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合同糾紛中懲罰性違約金的司法認定與“不予調減”規則

文/汐溟 顧瑾

在影視項目開發、制作、發行及藝人經紀等合同履行過程中，惡意違約與違約金調整是高頻法律糾紛。例如：演員突然罷演、投資方在市場下行時中途撤資、版權方將同一IP“一權多授”、后期公司故意拖延交付導致影片錯過上映檔期......這些行為輕則導致項目延期，重則使整個影視投資血本無歸。

普通違約與惡意違約的區別是什么？合同中約定的懲罰性違約金究竟能否得到法院支持？惡意違約后，違約金能否被大幅調減？

一、什么是惡意違約？

（一）惡意違約的法律定義

惡意違約并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的法定術語，但司法實踐中特指：當事人主觀上具有明顯故意，明知行為違反合同、會造成對方重大損失，仍積極實施、放任該行為發生，且無正當免責理由，以損害相對方利益或謀取不正當超額利益為目的，嚴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違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七條、第五百七十七條）。

其核心認定標準可概括為：主觀故意 + 不良動機 + 嚴重違約后果+影響廣泛，區別于普通過失違約或輕微違約、不可抗力、情勢變更等情形。

（二）司法實踐中的綜合認定標準

法院認定惡意違約時持審慎態度，通常從以下層面綜合判斷：

（1）主觀認識的故意性：違約方明知自身行為會違反合同約定、損害對方利益，仍積極實施或放任結果發生，不包括重大過失等任何過失形態。

（2）主觀意圖的不良性：違約方具有損人利己的動機，要么追求自身額外利益，要么逃避自身合同義務。例如，在（2020）粵01民終19797號案件中，賣方因出售的貨物市價不斷上漲，為賺取更高的利益而拒不向買方交付貨物，造成了買方相應的預期可得利益等損失，構成惡意違約。

（3）損害后果的嚴重性：違約行為屬于嚴重違反合同主給付義務，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而非輕微違約。

（4）影響范圍的廣泛性：惡意違約的影響不止于合同相對方，它可能連累其他市場主體，損害行業聲譽，沖擊整個市場的交易規則，嚴重背離誠信與公平。

二、什么是懲罰性違約金？

（一）懲罰性違約金的法律定義

懲罰性違約金，是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或通過條款推定、超出守約方實際損失（含可得利益）范圍，以制裁惡意違約、威懾不誠信為目的的違約金。

結合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法院的典型案例，懲罰性違約金的適用通常需要滿足以下幾個方面：（1）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了懲罰性違約金條款，或通過條款內容可以推定其具有懲罰性質；（2）存在違約事實；（3）違約方主觀上存在惡意，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二）懲罰性違約金與補償性違約金的核心區別

1.核心目的不同：補償性違約金以“填平損失”為核心，目的是彌補守約方因違約遭受的實際損失；懲罰性違約金以“制裁違約”為核心，目的是威懾違約行為、維護合同誠信。

2.調減規則不同：補償性違約金若過分高于實際損失，法院可依申請調減；懲罰性違約金在違約方構成惡意違約時，即便數額遠超實際損失，法院一般也不支持調減。

三、在惡意違約下，懲罰性違約金能否請求法院調減？

答案明確：惡意違約的當事人，請求減少懲罰性違約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一）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五條第三款明確規定：“惡意違約的當事人一方請求減少違約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該條款所稱的違約金并未區分補償性與懲罰性，而是泛指一切約定違約金。這意味著，在惡意違約情形下，即便是普通的補償性違約金，法院也傾向于不支持調減，懲罰性違約金更無調減之理。

（二）法理與裁判導向

惡意違約嚴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違約方主觀過錯程度極高，應當承擔更重的違約責任。若允許惡意違約方調減違約金，將弱化法律的懲戒作用，變相鼓勵不誠信行為。最高院在指導案例166號中明確，違約方主觀惡意明顯、嚴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不履行和解協議，請求減少違約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需注意的是，在極個別情形下，若懲罰性違約金數額明顯畸高、嚴重背離最基本的公平觀念，法院仍可能依據《民法典》第585條的基本精神進行適度調減，但這屬于極少數情形，不影響原則上不予支持的裁判規則。

四、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惡意違約？

結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中國上海司法智庫發布的裁判指引及實證分析（參考27914件涉惡意違約民事案件），法院認定惡意違約時持審慎態度，通常從以下層面判斷：

（一）綜合認定框架

1.核心要件審查：滿足第一部分所述要件（主觀故意、不良動機、后果嚴重、影響廣泛）。

2.輔助考量因素：

締約背景：締約時違約方是否存在欺詐、虛假陳述，是否明知自身無履行能力。

履約過程：違約方是否有履行意愿，是否采取過補救措施。

行業慣例：該違約行為是否屬于行業內普遍禁止的不誠信行為。

（二）惡意違約的常見形態

1.趨利性惡意違約：發現繼續履約對自身不利，或能獲得更高利益，故意不履行合同義務。（2020）最高法民再102號案件中，法院認定該種行為屬于惡意違約。

2.欺詐隱瞞事實型惡意違約：締約時隱瞞關鍵信息，導致合同無法履行；或通過欺詐、脅迫等手段訂立合同后拒絕履行,如制片方隱瞞投資缺口，誘使聯合出品方簽約。

3.惡意逃避型違約：包括預期惡意違約（履行期限屆滿前明確表示不履行，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注銷企業）和惡意處置財產，導致自身喪失履約能力。

4.失信毀諾：承諾履約后反悔，拒不履行合同義務，或拒絕履行經調解達成的協議，例如，制片方在短劇投資違約后簽訂《退款協議》承諾還款，卻再次食言。

5.濫用權利違約：利用自身市場優勢或合同特殊條款，擅自解除合同、逃避履約義務。

參考案例：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終8676號民事判決書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1民終19797號民事判決書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102號民事判決書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終108號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