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陳毅上海接管遇阻，陳賡薦人相助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

陳毅穿著洗得發白的軍裝，從國民黨代理市長趙祖康手里接過印信，正式就任新中國第一任上海市市長。

但擺在他面前的是什么局面？全上海工廠一萬兩千多家，能開工的不到三成；商店八萬多家，五萬多家關著門；倉庫里存糧只夠全市吃半個月，煤只夠燒七天；流落街頭的難民、乞丐、失業人口加起來三百多萬。

國民黨撤退前把黃金、外匯搜刮得一干二凈，剩下一個被掏空了底子的爛攤子。

可這些還不是最要命的，真正讓陳毅夜不能寐的，是治安問題。

近兩萬名國民黨殘兵潰散在上海的各個角落，八個潛伏特務組織像釘子一樣楔在暗處，大大小小黑幫堂口照舊在碼頭、弄堂里收保護費。

1949年6月到12月，每月發生的搶劫案超過一百起，有個盜竊團伙摸進了警備上海的第80師師部所在的旅館，搶走了金銀財物。

誰來管？上海攤子這么大，沒有公安局長鎮著根本不行。

陳毅原本想讓陳賡兼任這個職務，但陳賡要帶第四兵團南下追殲殘敵，根本抽不開身。

臨走時，陳賡對陳毅說了句話：“不妨試試特科那位神槍手。”

陳毅愣了兩秒，脫口而出：“李士英？”陳賡點點頭：“就是他，腦子靈，手也穩。”這個人是誰？

李士英原名時遇英，1912年生于河南內黃縣井店鎮一個窮得叮當響的農家。

家里沒有一分地，父親在他十三歲那年病故，他只能去鎮上布店當學徒。

1927年，共產黨員趙紀彬、李大山來到井店鎮高小，以教書為掩護秘密籌建支部。

李士英以校工身份擔任縣委交通員，兩年后被吸收為黨員。

1930年底，他被選派到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干的是保衛中央機關、清除叛徒的活。

1932年，兩個特科成員叛變投敵，把大量機密出賣給了國民黨偵緝隊。

李士英接到鋤奸任務，在法租界當街開槍解決了目標，自己也被租界巡捕逮捕，引渡給國民黨當局。

他被關進漕河涇監獄，一關就是五年。

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在1933年1月和1935年2月先后兩次判處他死刑。

一般人判一次死刑腿就軟了，他背了兩次，硬是在死囚牢里撐了下來，酷刑嘗遍了，他一個字沒吐。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日軍飛機轟炸上海，監獄在炮火中遭到破壞，李士英趁亂逃出。

他從上海徒步走了幾千公里，穿過交戰的戰場和一道道封鎖線，輾轉到達延安。

之后他留在中央社會部工作，又護送周恩來赴莫斯科治療，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旁聽了三個月反特課程。

解放戰爭期間，他擔任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在山東等地負責組建保衛網絡，對付敵特暗殺和土匪作亂。

李士英這個人，前半輩子不是在抓特務，就是在被特務抓。

敵人那套潛伏、破壞、審訊的手段，他比誰都門清。

1949年5月25日深夜，在丹陽待命的李士英接到進駐上海的命令。

他帶著一千六百多名公安干部，坐著悶罐子火車冒雨出發，車輪碾過彈痕累累的鐵軌，直到夜色中抵達上海真如站。

隊伍分乘軍用卡車向市區開去，最終停在徐家匯的交通大學。

秘書要給他在辦公樓安排房間，他擺手拒絕了，說攻城部隊都睡在馬路上，我們能在體育館打地鋪已經很不錯了。

那晚李士英和戰士們一起在交大體育館的籃球場上席地而睡，可這個曾經在上海坐過五年死牢的人，躺在地上根本睡不著。

他想起1930年，十八歲的自己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是來學怎么當特工。

十九年后，他回來，是要當這座城市的公安局長。

第二天，李士英化裝成普通市民摸到街上。

徐家匯一片荒僻，滿地彈片紙屑，沿街店鋪大多關著門。街上積水過膝，他的吉普車只能趟著水走。

李士英摸黑找到上海市警察局地下黨委書記邵健的家。這個長期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山東大漢見到李士英，淚水嘩地就流下來了，像在黑暗中走了一輩子突然見到了親人。

邵健告訴他，地下黨已經成功爭取了舊警察局代局長陸大公棄暗投明，還對局里的情況摸得一清二楚。

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福州路185號正式掛牌成立，李士英被任命為首任局長。

上任后的第一道難題擺在眼前：舊警察局留下來一萬四千多名警員，背景復雜，有吃拿卡要的舊習氣，也有只是混口飯吃的底層職員。

內部不少人主張一刀切，全部遣散，另起爐灶。

李士英把桌子一拍，不同意。

他心里清楚，這一萬多人要是全部推到對立面，上海街頭連個指揮交通的人都找不到，治安當場就得崩盤。

他把從解放區帶來的兩千多名公安干部分拆混編到全市三十個分局和各個派出所，留用底層警員，只清退逮捕少數有嚴重案底的人。

同時開辦訓練班，分批培訓留用人員，廢除舊警銜制度。

接管第一個月，警務系統就沒掉鏈子。

隊伍穩住之后，真正的硬仗來了。

李士英在幾個月內破獲特務、間諜案件四百一十七件，抓捕特務一千四百九十九名，繳獲電臺一百零九部。

他建立嚴密的戶籍管理制度，要求潛伏特務限期自首登記。

那些藏匿在弄堂深處的電臺和潛伏小組，還沒來得及活動就被連窩端掉。

同時他布置收容散兵游勇，頭十天就收容了一萬多人。

緊接著他組織警力會同駐軍拆除市區碉堡工事，動員上百萬市民清掃街道，清理垃圾三萬八千多噸。

他還制定了上海第一套交通管理暫行辦法，把路邊亂擺的攤販從十五萬多個整頓到八萬四千個。

而且他還做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

舊警察局留下了上百羽警鴿，有日本鴿、德國鴿，還有美國人給的軍鴿，都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品種。

接管后有人主張把這些鴿子全部殺掉，說它們給軍統和舊警察賣過命。

李士英卻下令一只都不能殺，養鴿子的人也要留下來。

他看得清楚，鴿子只是一種通訊工具，既然能為舊警察效勞，為什么不能為新中國的人民警察服務？

就這樣，舊警察局留下了八名“鴿警”，靠著這些鴿子在市局和偏遠分局之間傳遞信息，解決了通訊工具匱乏的大問題。

1949年5月底，李士英回到上海，這座他曾被判處兩次死刑的城市，如今交到了他手里來守護。

他上任后的第一個夏天，上海街頭的槍聲就明顯少了下來。

短短幾個月，老百姓晚上睡覺終于敢不頂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