數月、或涉及地面部隊投入的沖突，將通過消耗美國鮮血與財富，并引發能源價格持續上漲、通脹升高、經濟增長放緩和社會反彈，來破壞整合戰略。

早期的整合戰略也曾走到類似的岔路口。哈德良曾面對黎凡特地區的一場危機，這場危機需要派遣數個軍團，并可能演變為多線問題。在費舍爾時代，英國也曾面臨亞洲、北非和巴爾干地區的危機，這些危機本有可能打亂其海軍集中部署計劃。尼克松政府則面對越南局勢的升級螺旋，這本可能阻止其重新優先考慮歐洲。在所有這些案例中，領導人都對危機進行了管控，沒有讓危機顛覆其戰略的核心邏輯。

對當下美國而言，所謂管控，意味著利用美國在伊朗取得的任何成功，在未來真正降低中東在美國戰略中的優先級。

不經痛苦，難有收獲

同所有戰略一樣，整合戰略也伴隨著風險。事實上，它要求人們愿意為了長期收益，接受顯而易見的短期風險。這些風險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風險是，對手看清這一戰略背后的根本意圖，并加快其計劃。類似地，在盟友負擔轉移尚未完全落實之前，俄羅斯也可能試圖利用美國在歐洲投入減少的機會。伊朗戰爭持續時間越長，這兩類風險都會隨之上升。

來自鷹派右翼的特朗普戰略批評者聲稱，將西半球和中國置于優先位置，將削弱美國軍隊在其他戰區阻止對手的能力。一些人呼吁美國迅速擴充武裝力量，使其規模足以同時應對兩場或兩場以上戰爭，即回到過去“兩場戰爭”或“兩場半戰爭”的標準，同時還要對美國核武庫進行資本重整。

盡管這一補救方案在概念上頗具吸引力，但它需要巨額的額外公共借款。而且，它也沒有說明，在完成這類軍事擴張所需的多年時間里，美國將如何履行其現有承諾。優先排序是一種必要選擇，而且必須現在就以自愿且合乎邏輯的方式加以處理。

第二類風險與美國盟友和伙伴有關。它們可能無法理解整合戰略，或無法被這一戰略說服；它們可能將其視為戰略收縮，甚至視為敵意，并以妨礙華盛頓實現該戰略收益的方式作出回應。左翼的一些批評者聲稱，特朗普政府放棄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關鍵組成部分，將使美國無法從全球合作中獲益。他們擔心，盟友可能得出結論，認為華盛頓正在放棄其作為可靠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并轉而尋求同北京和莫斯科建立更密切的關系。

然而，與鷹派一樣，這些批評者往往夸大了現狀本身的償付能力和可持續性。他們把“秩序”視為一種本身就有價值、并且可以作為目的本身來追求的東西，盡管正是這一秩序中的若干要素——失衡的貿易協定、大規模移民，以及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未受約束的跨國規則安排——已經侵蝕了美國實力。

誠然，當舊有結構不再服務于國家利益時，各國往往會重新調整自身站位；但當前的地緣政治現實，很可能會阻止一種根本性重組的發生。在許多地方，包括印太地區，美國伙伴都缺乏可替代的地區安全支柱。而北約國家對美國國防技術和規劃的依賴，也確保了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這種依附不可能僅憑倡導歐洲更大戰略自主的演講就被消除。即便是擁有強大貿易實力的歐盟，在加強同中國戰略關系方面也面臨實際限制。歐洲龐大而日益內向的國內市場，無法吸收另一個出口大國的商品，反之亦然。若有變化，中國不斷擴大的產能過剩所引發的新一輪經濟沖擊，反而可能推動歐盟向美國靠近。

不過，聯盟仍然重要，華盛頓不能依賴盲目的結構性力量來維系聯盟。讓盟友發揮最佳作用，是整合戰略成功的關鍵。特朗普同盟友進行強硬討價還價，曾令許多建制派觀察人士感到不安，但這對于促使盟友去做那些它們原本不會做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F在，特朗普政府必須把盟友拉得更近。實現這一點的一種方式，是按照科爾比2月在布魯塞爾演講中提出的思路改造北約：在這種安排下，歐洲盟友將重新聚焦于領土防御，作為交換，美國則提供戰略和核后盾。這一構想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尼克松主義”。

在歐洲如此，在亞洲也同樣如此，其目標可以是整合美國與盟友的國防工業基礎，從而獲得在關鍵彈藥方面迅速擴大生產的能力。

讓盟友站在美國一邊的最佳方式，是經常、連貫并有說服力地向它們解釋：美國為什么正在作出改變，以及這些改變也將如何符合盟友自身利益。這正是特朗普政府已經開始做的事情?？茽柋仍?月闡明了物質層面的理由。幾天后，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闡明了文明層面的理由，主張美國實力的“復興”是保衛西方的前提。持續傳遞這些信息，同時務實地幫助伙伴落實其計劃中的防務建設，將有助于緩解優先排序必然帶來的摩擦。

回到堅實地面

特朗普已經采取重要步驟，將美國帶上整合戰略的道路。他身上一些最令批評者感到不安的特質——其觀念上的非正統性，以及政策變化的速度——對于促使美國體系以及美國盟友形成緊迫感，已經發揮了關鍵作用。美國現在需要堅持這一方向，盡可能維持其邊疆穩定，并明智利用整合戰略所爭取來的時間，強化美國權力基礎。最重要的是，美國絕不能讓伊朗戰爭變成一片泥潭。即便是一場小規模地區戰爭，如果曠日持久，也可能使整合戰略脫軌。

