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反抗神學”視角下的伊朗衛國戰爭

“抵抗壓迫應成為所有被壓迫民族的普遍道德律令。”
作 者 | 郭松民
編 輯 | 南 方

一、引言：宗教何以成為革命武器？

在中東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宗教與政治的交織從未停止。然而，卻沒有哪個國家像伊朗那樣，將神學鍛造為反帝反封建的銳利武器。

1979年以降，“反抗神學”（Theology of Resistance）在伊朗應運而生，它不僅為伊斯蘭革命提供了合法性論證，更在此后的近半個世紀里，成為伊朗抵御西方霸權、謀求民族振興的精神旗幟。

作為20世紀下半葉全球南方最具影響力的兩種宗教政治思潮，伊朗的反抗神學與拉美的解放神學，雖植根于不同的宗教傳統——什葉派伊斯蘭教與天主教——卻在諸多層面展現出驚人的相似性，即它們都將宗教從“彼岸的慰藉”轉化為“此岸的武器”，都從本民族的受難經驗出發，重新激活傳統中的革命基因，在此基礎上，都用宗教的話語，為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斗爭提供了精神支持與理論框架，為反帝反封建斗爭提供了道德勇氣和終極意義。

2025年到2026年，當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一輪又一輪軍事入侵時，反抗神學再次被激活，成為凝聚民心、動員抗戰的強大精神力量。

從霍梅尼“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伊始，到哈梅內伊“抵抗是戰勝魔鬼和異教徒的唯一方法”的宣示，再到拉里賈尼將康德“絕對命令”引入抵抗倫理的理論創新——反抗神學在不同歷史階段持續提供著斗爭的精神力量。

這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抗戰敘事，更是后殖民時代被壓迫民族探索解放道路的一個經典案例。

二、反抗神學的理論奠基：從卡爾巴拉殉難到法基赫監護

要理解伊朗的反抗神學，必須回到什葉派穆斯林的核心記憶——卡爾巴拉之戰。

公元680年（中國唐高宗永隆元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侯賽因在卡爾巴拉遭到倭馬亞王朝大軍圍剿，連同72名追隨者同時殉難。

這一事件成為什葉派信仰的創傷性原點，也鑄造了什葉派獨特的“受難—反抗”文化基因：正義者面對壓倒性暴力仍拒絕屈服，殉道本身成為神圣的見證。

這一歷史記憶為什葉派社群提供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世界觀——世界充滿了不公與壓迫，信徒的使命就是效仿侯賽因，挺身反抗不義。

正是這種“被壓迫者的神學”，為日后伊朗將宗教轉化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武器埋下了伏筆。

20世紀中葉，什葉派傳統中本有一個根深蒂固的“靜默主義”傾向：在第十二位伊瑪目隱遁期間，教士不應直接參與政治統治。

然而，霍梅尼對什葉派的這一傳統進行了重新解釋。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霍梅尼在流亡伊拉克期間系統闡述了他創立的“法基赫監護”（Velayat-e Faqih）理論。

他主張，在伊瑪目隱遁的時代，最博學的教法學家（法基赫）有責任接管國家權力，建立伊斯蘭政府，以維護正義、執行真主的法律。

霍梅尼進一步將什葉派的殉道敘事與當代反帝斗爭相結合。

他指出，當時統治伊朗的巴列維王朝，是西方殖民勢力的代理人，因此，服從國王就是服從異教徒。

在此邏輯下，反抗君主不僅是政治行為，更是宗教義務。

霍梅尼思想的獨特之處在于對“第三條道路”的定位。他認為，在冷戰兩極格局下，伊朗既不倒向美國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也不依附東方的蘇聯集團，而是主張走伊斯蘭的獨立道路。

為什么要排斥蘇聯集團？

這是因為，蘇聯自赫魯曉夫上臺后，已經逐漸喪失了革命性，轉而尋求與美國合作，共同主導世界。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為標志，更是蛻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蘇聯并不真正關心伊朗人民的反帝斗爭，而只是把伊朗當成是與美國進行霸權爭奪的一個戰略要地。

