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銀行2025年的光鮮答卷與規模狂奔背后的多重困境

出品|圓維度

作為中西部規模最大的城商行，徽商銀行2025年年報呈現出典型的"增量不增收"特征——資產總額突破2.33萬億元、歸母凈利潤165.25億元，表面實現"規模與利潤雙增"，但盈利結構嚴重失衡、資產質量結構性風險加劇、公司治理重大短板等問題突出。董事長空缺超8個月、全年被罰22次、罰沒超1700萬元、"中靜系"股東內耗持續，這家萬億級城商行正站在從"規模驅動"向"質量驅動"轉型的關鍵十字路口。

凈利潤增長靠“省”出來

根據徽商銀行發布的2025年財報顯示，截至2025年末，集團資產總額達23260.85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5.51%；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11304.92億元，增幅12.80%；負債總額21535.88億元，增幅16.28%。然而，在資產規模高速擴張的同時，全年實現營業收入僅376.70億元，同比增幅僅1.18%；歸母凈利潤165.25億元，同比增長7.21%。

15.51%的資產增速與1.18%的營收增速形成鮮明對比，這種"以量補價"的態勢暴露出徽商銀行資產運用效率的持續下滑。

從表面看，徽商銀行的凈利潤增速跑贏了營收增速——歸母凈利潤同比增長7.21%，遠高于1.18%的營收增幅。但拆解這份利潤表，支撐凈利潤高增長的“救命稻草”并非主業的良性增長。

資產減值損失的減少，成為推高利潤的關鍵砝碼。2025年，徽商銀行資產減值損失70.77億元，較2024年的85.48億元大幅減少14.71億元，降幅達17.21%。這意味著，利潤的增長很大一部分并非來源于主營業務的擴張，而是通過“少計提減值”在賬面上實現的。這種操作不具備可持續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未來的風險抵御能力。

與此同時，成本管控能力持續弱化。成本收入比從2024年的27.63%升至2025年的29.07%，同比上升1.44個百分點。在規模擴張過程中，運營成本的增長速度遠超營收增速，進一步擠壓了盈利空間。

更根本的問題在于核心盈利支柱的持續弱化。徽商銀行的盈利結構嚴重“偏科”——2025年利息凈收入占營業收入比重高達76.86%，非利息凈收入占比僅23.14%。這種過度依賴傳統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在當前銀行業息差持續收窄的大趨勢下面臨嚴峻考驗。

在利率下行周期中，這一模式的脆弱性暴露無遺。2025年，徽商銀行凈利差從2024年的1.49%降至1.31%，凈息差從1.71%大幅下降至1.49%，同比收窄22個基點。生息資產收益率為3.31%，同比下降52個基點；而計息負債成本率1.88%，僅同比下降31個基點，成本端降幅遠小于收益端降幅。

此外，非息業務的發展乏力，進一步加劇了盈利結構的失衡。2025年，該行手續費及傭金收入中，除托管業務收入同比增長8%外，代理業務、投資銀行業務、擔保承諾業務收入均出現同比下滑，其中擔保承諾業務收入同比降幅達28.34%。

賬面數據光鮮，結構性風險暗涌

在資產質量方面，徽商銀行交出了一份看似穩健的答卷。2025年末，不良貸款率為0.98%，較上年末微降0.01個百分點，連續兩年保持在1%以內；撥備覆蓋率維持在278.79%的較高水平。

但深入分析信貸結構與風險數據可以發現，其資產質量呈現出“整體平穩、局部惡化”的特征。

首先，不良貸款余額與不良率的“反向變動”揭示了真實壓力。2025年末，徽商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達110.53億元，較上年末的98.76億元凈增11.77億元，增幅達11.92%。不良率之所以能夠維持微降，完全依賴于信貸規模的快速擴張，而非不良貸款的有效化解。

更為突出的隱憂在于風險的前瞻性指標。截至2025年末，逾期貸款余額較年初增加22.53億元至149.11億元，增幅進一步擴大至15.11%，遠超不良余額增速，這些逾期貸款未來可能進一步劃入不良，將對資產質量形成二次沖擊。

而且，個人貸款領域的風險同樣值得高度警惕。個人貸款不良率從2024年末的1.58%上升至2025年末的1.89%。房地產領域更是成為風險“暴風眼”。

其中消費信貸、信用卡等信用類貸款風險更為突出，與2025年多張罰單直指信用卡過度授信、風控不嚴的問題相互印證。

撥備覆蓋率從2024年末的286.47%降至278.79%，下降7.68個百分點，意味著該行抵御風險的安全墊正在變薄。

合規之危，違規鏈條貫穿全流程

內控失效已成為徽商銀行最直觀的傷疤。

據不完全統計，2025年全年，徽商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共收到22張機構罰單，累計罰沒金額超1700萬元。從總行到南京、亳州、淮北、蕪湖、安慶等分支機構，從安徽本土到江蘇異地，違規網點散布多個地區。

進入2026年，處罰態勢并未收斂。僅一季度，徽商銀行就再添5張罰單。4月9日，亳州分行因貸款發放環節嚴重違規被罰30萬元，責任人張永杰被處以5年銀行業禁入。4月15日，淮南鳳臺支行因違規發放個人住房貸款被罰40萬元。

