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現代社會的雙層次結構解密｜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為什么工業革命偏偏在18世紀末突然爆發？為何此前一個多世紀英國就已建立現代社會，卻遲遲沒有出現生產力超增長？答案藏在現代社會的“雙層次結構”之中。

金觀濤老師揭示了全球化突然降臨的深層邏輯。他指出，現代社會并非單層次結構：第一層次是民族國家內部，獨立理性的個人通過契約組成社會；第二層次則是民族國家的集合，它們如同個人一樣，通過國際法和國際貿易組成更大的契約社會。只有當第二層次在法國大革命的催化下迅速形成，市場經濟才能突破國界，實現無限制擴張，工業革命才真正爆發。1825年英國首次出現生產過剩危機，標志著全球市場經濟的誕生。

隨后，科技革命縮短了距離，國際法體系擴展至全球，西方現代文明以其強大的侵蝕性將其他軸心文明卷入全球化浪潮。

圖： 雅采克·耶爾卡 《 街區一片祥和 》

現代社會的多層次結構

文/金觀濤

契約社會的層次：社會組織同構原則

1870年，意大利王國軍隊進入羅馬，教皇失去了占據1000年之久的領土。這件事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它意味著所有的西歐天主教國家（奧地利除外）都已經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西方世界成了民族國家的集合。民族國家的集合作為一個整體又是什么？它仍是一個契約社會。

這表明，現代契約社會具有兩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民族國家內部，獨立理性的個人通過訂立契約組成社會，民族國家為其整合形態。第二個層次是由不同民族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不同民族國家就如獨立的個人，也有自己的權利和所有物；它們之間可以訂立契約——國際條約，以規定不同國家間的權利和義務；由民族國家所組成的整體仍然是一個契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主義的功能是規定契約社會的層次。

在宗教戰爭時期，現代社會尚未起源，第一個民族國家還在孕育之中，近代思想家已經開始想象契約社會的層次了，這與主權國家的形成及其相互沖突不無關系。1648年，在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時，西方人已經意識到，為了防止社會在主權國家的沖突中滅亡，必須尊重主權國家的領土及其擁有的各項權利。

考慮主權國家如何組成一個有序的國際社會，其本質就是研究現代社會第二個層次的組織原則。所謂尊重國家主權，實質上就是把國家等同于個人，主權亦就等同于個人權利，不同主權國家的領土則對應著個人財產。換言之，社會契約論被運用到了國際社會的組織原則中。

契約社會的整合需要法律，國際社會的整合同樣需要用法律來解決主權國家間的沖突，國際法應運而生。如前所述，加爾文宗把法律視為個人在上帝面前訂立的“圣約”，在主權國家誕生之初，很難想象所有主權國家會在一起立約。所以，國際法最初被認為類似于法治封建社會的自然法。洛克認為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個人所擁有的自然權利是不相矛盾的，自然狀態的個人亦是遵守契約的。這些前提都被推廣到國際契約社會，國際法就被視為來自上帝和理性的法則，主權國家就是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個人，國際法則相當于自然狀態的個人所服從的自然法。

國際法最早的奠基者是雨果·格勞修斯（Hugo Grotius）。格勞修斯是荷蘭人，也是加爾文宗信徒。因此，國際法亦是加爾文宗思想家對現代社會秩序的想象。格勞修斯曾因糾紛入獄，被判處終身監禁，后來，他在妻子的幫助下越獄，逃到了法國，并開始寫作《戰爭與和平法》，最終在1625年完成了這部國際法巨著。他終身都是個流亡者，直到死后才被荷蘭政府平反。

1645年，格勞修斯知悉宗教戰爭的雙方正在商討和約，立刻趕往《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會場，可惜在途中去世。隨著天主教文明逐漸演化為民族國家的集合，格勞修斯的研究貢獻立即被各國承認。19世紀他的思想還被寫進了國際法教科書，對后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格勞修斯對國際法的想象有沒有問題？今天看來，它是不完備的。

