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寫作蓬勃而起，我們為何重提蕭紅？

“她不是怒目金剛，她只是平視著，甚至仰視著她筆下那些比她更茫然的人物，穿過他們，記下他們含混的聲音。這種視角，超越了當時許多宏大敘事，直抵生存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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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前，蕭紅出生。她一生顛沛，留下《生死場》《呼蘭河傳》等至今仍在影響中文寫作的作品。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被談論得最多的是感情軼事，而非她的文體革命、她筆下那個“人和動物忙著生，忙著死”的世界。

直到最近十年，情況發生轉變。蕭紅重新回到大眾視野，不是作為民國傳奇，而是作為一個“源頭意義”的寫作者——她提供了一種不從屬于宏大敘事、不訴諸弱者姿態、不把自己框定于女性視角之中的寫作經驗。她寫貧窮、寫疾病、寫生育，但她把這些經驗變成了所有人世的經驗。

今天，越來越多的女性拿起筆。她們寫下自己的生活，不再是新女性寫作的注腳，而是文學現場的主角。2026年4月18日，《新周刊》副總編輯吳慧與作家、湖北省作協主席、刀鋒圖書獎推委會主席李修文，文學評論家、北師大教授張莉以及作家郭爽，從蕭紅談起，聊了聊她們眼中新女性寫作的此刻與未來。

以下為對談實錄。

蕭紅為何歸來？

吳慧：歡迎三位老師，也歡迎現場的讀者朋友們。今年是蕭紅誕辰115周年。這引發我一個很個人的好奇：在我讀大學的年代，作為文學女青年，我們追看的是張愛玲，是亦舒，蕭紅在那個年代的流行文化中并不突出。但最近十年，尤其是《黃金時代》電影之后，蕭紅似乎完成了一次“強勢歸來”。想首先請教三位，在你們看來，為什么蕭紅在這個時代重新回到了我們話語場的中心？

張莉：很高興能在這個場合和大家聊聊蕭紅。你提到的這個現象很有趣。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蕭紅其實從未離開。20世紀80年代葛浩文先生的《蕭紅評傳》奠定了研究基礎，2000年前后，從女性身體經驗角度進入蕭紅的研究也影響很大。但真正讓蕭紅“破圈”、走入大眾視野的，確實是電影《黃金時代》。這部電影讓她的情感、她的漂泊、她的文學，成為一個公共話題。

文學評論家、北師大教授張莉

《蕭紅評傳》

作者: [美] 葛浩文

出版社: 北方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9-2

但更深層的原因，我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審美和價值觀在變化。我們開始重新審視，什么是好的文學？新女性寫作的意義究竟是什么？蕭紅提供了不一樣的答案。她的作品一直在那里，《火燒云》在小學課本，《回憶魯迅先生》在中學課本，但今天我們讀出了新的東西。所以我的這本書就是希望能夠寫出我對蕭紅的文學世界的理解。

《火燒云》

作者: 蕭紅 著

出版社: 長江文藝出版社

《回憶魯迅先生》

作者: 蕭紅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14-1

郭爽：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我的感受是雙重的。作為讀者，我從中學時代讀蕭紅；作為作者，當你開始嚴肅思考漢語寫作，尤其是現代漢語寫作的傳統時，你會發現，除了張愛玲，蕭紅是一座無法繞開的高峰。電影《黃金時代》是一種大眾化的影像普及，但在此前后，田沁鑫導演改編的話劇《生死場》早已在劇場里獲得了巨大成功，證明她的文本一直有堅韌的生命力。

作家郭爽

我想分享一個我的寫作經驗。2018年，我寫了一個短篇叫《離蕭紅800米》。當時我住在廣州，蕭紅的一部分骨灰就葬在那里。小說里，一對年輕記者去探訪蕭紅墓，他們的工作、一樁遙遠的兇案、話劇《生死場》的臺詞，多重時空在廣州交織。很巧，這篇小說后來被張莉老師選入了她的年選。許多朋友讀后，都感覺到蕭紅是小說里一個精神的符號。這讓我思考，當今天的年輕人面對現實的“懸浮”和“失語”，感到難以描述自身狀態時，他們會抓住什么作為坐標？蕭紅，這個在30年代從北到南漂泊，最終病逝香港的天才女作家，她的生命傳奇和文字，就成為了這樣一個動人的、復合的精神坐標。她不僅僅是一個民國人物，更是一種精神現象的源頭。