從處罰事由看，信貸、信用卡、理財、票據、同業、財務顧問等核心業務幾乎“全鏈條淪陷”。2025年12月5日，徽商銀行在同一天內連收兩張巨額罰單：因財務顧問業務管理不到位、異地業務不合規被罰款665萬元；因違規發放貸款、貸后管理不到位、信用卡業務管理不到位、理財業務不審慎被罰款150萬元。

2025年10月，因貸款產品管理不審慎、貸款三查不到位，總行被罰款240萬元，責任人王濤被禁止從事銀行業工作10年——這一處罰力度在城商行中極為罕見。

梳理處罰事由，“貸前調查不盡職、貸中審查不嚴、貸后管理虛化”成為信貸業務違規的“通病”。有銀行業資深分析師指出：“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操作失誤，而是風控體系失效。從貸前調查不嚴到貸后管理虛化，從票據貿易背景審核不嚴到信用卡汽車分期管理不審慎，違規鏈條幾乎貫穿了信貸業務的全流程。”

一位資深銀行業分析師對媒體表示，"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操作失誤，而是風控體系失效。從貸前調查不嚴到貸后管理虛化，從票據貿易背景審核不嚴到信用卡汽車分期管理不審慎，這些問題說明集團的合規文化沒有滲透到業務末梢。"

此外，徽商銀行近期還對公司治理結構作出重要調整。2026年4月，修訂后的公司章程獲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安徽監管局核準，同步撤銷監事會，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行使監事會職權。這一調整能否真正提升治理效能，仍有待市場檢驗。

股東博弈與股權動蕩

徽商銀行的股權治理頑疾已持續近二十年，成為制約其發展的深層掣肘。

截至2025年末，徽商銀行第一大股東為存款保險基金，持股比例為11.22%；中靜系通過旗下中靜新華、Wealth Honest等企業合計持股10.59%，為該行第二大股東。

這場博弈的核心分歧聚焦于分紅政策與公司治理。中靜系作為財務投資者，長期追求更高的股東現金回報。

早在10年前，中靜系就開始提案要求徽商銀行提升分紅比例，但至今相關提案均未獲通過。2026年2月，中靜系提出的中期分紅提案——擬派息總額約25.97億元、占上半年母公司凈利潤30.06%——在臨時股東大會上僅獲25.55%贊成票，被高票否決。

在持續內耗之下，中靜系正計劃徹底離場。2026年3月，中靜系掌門人高央在接受采訪時透露，公司目前正處于“最困難的階段”，清倉所持徽商銀行全部股權（約10.59%）已被定為化解約80億元債務壓力的“終極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多家央國企股東也在持續退出。包括中糧、馬鋼、中國船舶等在內的多家央國企股東，近年來持續折價掛牌轉讓所持徽商銀行股權，結果卻屢屢以流拍告終。這不僅是響應政策要求退出非主業金融投資，更是市場用腳投票，表達對該行治理前景的擔憂。

股權頻繁變動導致管理層更迭頻繁，內控難以有效落實。徽商銀行第一大股東之位從合肥市財政局到安徽能源集團、中靜系、再到存款保險基金的數次易主，清晰地勾勒出股權結構長期缺乏"定海神針"的尷尬現實。

此外，徽商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也正面臨嚴峻考驗。

董事長職位已空缺逾八個月。原董事長嚴琛于2025年7月因工作調動辭任，赴河南省出任工業和信息化廳廳長，但截至2026年4月，新任董事長仍未到位。董事會秘書廉保華因達到退休年齡，于2025年11月辭職，同樣處于待補狀態。首席合規官崗位長期空缺，直至2026年2月才由行長孔慶龍兼任。

治理層面的問題不止于崗位空缺。徽商銀行的第四屆董事會存在嚴重超期履職問題，董事會人數不足公司章程規定，甚至出現6名獨立董事中5人超期履職等一系列問題，不僅違背商業銀行治理準則，也引發了市場對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持續擔憂。

更為觸目驚心的是高管層的腐敗頑疾。自2005年以來，徽商銀行共經歷五任董事長，其中已有三人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處。

第三任董事長李宏鳴在任職期間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濫用職權，通過利益輸送受賄2600余萬元，2024年5月因受賄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6個月，并處罰金400萬元。首任董事長戴荷娣于2022年因受賄罪獲刑12年。第四任董事長吳學民亦于2022年被“雙開”，涉嫌受賄犯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犯罪。五任董事長中三人落馬，這一現象在銀行業中極為罕見。

作為中西部資產規模最大的城商行，徽商銀行在2025年交出了一份“量”的答卷——規模突破2.3萬億、不良率持續低位、區域市場份額領先。但在這些光鮮數據的背面，盈利結構的嚴重失衡、資產質量的結構性風險積聚、公司治理的深層缺陷，以及合規內控的頻繁失守，正在從不同維度侵蝕其可持續發展的根基。

基本盤的數據勾勒出的，是一家銀行在“量”與“質”之間艱難抉擇的真實圖景。徽商銀行當前的核心矛盾，在于從“規模驅動”向“質量驅動”轉型受阻。對于這家萬億級城商行而言，重構治理機制、強化內控體系、優化盈利模式，將是一場無法回避的持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