第一，國際法不能等同于來自理性的自然法，它只能是民族國家一起訂立的契約。第二，西方現代個人觀念原本建立在希伯來宗教和認知理性這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上，將個人獨立外推到國家離不開天主教文明的根基。如果不存在對上帝的信仰，個人和國家還會守約嗎？隨著不同軸心文明陸續轉化為民族國家，如何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定義個人道德并給契約社會分層？又如何定義國際法？這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正因為民族國家的集合仍然是契約社會，當19世紀上半葉天主教文明大多轉化為民族國家時，人類社會立即被想象成具有圖5.4和圖5.5兩個不同層次的結構。我在《歷史的巨鏡》一書中稱其為現代社會雙層次結構。第一層次是用現代個人觀念、工具理性和民族認同來建立政治和經濟制度；相應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國家組織是民族國家（圖5.4）。第二層次是將第一層次的基本要素映射到國家之上，由人權推出國家主權，民族國家內部的市場經濟轉化為世界國與國的貿易體系即國際市場經濟，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建構則產生出國際法和國際聯盟的想象（圖5.5）。

圖5.4： 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第一層次 ）

圖5.5： 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第二層次 ）

契約社會在組織原則上有一個重大特點，這就是組織方式滿足同構外推原理：立足于兩種超越視野的個人所建立的應然社會只能是契約社會，由這種契約社會所組成的更大的社會仍是契約社會。也就是說，如果需要，現代社會結構還可以進一步向外擴展，使其成為多層次的。例如，假定有一天發現了外星人，要建立星際文明，這個星際社會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我想它只能是契約社會的第三次放大。我們要承認每個行星主權獨立，地球人和他們訂契約，建立星際市場經濟。我不是在講笑話，也許根本沒有外星人，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現代社會的雙層次結構只是天主教文明現代轉型的產物。其他軸心文明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后，都能被包容進第二層次的結構中嗎？如果不能，是不是應想象現代社會雙層次結構再一次同構放大，用一個更高層次的契約社會來包容所有民族國家。

在現代社會雙層次結構中，第一層次是基礎，其他層次都是對它進行同構外推的結果，這也就是在國家主權和個人權利之間建立了聯系。關于現代社會雙層次結構的基本性質，在19世紀它剛呈現時遠不是那么清楚的。我在第七講討論現代社會演化時將討論其中的復雜性。

為什么全球化突然來臨

從現代社會的雙層次結構出發，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隨著現代民族國家集合的形成，原本處于現代民族國家內部的市場經濟會出現一次飛躍性的變化，它會越出民族國家的邊界，轉化為一種世界性的現代市場經濟，進而引發軸心文明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全球化。

自人類進入軸心文明以后， 雖然存在著不同軸心文明的交流甚至碰撞，但是不同軸心文明基本上是沿著各自的軌道獨立演化的。傳統社會的市場經濟是嵌入有機體內部的，盡管也有跨國貿易和遠程交易，但從整體上講，傳統社會的市場是地域性的。

此外，即使主權國家產生，個別社會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市場經濟得以不斷擴張，但仍然局限于民族國家內部。直到民族國家的集合出現，由此形成現代社會結構的第二層次，便可以容納民族國家之間的市場經濟。如此，市場機制方能越出民族國家的界限，開始無限制地擴張，科學技術亦然。這就是全球化的發端。

現代社會多層次結構的形成過程中，先是確立第一層次（民族國家），再建立第二層次（民族國家的集合）。現代市場經濟和科技發展因此呈現出兩個階段的變化：第一個階段是它們在民族國家內部擴張，只要現代價值確立、最早的現代民族國家建立，市場經濟的增長和科學技術革命就開始了；第二個階段是現代民族國家間貿易體系的形成，市場擴張和科技發展不再受到國界的限制，統一的全球市場經濟亦隨之出現。

如果民族國家是逐個緩慢形成的，那么市場經濟從第一個階段到第二個階段的演化，就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然而，民族國家集合的形成源于法國大革命，主要是在 1789—1810年這短短20年間完成的。換言之，現代社會的第二層次是突然形成的，它意味著全球化（全球市場經濟）是突然降臨的。

我在之前就指出，世界經濟史研究中一直存在一個謎：為什么工業革命突然發生于 18世紀末？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韋伯的理論，都無法解決這個難題，尤其是第一個現代社會的建立與工業革命的發生間隔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早在17世紀，英國就建立了現代社會，但工業革命的開始卻要等到1780年。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說：“‘工業革命爆發’這一用語意味著什么呢？它意味著在18世紀80年代的某一個時候，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擺脫了束縛它的桎梏，在人類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從此以后，生產力得以持久迅速地發展，并臻于人員、商品和服務皆可無限成長的境地，套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就是從‘起飛進入自我成長’。”