李修文：我喜歡蕭紅，最初是因為我的老鄉聶紺弩先生寫她的文章。但就像剛才兩位老師談到的，我們認識的蕭紅，常常是被無數軼事、回憶錄、情感糾葛所纏繞的蕭紅。那個被講述的蕭紅，似乎是軟弱的、過度依賴情感的。但只要你進入她的文本，你會立刻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人——一個理性精神極其強大的寫作者。

湖北省作協主席、刀鋒圖書獎推委會主席李修文

在我看來，她每一次情感的抉擇，都不是依附，而是剝離。離開蕭軍，從上海到武漢，她在生活上展現出的是一種清晰的決斷力。而在寫作上，這種理性更為徹底。很多人說她直覺大于理性，這是一種誤讀。田沁鑫導演改編的《生死場》為什么有力量？它呈現了一個“無名者的視角”，那些人物是蒙昧的、天真的，他們的聲音常常是含混甚至互相抵消的。但這恰恰是一種最深刻的理性，一種“造物者的視角”。她打破了我們對于小說、散文的文體成見，她寫下的就是存在的本身。所以我說，她是源頭性的作家。當我們爭論什么是小說時，我常常會下意識地想到蕭紅。

我認為蕭紅是有絕對清醒的，她并沒有覺得遠方，或是一個龐大的社會運動會真正對于她的個人命運產生什么根本性的塑造。她超乎了各種各樣區分的視角，她一直和大家平起平坐，有時候牽著衣角，有時候茫茫然穿過了那些比她更茫然的人群，并不知道自己身上背負著世界上最大的真理。

蕭紅的作品，

內含“菩薩的視角”與“天籟之聲”

吳慧：修文老師的描述總是充滿強烈的畫面感。張莉老師，您研究蕭紅多年，從早期的學術研究到如今為更廣大讀者寫作這本《她走過無數人間》，您對蕭紅的核心理解，有沒有發生一些重要的變化？

《她走過無數人間》

作者: 張莉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25-11

張莉：修文剛才說的“牽著衣角”走過人間的感覺，特別打動我，也正好扣住了我們“走過無數人間”這個題目。這個意象本身就來自蕭紅的《生死場》。我對蕭紅理解深化的地方，在于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她提供了一種眾生平等的視角，而不是居高臨下的啟蒙。在《生死場》里，她將女性的生育痛苦與動物的生產并置，將人的命運置于“忙著生，忙著死”的自然循環中，這種理解力是駭人而獨到的。在《呼蘭河傳》里，她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花想開就開，鳥想飛就飛，那是小女孩在故鄉原野上奔跑時才能擁有的、與自然渾然一體的視角。

《生死場》

作者: 蕭紅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1

《呼蘭河傳》

作者: 蕭紅

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9-7-1

她是一個文學世界的勇者。我特別同意修文說的，她不是只有直覺。她和聶紺弩的對話非常精彩。聶紺弩曾說她的小說“不像小說”，蕭紅回答：“世界上有多少種作者就有多少種小說。”后來聶紺弩在回憶錄里又提到，蕭紅說：“你們都說我的小說寫得不好，只會寫散文，我偏要寫，而且要寫給你們看。”

她還有一句非常動人的話，她說別人說她是天才，但天才有兩種，一種是不用努力，她說自己不是那種，她說“我是《紅樓夢》里的香菱，我夢里都在作詩”。她在給蕭軍的信里，常常在訴說病痛之后，緊接著報告：“我今天寫了三百字”、“我今天寫了一千字，老鄉你佩服我吧”。她清醒地知道：“妨礙我寫作是不行的。”這是一個靠稿費養活自己、對寫作有高度自覺和雄心的女性。她以作品，拂去了那些情感軼事的泡沫，展現了真正的強大。