這也是在伊斯蘭革命中，伊朗傳統左翼政黨最終出局的一個重要原因。

概而言之，“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政策口號，本質上是一種反帝、反霸的民族主義訴求的宗教表達。它將伊朗的民族獨立目標與伊斯蘭普世主義融為一體，在宗教框架內完成了對民族解放運動的重新定義。

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內伊繼承并發展了霍梅尼的理論，主張伊斯蘭世界的團結，驅逐西方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為構建“什葉派抵抗之弧”提供了理論支撐。

在哈梅內伊領導下，伊朗成為國際共運陷入低潮、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世俗民族主義也變質并且退潮后，中東地區唯一堅定抵抗美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力量。

哈梅內伊并在理論上，將“抵抗”提升到神圣使命的高度，認為“過去四十年來，伊朗國家的日益增強的尊嚴和卓越的進步都是抵抗的饋贈”，并宣稱“如今戰勝魔鬼和異教徒的唯一方法就是抵抗”。

至此，反抗神學完成了從宗教學說到國家意識形態的轉變。

三、1979年伊斯蘭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性突破

巴列維王朝治下的伊朗，對中國人來說，并不陌生，因為這是一個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我們正是從這樣的狀態中一路走來的。

1953年美國中情局策動政變，推翻民選的摩薩臺政府，扶持巴列維國王重掌大權，這標志著伊朗墮入半殖民地的開始。

政治上，國王的存在完全依賴美國軍事支持，并依靠秘密警察在國內實行恐怖統治。

經濟上，伊朗雖盛產石油，但石油產業的利潤大部分被美英掠走，西方資本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農村地區陷入極端貧困，社會兩極分化嚴重。

文化上，國王推行激進的全盤西化政策，試圖以威權手段強行改變伊朗民眾的伊斯蘭文化認同。

在此背景下爆發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從本質上說，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同時完成了三大任務：

• 其一，推翻西方支持的君主專制政權，終結了延續兩千多年的波斯君主制度；
• 其二，驅逐了外國勢力，收回了國家主權；
• 其三，以本土的伊斯蘭文化價值為核心，對抗西方的文化霸權，重塑伊朗的民族認同。

革命后的伊朗，成為中東唯一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國家，其現代性、進步性令周邊仍然處于封建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狀態的阿拉伯國家瞠乎其后。

當沙特、阿聯酋等君主國仍維持著部落式的家族統治，當埃及、敘利亞等共和國陷入軍事官僚集團的寡頭政治時，伊朗卻建立了相對活躍的選舉政治和復雜的權力制衡機制。伊朗議會、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等機構的設置，盡管經常受到西方輿論的指責與妖魔化，但相比海灣鄰國的絕對君主制和軍人政權，無疑為民眾提供了更大的政治參與空間。

在持續遭受西方制裁與封鎖的困難條件下，伊朗構建起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科技基礎。

教育領域的革命性進步最能說明問題。

1976年，伊朗總識字率僅為47.5%，鄉村人口識字率更低至30.5%，女性識字率僅為35.5%。

至1996年，總識字率躍升至79.5%，女性識字率達到74.2%。進入21世紀后進步更為顯著：至2020年，伊朗總識字率超過85%，青年識字率接近99%。

高等教育領域的變化驚人：1979年高等學校在學人數不足24萬，大學生僅占人口的0.7%；至1997年在學人數增至121萬，2006年達到240萬。如今伊朗大學中女生占比達66%，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女性占比更高達70%。

在一個被普遍描述為“壓制女性”的國家，女性受教育率卻超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一悖論本身就構成對西方敘事的深刻反諷。

醫療衛生領域同樣成績斐然。

1979年，即革命爆發的那一年，伊朗人均預期壽命僅為56歲，至2025年已升至75歲，增長了19歲；同期美國僅增長3歲，法國僅增長8歲。

藥品自給率達到97%，伊朗在全球科學產出中的排名從1979年的第39位躍升至第18位，醫學領域排名從第38位升至第10位。

工業與科技領域的自主發展尤其值得關注。

伊朗鋼鐵產量從1979年的180萬噸增至2023年的3100萬噸，成為全球第十大鋼鐵生產國。

發電量從1979年的7000兆瓦增至2025年的94846兆瓦，農村通電率從4%升至99.5%。

在科技前沿領域，伊朗在全球納米技術科學出版物中占5%的份額，排名全球前十；在干細胞科學領域位居全球前五。

2023年，伊朗汽車產量約100萬輛，2026年（如果沒有爆發戰爭的話），預計可達300萬輛。

伊朗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79年的7.47%的歷史低點，攀升至2021年的21.2%，工業化水平產生了質的飛躍。