事實上，工業革命的突然發生，正是現代社會結構的第二層次形成所帶來的結果。換言之，所謂生產力的超增長，實際上意味著現代市場經濟有能力超出英倫三島的范圍，開始無限制地擴張，它需要一個由現代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而這一條件只有法國大革命以后的歐洲才具備。霍布斯鮑姆所說的“雙元革命”，指的正是現代社會結構第二層次的形成過程。社會革命意味著民族國家集合的出現，工業革命則表明生產力的發展不再受到本國資源和勞動力的限制，隨著資金、資源和勞動力在全球市場機制的支配下跨越國界、自由流動，經濟的超增長不可抗拒地開始了。

彭慕蘭認為東西方經濟大分流的關鍵原因是美國的存在，即東西方經濟大分流正好發生在工業革命前夕，當時美國已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美國的市場需求和原料供給，成為拉動英國工業化的關鍵性因素。1793年，美國人發明軋棉機，美國南部種植業復興，大量黑奴開始被販運到美國。1815—1830年，英國從新大陸進口的棉花總量從1億磅上漲到2.63億磅。國際市場的形成，拉動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市場經濟向全球擴張。科技發展亦是如此。大分流和全球化實為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表述，它意味著全球市場經濟的來臨。

有經濟學家曾給“全球化”下過一個定義，它是指生產力和市場交易（特別是跨國貿易）在全球同步擴張，兩者互為因果、互相推進。穩定的跨國貿易意味著通過市場機制分配世界資源和勞動力，進而發揮不同國家、地區的優勢；它亦是國際分工的形成和細化，生產效率隨之提高。正因如此，GDP增長速度才會與國際貿易擴張的比例相同，這也正是我們在第一次全球化過程中所看到的。

全球市場經濟籠罩下的民族國家

各國經濟超增長的動力正是現代價值系統，即工具理性和現代個人觀念。這些動力原本只存在于民族國家內部，其能量尚不能完全地釋放出來。現代社會結構的第二層次形成以后，在世界市場經濟提供的巨大空間中，現代價值系統的能量無限制地釋放了出來。推動生產力持續發展的動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生產過剩現象。

1825年7月，英國爆發了生產過剩所導致的經濟危機。過剩產品在蕭條期間被社會吸收以后，刺激經濟超增長的機制再一次啟動，經濟產出甚至達到了更高的水平，直到再一次超出社會需求，導致新一輪的經濟危機。上述過程不斷地循環反復，其間隔周期大約是10年。全球市場經濟就在“繁榮—蕭條—再繁榮”的周期中螺旋式上升。

我在第四講曾指出，在市場經濟被嵌入社會有機體內部的時候，人們是為“買”（社會需求）而“賣”（生產），絕不會引發生產過剩。在現代社會起源以后，只要其第二層次的結構尚未形成，現代市場經濟就會被限制在民族國家內部，社會生產在求利動機的刺激下，雖然會不斷擴張，但在超過社會有效需求之前，就會因民族國家的種種限制而停止，不會演變為生產過剩。

事實上，在全球化來臨之前，歐洲也爆發過金融危機，但因社會生產力遠沒有達到社會的有效需求，它從未引發過生產過剩，1720年前后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和英國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就是例子。無論是股票炒作所導致的信用破產，還是銀行倒閉所導致的金融危機，都不會引發類似生產過剩所導致的經濟蕭條。

1825年的英國經濟危機不同于以往，雖然這次危機也開始于貨幣危機，但其后果是經濟蕭條。1825年11月，英國有30家銀行破產；1826年的前3個月里，又有30家銀行破產。與此同時，大量的商品滯銷，物價暴跌。1825年10月以后，英國企業破產率迅速增長，時至1826年，英國的企業破產率是1822—1832年年均破產率的兩倍以上；危機前的英國年均GPD增長率為1.9%，危機期間猛降至-4.2%。