李修文：張莉老師提到香菱學詩，這個比喻太好了。這恰恰說明她的寫作不是天賦的揮霍，而是日夜錘煉的苦吟。她筆下那個看似蒙昧的世界，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它真實。我想起《生死場》時，總會聯想到《清明上河圖》那樣的畫卷，里面沒有一個絕對的主角，沒有一種壓倒性的意志，但蕓蕓眾生的生死疲勞、悲歡麻木，全部都在那里。這是一種沒有死角的觀看，一種慈悲。所以我稱之為“菩薩的視角”。她不是怒目金剛，她只是平視著，甚至仰視著她筆下那些比她更茫然的人物，穿過他們，記下他們含混的聲音。這種視角，超越了當時許多宏大敘事，直抵生存的本質。她和沈從文，一北一南，用不同的筆法，共同完成了對中國鄉土靈魂的書寫，都成為了后世的源頭。

吳慧：從蕭紅這個源頭，我們很自然地流向當下的寫作。郭爽，你的《河上歌》寫的是三個男性的成長與漂泊，但評委們都能感受到其中清晰的新女性寫作力量。這部作品與你個人的自身經驗有著怎樣的關聯？

郭爽：《河上歌》的故事內核，是關于人離開家，歷經動蕩，最終擁有自己、打破命運循環的過程。這首先源于我自身的生命經驗。我和吳慧老師十幾年前在廣州相識，那時我們都是記者。在那個紙媒的古典時代，做新聞是一件帶有榮耀感的事。我最初跑突發新聞，每天都直面城市的生與死，那種沖擊重塑了我對生命的認知。你必須在三個月內掌握粵語，去和街坊阿婆溝通；你需要在警戒線外判斷、等待，有時一條生命逝去的新聞，最終也未必能見報。這種訓練，讓我對“如何記錄這個時代”有了最直接的體感。

《河上歌》

作者: 郭爽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25-10

《河上歌》里的三個貴州少年，從山林走到廣東，再闖入算法世界，最終又回到故鄉尋找救贖。我想探討的是，我們從山林河流中帶來的那種原始生命力，在當代社會是會被擊碎，還是能成為救贖的力量？蕭紅和沈從文在戰火紛飛中，反而聽到了中國鄉愁最深刻的笛聲。我的寫作，也想回應這種古老的傳統——人如何道法自然，而非在成為大寫的人的途中迷失自我。搬到上海之后，這種在世界經驗中審視自身來路的感受更加強烈，構成了這部小說創作的直接動因。

李修文：我很喜歡《河上歌》里那種隱秘的史詩感。它不直接書寫大歷史，而是寫幾個像小獸一樣的生命，從叢林奔出，踏上漫長征途，在他們身上，時代的變化化為具體的壁壘和困境。他們與世界的聯系越緊密，就越有“丟魂”的風險。這其實是我們這幾代人共同的體驗：如何在不斷向世界敞開的過程中，防止自我被吞噬，并嘗試重新拼湊、擁有一個完整的自己。這本身就是一部現代史詩。這讓我想到蕭紅，她筆下的農民也從未掌握過自己的命運，像動物一樣生死，但正是這種書寫，構成了對那個時代最深刻的史詩性記錄。評判史詩的標準，從來不是題材的宏大，而是生命體驗的深度與廣度。

新女性寫作的遼闊

吳慧：在刀鋒頒獎禮現場，我們聽到了三位女性獲獎者非常精彩的分享，依蔓的《荒野尋馬》，阿依努爾的《單身母親日記》，李昀鋆的《與哀傷共處》，都讓人感到強烈的精神激蕩。在你們看來，當下新女性寫作浪潮中，最令人振奮的特質是什么？