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依賴外部輸血——伊朗在革命后持續遭受美國、西方嚴厲制裁，上述進步是在極端不利的外部條件下，依靠自主創新和本土人才培養取得的。

對比中東其他國家，伊朗的獨立自主地位尤為突出。

海灣地區的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國雖因石油財富而表面光鮮，但其國家安全高度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政治體制保留著前現代的王室或酋長制度，經濟結構單一，缺乏完整的工業體系。

沙特等國的王室合法性依賴于石油租金對外分配和西方的軍事支持，一旦這兩項支柱動搖，其統治基礎便面臨瓦解。

相比之下，伊朗雖然在人均GDP（約3202美元，2020年）上低于海灣石油富國，但其經濟結構更為多元、工業體系更為完整、科技自主性更強。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伊朗是中東地區少數能夠在外交和國防保持獨立的國家，這正是1979年革命帶來的最寶貴的政治遺產。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充分肯定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歷史進步性與發展成就，絕不意味著要將其神化為一個沒有缺憾的烏托邦。

在此次衛國戰爭爆發前，伊朗面臨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構成對革命成果的嚴峻考驗。

腐敗問題是伊朗社會最為敏感的痛點。

革命之初，霍梅尼曾以“反腐敗、反貧困”為旗幟動員民眾，推翻巴列維王朝的腐敗統治。然而，革命后的伊斯蘭政權并未能徹底根除腐敗。

世界銀行和“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顯示，伊朗的腐敗感知指數長期處于全球中下游水平，在貪污、裙帶關系和權力尋租方面問題突出。伊朗國內民眾，尤其是中產階級和青年群體，對“革命特權階層”的經濟腐敗深感不滿，這反映了革命理想與現實治理之間的巨大張力。

婦女權利問題也是伊朗伊斯蘭政權面臨的最尖銳的內在矛盾之一。伊朗在女性教育領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女大學生比例超過六成，女性在科技領域的參與度領先于多數發展中國家——但這與女性在公共生活和社會權利方面受到的嚴格限制形成了鮮明反差。

伊朗自革命后實施強制佩戴頭巾（hijab）法令，女性在離婚、監護權、繼承權等方面處于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女性就業率長期低于30%。

2022年9月，22歲的庫爾德族女性吉娜·阿米尼（Jina Amini）因“頭巾佩戴不當”被道德警察拘留后死亡，引爆了席卷全國的大規模抗議浪潮。這場抗議凸顯了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一個在女性教育上投入巨大的政權，卻在女性基本權利上步步設限，這種“教育進步—權利倒退”的悖論正在侵蝕革命的政治合法性。

此外，伊朗還面臨經濟困難、環境惡化、少數族裔（如庫爾德人、俾路支人、阿塞拜疆人）的權利訴求等一系列問題。

長期遭受嚴厲的外部制裁固然是導致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但國內經濟政策失誤、營商環境不佳等內部因素同樣不可忽視。2023-2025年間，伊朗通貨膨脹率長期維持在30%—40%的高位，食品和藥品短缺問題時有發生，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壓力持續加劇。

實事求是地評估伊朗的現狀，應當看到：盡管伊朗并非理想中的烏托邦，但伊朗伊斯蘭革命無疑是一場可以被載入史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作為革命的成果，伊朗在維護國家獨立、推動工業化及社會進步方面，都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歷史性成就。

四、衛國戰爭中的反抗神學：拉里賈尼與康德—伊斯蘭倫理

2025年6月，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對伊朗發動了被稱為“12日戰爭”的大規模軍事打擊。

2026年2月28日，戰事再度升級。

美國、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起了以滅國為目的的野蠻侵略，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就以身殉國。