華盛頓還必須盡可能充分運用外交手段，維持并在一定限度內擴大特朗普正試圖同俄羅斯和中國建立的緩和關系。緩和并不意味著軟弱，正如哈德良同安息人達成和平并不意味著軟弱一樣；其目標是限制對手追求其最優戰略，同時使美國能夠騰出手來追求自己的最優戰略。

在對俄關系上，華盛頓應繼續當前外交與施壓并行的雙軌策略。其目標應當是結束戰爭，并保留一個完整的烏克蘭緩沖地帶；這一地帶位于美國正式安全邊界之外，但足以阻礙俄羅斯擴張，并與北約重新武裝一道，將俄羅斯的注意力引向其東部領土——在那里，中國正在深入推進自身影響。

華盛頓應繼續拒絕俄羅斯推動在歐洲建立新的、全面安全安排的要求，因為那只會把莫斯科的精力重新牽引向西方。但美國應鼓勵新的軍控倡議。由于烏克蘭戰爭，俄羅斯將需要把開支從核武庫轉向重建其常規力量。這為修訂舊有軍控框架提供了機會；這些框架是在美國只有一個主要對手的時代形成的，如今則需要納入威懾中國的需求。

在對華關系上，美國同樣應努力約束競爭框架。它應繼續強調，在亞洲，美國力量的目標是“拒止性威懾”，而不是追求霸權地位。美國應主要圍繞貿易同北京接觸，目標是達成一種新的地緣經濟緩和關系：既不走向全面脫鉤，又在高科技領域設置限制，以保護關鍵競爭優勢。

隨著商業層面的安排逐步展開，華盛頓也應愿意探索中美關系中的安全組成部分。例如，美國和中國需要就新興太空技術和網絡技術的戰略影響展開更深入討論，因為這些技術蘊含著迅速升級的潛在風險。特朗普政府強調建立新的危機管理機制，以確保小事件和意外事故不會螺旋式升級為非預期沖突，這一點也是正確的。

華盛頓必須在向對手開展外交接觸的同時，全面努力將其聯盟轉化為更加成熟、更加高度整合的結構。近期目標應是發展這樣的聯盟：通過讓盟友在各自地區為常規安全作出大得多的貢獻，來減輕美國的“同時性”負擔。這意味著，未來美國政府不僅要向盟友施壓，要求其履行增加國防開支這一值得肯定的承諾，還要促使它們真正實現這些資金應當用于實現的目標——提高戰備水平、擴充彈藥庫存，并增強作戰能力。

除此之外，美國應希望把聯盟推進到這樣一種狀態：盟友不僅能夠更有效地保衛自身，而且能夠主動增強美國的權力基礎。美國應當希望擁有這樣的盟友：它們提供市場準入，以支持美國再工業化，同時繼續支持美元作為首要儲備貨幣；它們的國防工業能夠在一體化結構中同美國工業相銜接；它們的科技監管不會阻礙美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創新，而是對其形成助力。要實現這一結果需要時間，也需要同盟友達成一項經過修訂的大戰略交易，把安全和貿易領域的全面互惠關系制度化，使互惠不只是關稅威脅帶來的暫時副產品，而是成為同盟關系的基礎組成部分。

最艱難的挑戰將來自美國內部。讓美國整合戰略脫軌的最快方式，就是重新滑回那些曾導致美國過度擴張的習慣：執迷于在全球范圍內實現防務優勢；重新回到非互惠貿易協議；重新依附于那些脫離美國國家利益的跨國事業；以傳教士般的熱情追求國家建設和民主推廣；或者重新采取那些加速掏空美國腹地的經濟政策。相比其對手，美國擁有巨大的內在優勢；相比鼎盛時期的羅馬或英國，美國也擁有深厚得多的力量儲備。但債務已經成為美國的沉重負擔。

最終，美國無法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它必須直面支出方面的艱難取舍。在當前高度極化的政治環境下，這一點很難想象。但一個好的起點，是圍繞整合戰略及其附帶要求形成共識，即在海外重新平衡承諾，在國內推動復興。歸根結底，解決債務問題的最佳路徑是實現更強勁的經濟增長——而這只能通過整合戰略所包含的自我強化組合來實現：放松監管、集中投資和增加能源生產。

如果美國能夠堅持整合主義道路，那么大約十年之后，它可能會發現自己處于一種大為改善的局面。屆時，美國將擁有一個由充足廉價能源支撐的繁榮經濟，一個強大的制造業基礎，以及一個首屈一指的人工智能部門。

它將擁有充滿信心的盟友，這些盟友擁有真正有分量的軍隊，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世界主要地區的力量平衡，并使美國擺脫“同時性”問題中最糟糕的部分。它將擁有更深厚的武器庫存，并以一個重新煥發生機的美國工業作為支撐；這個工業體系在研發救命藥物、驅動美國經濟，或獲取戰爭所需材料方面，對其主要對手的依賴將顯著降低。那樣的美國將真正重獲地位，并將有能力確保其公民和盟友在21世紀繼續享有他們已經習慣的安全與繁榮。

*文章原標題為“A Grand Strategy of Consolidation: How Trump Can Revitalize American Power”發表于《外交事務》雜志2026年5/6月號，于4月21日發布于《外交事務》雜志官網。題目為編者所加，內容有所刪減。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IPP評論熱門文章

觀點集錦｜鄭永年：國內若陷入“土豆式”內卷，無異于是在“集體自殺”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