（刀鋒沙龍現場圖/圖）

李修文：這次刀鋒獲獎名單里女性作者比例很高，而且都非常優秀。這或許說明，當下的新女性寫作者更善于捕捉和表達那些最切身的、幽微的現代經驗。比如《與哀傷共處》探討的，父母離世后子女的情感困局，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現代性困境。又比如我最近讀到一位叫李怡萱的年輕作者寫的小說《洄游》，講日占時期長春，一個幫母親剖魚取卵、再把魚縫好去賣的小孩的故事。那種在巨大歷史碾壓下個人命運的卑微與流離，寫得極其細膩又有力量。她寫的也是東北，你會覺得，這就是蕭紅的精神傳人。她們用不同的故事，走過并記錄著無數人間。

《與哀傷共處》

作者: 李昀鋆

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5-3

張莉：我認為當下新女性寫作最顯著的特質，是遼闊與幽微并存。我之所以強調新女性寫作，就是想打破一種刻板印象：新女性寫作就等于寫愛情、寫家庭、寫兩性對抗。不是的。新女性寫作的疆域和男性寫作是平等的，它可以寫人與自然（如《我的阿勒泰》），寫時代與科技（如一些科幻作品），寫歷史與哲學。關鍵是要建立起堅實的女性主體意識。蕭紅在1930年代就做到了，她寫《生死場》，寫的是女性經驗，但呈現的是整個人類的生存圖景。她把個人的生育痛苦，轉化成了“忙著生，忙著死”的普遍生命寓言。

同時，我也非常關注新大眾寫作中涌現的普通新女性寫作者，比如寫外賣生活的、寫工廠經歷的女性。她們或許在文學技巧上還不成熟，但那種真誠、樸素的自身經驗表達，本身就極具價值。寫作對她們而言，是一種確認自我存在、療愈自我的方式。蕭紅最初不也是這樣一個拿起筆記錄自己饑寒交迫的“大眾寫作者”嗎？她說“桌子可以吃嗎？”“想把自己放在爐子上煎一煎”，這種將苦難轉化為幽默文學質感的能力，源于一個強大的、能回看自身的自我。寫作的尊嚴和光芒，首先來自于這種“拿起筆”的勇氣。

郭爽：從寫作者的現實處境出發，我的觀察可能更硬一些。我們這代（80后）女性作者，會明顯感覺到，在張愛玲、蕭紅之后，能被我們視為精神資源和文學傳承的女性前輩，人數出現了一個斷層。所以，我們這一代和更年輕的女性作者，面臨的一個核心命題是：如何保持在場？如何從寫下個人經驗走向進入文學傳統的對話？

非虛構和自身經驗書寫是一把雙刃劍，它帶來共鳴，但也可能耗盡素材。作為一個專業的寫作者，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在“新女性寫作”這個身份之外，更廣闊地進入漢語寫作的譜系。蕭紅在《呼蘭河傳》里達到了與沈從文《邊城》并肩的藝術高度，共同定義了中國的鄉愁。新女性寫作不應自我設限。我的一位留法朋友告訴我，在法國，女性作者數量已占60%~70%，但她們的收入和文學地位并未獲得對等改善。這是個現實的提醒。但好在，寫作在數字時代變得更民主，我們有了更多被看見的可能，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寫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

吳慧：最后一個問題，在你們人生經歷中有沒有一個最頂點，必須寫的那個瞬間？

張莉：我一直有寫散文的念頭，朋友們也常鼓勵我。但學術研究與散文創作是不同的路徑，從“動念”到“落筆成文”，可能需要經歷漫長的內心跋涉。我期待那個能讓自己完全滿意的時機。

郭爽：我的寫作量不大。我有個可能有點苛刻的原則：人人可寫、人人能寫的，我就不必再去寫了。在這個信息過載、表達泛濫的時代，選擇用小說這種古老的虛構形式去創作，背后必須有一個非常強大和獨特的驅動力。每一次動筆，都應該是非如此不可。

吳慧：修文老師在刀鋒圖書獎現場宣布，我們2026年度的刀鋒圖書獎的主題是“必須擁有自己”，其實我們今天談論蕭紅，蕭紅最大的魅力也是在于對自身經驗的表達。包括現在我們談的新女性寫作，其實也是一種直面自我的力量。再次覺得“必須擁有自己”這個主題非常貼切。感謝今天三位老師的分享，愿我們都能擁有自己，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