在如此兇險的局面下，伊朗將這場戰爭定義為“衛國戰爭”（Sacred Defense），延續了1980—1988年兩伊戰爭期間使用的神圣防御話語。

在這場戰爭中，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拉里賈尼扮演了戰略謀劃的核心角色。

拉里賈尼于1958年出生于伊拉克納杰夫一個顯赫的宗教世家，早年獲得德黑蘭大學西方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康德哲學。

然而，他的學術興趣并非簡單接受康德的理性主義和世俗主義，而是從伊斯蘭角度對康德哲學進行“解構”與重構。

拉里賈尼的獨特貢獻在于，他將康德倫理學的核心命題——“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引入什葉派的政治神學。

康德認為，道德行為的根本原則在于“可普遍化”：“要只按照你同時能夠愿意它成為一個普遍法則的那個準則去行動。”

拉里賈尼創造性地將這一命題應用于政治倫理領域：抵抗壓迫應成為所有被壓迫民族的普遍道德律令。

在拉里賈尼的闡釋中，康德的“人是目的”原則與什葉派的“受難者尊嚴”形成了深刻共鳴。

如果每一個人都有不被當作工具對待的尊嚴，那么每一個民族都有不被外來勢力支配的權利。

如果壓迫在任何地方都是不正義的，那么抵抗壓迫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當的——并且這一原則必須具有普遍性，不能只適用于穆斯林，而應適用于一切被壓迫者。

由此，拉里賈尼將什葉派的“殉道精神”與康德的自律倫理結合，賦予抵抗以理性與神圣的雙重正當性：它既是真主的命令，也是理性的要求。

拉里賈尼本人也以行動踐行了這一倫理。

他24歲任副部長，后加入革命衛隊，31歲升任副總參謀長，歷任議長、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等職，長期擔任哈梅內伊的核心幕僚，在制定伊朗戰爭戰略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2026年3月17日，拉里賈尼在德黑蘭郊區遭美以聯軍空襲身亡。

他的殉道本身，也成了反抗神學活生生的注腳——正如卡爾巴拉的侯賽因那樣，抵抗者的犧牲不會終結抵抗，反而會強化抵抗的道德感召力。

五、勝利：伊朗已經打贏了衛國戰爭

這一判斷基于以下事實：

其一，美以速勝的戰略目標徹底破產。特朗普最初預測軍事行動將持續4到5周，但戰事遠超這一時間框架。

美以卑鄙的戰略偷襲未能癱瘓伊朗領導體系，伊朗的指揮鏈和政治秩序保持穩定。

戰爭已經演變為持久的消耗戰，而這恰恰是伊朗希望看到的局面——在其地理縱深和不對稱戰略優勢下，時間站在伊朗一邊。

其二，伊朗的防御體系證明了其韌性。伊朗以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核心的武裝力量，展現出了強大的反擊能力，不僅在遭受打擊后迅速向以色列發射大規模導彈和無人機，還成功將戰火擴散至整個地區，美國在中東的多處軍事基地和使領館遭到毀滅性打擊。

其三，伊朗社會的凝聚力經受住了考驗。反抗神學在戰爭期間發揮了預期的精神動員功能。哈梅內伊、拉里賈尼的殉國、殉道非但沒有瓦解政權，反而激化了抵抗意志。

其四，通過戰爭，伊朗實際上控制了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能源咽喉，獲得了決定性的戰略主動權。

這是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后就夢寐以求卻始終無法實現的目標。

霍爾木茲海峽連接波斯灣與印度洋，是全球石油運輸最關鍵的通道——全球約20%的石油消耗量、海灣國家超過85%的石油出口均經由該海峽。

戰爭爆發后，伊朗革命衛隊海軍迅速在霍爾木茲海峽及周邊水域部署了大量導彈、快艇、水雷和岸基反艦導彈系統，實際形成了對海峽的有效封鎖或“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任何通過海峽的船只，無論民用還是軍用，都必須經過伊朗的同意。