英國所有的實體產業都遭到沉重打擊。直到19世紀30年代初，這場蕭條才告結束，然而，經濟增長又一次導致生產過剩，這次危機要到1847年才最終結束。1850年以后，世界經濟開始強勁復蘇，經濟超增長又開始了，其標志是世界貿易的急劇擴大，19世紀50年代世界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額比前20年提高了2倍。從棉紡織業、機器工業、運輸行業到其他新興行業，都被卷入國際商品流通。正是在這一時期，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金礦被發現，它們刺激了世界市場的進一步擴張，把世界經濟推到了新的高峰。

圖： 雅采克·耶爾卡 《院子里的天堂》

經濟的再一次超增長終于引發更猛烈的生產過剩，新的蕭條是從美國開始的。1857年秋，美國發生貨幣危機，銀行系統癱瘓，紐約63家銀行中有62家停止了支付，貼現率超過60%；股票市場的行市則下跌了20%—50%，許多鐵路公司的股票跌幅在80%以上。僅1857年，就有近5000家企業破產。同時還發生糧食生產過剩，牛奶被倒入河中，糧價和糧食出口下降。美國的經濟危機立即波及英國，向美國提供資金的銀行、鐵路、商業公司紛紛破產，投資者持有的有價證券急劇貶值。

全球市場經濟形成以后，其性質已不同于原來局限在民族國家內部的市場經濟。首先，它需要各國資本和貨物自由流動，為此必須以經濟最發達國家的貨幣為支付手段，英鎊遂成為最早的世界貨幣。1818年，英國發明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 System），它成功運行了近百年，甚至在黃金生產量跟不上經濟發展、物價持續下跌的情況下，依舊在運行。其次，發達國家進行資本輸出，帶動了其他國家投資和生產的超增長。

1913年，英國海外投資195億美元，法國86億美元，德國67億美元，而在1885年，三國的對外投資額還只有78億美元、33億美元和19億美元。隨著世界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開始在各民族國家間流動，引發了全球性的移民高潮。最初是從歐洲向全世界移民：1846—1875年，有900多萬人離開歐洲；1900年后，平均每年有100萬—140萬歐洲人移居國外，其中大部分人到了美國，其余的則是到拉丁美洲、俄國亞洲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

世界市場經濟自此成為現代社會結構第二層次的子系統，與此同時，另外兩個子系統亦得到不斷完善，并開始與經濟子系統相耦合。19世紀60年代出現的一系列《自由貿易條約》（Free-Trade Pacts），在實質上拆除了主要工業國家之間的關稅壁壘，這類似于今天的WTO（世界貿易組織）。為了維持世界和平，民族國家間形成霸權均勢，并越來越有意識地保持這種均勢。

國際法不同于主權國家的法律，缺乏必要的武力以保證其執行，但國際法庭的中心被放到最強大的國家，這可以保證其能得到相對有效的執行。各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雖然各不相同，但可以產生一種交疊共識，維系著人們對國際應然秩序的想象。也就是說，現代社會的第二層次，亦如其第一層次，形成了三個子系統互相依賴、互相調節的穩態。現代社會的雙層次結構越來越像一個整體，出現在其他軸心文明面前。

帝國主義：西方現代文明的侵蝕性

現代社會的雙層次結構只是天主教文明演化的產物，本與其他軸心文明無涉，現在它卻是侵蝕性的，力圖跨越原有的文明范圍。自軸心文明形成以來，各自都有一個邊界，這個邊界既是地理的，亦是文化的，標志著某一種超越視野所籠罩的地區。現代世界的雙層次結構卻是沒有邊界的，世界市場經濟無國界，國際法似乎成了一種世界性法律，民族主義的重疊共識讓現代社會能夠容納其他社會文化（包括不同的超越視野）。因此，現代社會的雙層次結構形成以后，必定會把其他軸心文明都包容進來，將它們置于西方文明的沖擊之下。

首先，科技革命導致距離的泯滅。1840年，英國人發明了鐵路，最早的火車頭運行在木制軌道上，為了防止火車出軌，研發者還專門設置了奇怪的防出軌裝置。但蒸汽火車很快被改進為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形態，在20年以后被世界各國所采用，其傳播速度之快，就像今天的手機普及一樣。1845年，除了英國，世界上擁有鐵路線的低度開發國家只有古巴，但到了1855年，世界5個大陸上均已鋪設鐵路。1875年，全世界共擁有6.2萬部火車頭、11.2萬節客車車廂，共運載了13.71億名旅客和7.15億噸貨物。為什么全世界鐵路的鋪設如此迅速？包括美國鐵路在內，全世界的鐵路建設大多是依靠英國的外資投入，這正是全球化的力量。

新科技把世界聯成一體，雖然那時沒有航空業和互聯網，但有兩樣類似的東西，第一是輪船，第二是電報。1807年，富爾敦發明蒸汽船；1819年，美國蒸汽帆船“塞芬拿號”耗時29天橫越大西洋；1839年，英美郵政公司的大西洋航線已經定期化。這些現代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廣泛使用，以歐洲為中心將整個世界連為一體。不同軸心文明的空間距離消失了，西方沖擊也就變得不可避免。

與全球市場經濟并行不悖的，是由國際法支配的主權國家間關系的廣泛確立。如前所述，國際法的原始形態源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在18世紀主權國家爭雄的國際格局中，它迅速成長為條約系統。徐中約曾這樣描述由（國際法）條約體系規定的“國際社會”（Family of Nations）范圍的迅速擴張：最初，它只相當于1648年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基督教國家；1721年，俄羅斯帝國被包括進來；1783年，美國也參與其中；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根據《巴黎條約》，它已明顯包括土耳其這樣的非基督教國家了。

最大的沖擊來自全球化市場經濟本身。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資產階級）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更何況商品本身就是隨著民族國家的炮艦所開啟的自由貿易，進入其他軸心文明。在現代社會結構的第二層次中，各民族國家都是模仿現代社會中的獨立個人，擁有各種權利，但民族國家不同于個人，其大小、強弱、現代化程度和民族主義形態都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其關系很容易從和平相處走向壓迫甚至戰爭。特別是隨著第二類民族國家的建立，現代社會結構的第二層次不再是單純的契約社會。這不僅會沖擊其他軸心文明，甚至會對非西方文明（乃至西方文明本身）構成壓迫。

霍布斯鮑姆認為1875年是帝國年代的開始。所謂“帝國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正是在描繪現代社會結構的第二層次開始偏離正常的契約社會，其標志是現代民族國家為了克服生產過剩，開始投資軍事工業，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軍備競賽。這時，電力應用開始在生產和生活中普及，電力逐步取代蒸汽動力。電力時代的來臨大大加速了全球化、世界各國交往以及信息傳播。19世紀60年代末蘇伊士運河通航以后，從英國倫敦到印度加爾各答的航線縮短了近7000公里，從倫敦到上海的直航航程由120天以上縮短到55—60天。

圖： 茲齊斯瓦夫·貝克辛斯基 《無題 》

1871年6月，中國首條電報線路開始收發電報，上海洋行從此可以操作期貨買賣。在新科技和民族國家競爭的推動下，1840—1870年這短短30年間，西方軍事技術的進步空間超過了前3個世紀的總和。與軍備競賽和軍事科技革命同步發生的，是“先進”的現代國家把現代社會結構強加給其他“落后”的軸心文明，西方社會的殖民區域急速擴張。19世紀以前，歐洲人控制的領土只占全球的35%。1878年，這一比例飆升至67%,1914年以后更是高達84.4%。

現在可以理解，天主教文明一旦演化為現代社會雙層次結構，其侵蝕性會是多么巨大。因為這時超越視野已隱藏在社會結構深處，從表面上看，西方現代文明展現的是一個與軸心文明無關的、普世的民族國家架構，它試圖將這一架構推廣至全球，讓其他軸心文明都轉化成這種形態，否則就會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或托管國。這就像古羅馬帝國曾經的所作所為，“帝國主義”再次起源了。“帝國主義”（Imperialism）一詞源于拉丁文Imperium，原意為帝國的最高權力（Supreme Power）。

19世紀70年代后它用于指涉借軍事力量控制殖民地；19世紀末，“帝國主義”進一步被等同于現代文明與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面對不斷擴張的西方現代文明，其他軸心文明被迫展開自我變革，學習現代社會的組織結構，否則就不能持久地存在下去。這就是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自19世紀20年代全球化開啟，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就不可抗拒地發生了，并成為此后世界歷史的主線。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五章節第5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內容編校：睿揚

編發 審定：船長

聲明

雙體實驗室出品 如需轉載聯系后臺

歡迎轉發朋友圈 一起探索人文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