這一態勢產生了三重戰略效果：

第一，全球能源市場劇烈震蕩，油價飆升對高度依賴石油進口的西方經濟體形成巨大壓力，戰爭的經濟成本迅速外溢；

第二，美國海軍雖然擁有絕對優勢，但在狹窄的霍爾木茲海峽內，面對伊朗密集的導彈網、水雷陣和不對稱戰術，無法在不付出慘重代價的前提下強行打通航道；

第三，伊朗以海峽為籌碼，迫使國際社會在繼續支持美以軍事行動與穩定全球能源供應之間作出艱難取舍，從而在外交層面獲得了不對稱的議價能力。

這一地緣政治關鍵節點的掌控，使伊朗從被動防御轉入主動威懾，極大提升了其戰略主動權——無論戰場上的戰術得失如何，伊朗已經擁有了迫使對手坐到談判桌前的實質性杠桿。

其五，美國霸權的單極時刻正在消逝。這場戰爭暴露了美國軍事霸權的內在局限——即使擁有極大技術優勢，也無法將一個擁有八千多萬人口、深厚歷史底蘊和頑強抵抗意志的國家輕易征服。

概而言之，美國和以色列已經喪失了戰略主動權，中東的戰略格局已經被根本性地改變了，中東將開啟一個新時代，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猶太復國主義，都將陸續走向失敗，而伊朗將成為中東新的主導者和引領者！

六、理論啟示：列寧論斷的當代驗證

伊朗的歷程——從1979年革命推翻半殖民地政權，到革命后四十余年艱難而扎實的發展，再到當前以反抗神學為精神旗幟的衛國戰爭——為我們重新審視列寧關于民族解放運動的論斷提供了鮮活案例。

列寧曾深刻指出，“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

這一論斷在伊朗得到了雙重印證。

第一次，是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它推翻了依附于帝國主義的君主制，使伊朗成為中東唯一徹底擺脫半殖民地狀態的國家。

第二次，是當前仍在進行的衛國戰爭，它正在重塑中東乃至世界的地緣政治格局，加速單極霸權秩序的終結。

這兩次革命，一內一外，構成了伊朗民族解放的連續敘事。

列寧還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必須首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走向真正的振興。

伊朗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論斷的前瞻性。

革命前的伊朗，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財富高度集中于王室和權貴階層，工業化進程受控于外國資本，國家主權嚴重受制于人。

革命后的伊朗，盡管存在種種困難，但國家獨立性和發展自主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伊朗不再以石油租金換取安全保護，而是依靠本土工業體系和科技能力捍衛國家利益。

正如列寧所言，革命的真正意義不在于經濟指標的短期波動，而在于它改變了一個國家的發展軌跡，使其從世界體系的邊緣、被動角色，轉變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伊朗的經驗表明，對于亞非拉國家而言，真正的振興必須同時完成三重任務——

政治上推翻依附性的統治結構，經濟上建立自主的發展體系，文化上確立獨立的民族主體性。

反抗神學之所以能夠持續發揮作用，恰恰在于它同時滿足了這三重需求——它在政治上提供合法性，在經濟上激勵自力更生，在文化上建構反殖民認同。

這不是宗教對現代性的簡單否定，而是被壓迫民族在全球化不平等格局下尋求自主發展道路的創造性探索。

七、結語：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

從卡爾巴拉的殉道者到伊朗的導彈反擊，從霍梅尼的法基赫監護到拉里賈尼的康德—伊斯蘭倫理，伊朗的反抗神學歷經近半個世紀的演變，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命題：一個被壓迫民族如何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捍衛自己的尊嚴與生存權？

1979年的革命使伊朗擺脫了半殖民地狀態，四十余年的自主發展讓伊朗擁有了獨立的工業基礎和科技能力，而今天的衛國戰爭則正在檢驗這一模式的堅韌性。

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主席在著名的“五二〇聲明”提出這樣的論斷：“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伊朗這次贏得抗擊美帝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野蠻侵略的衛國戰爭的勝利，正是對這一歷史規律的當代印證。

戰爭的結局表明，弱國之所以能夠打敗強國，小國之所以能夠打敗大國，其秘密不在于武器，而在于人民——在于被壓迫民族在反抗中迸發出的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

伊朗的反抗神學，正是這種精神力量的宗教-文化表達。

這或許正是伊朗經驗對于世界的最深遠啟示：當霸權國家試圖以普遍主義的名義推行自己的特殊利益時，真正的普遍主義恰恰站在被壓迫者一邊。

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這不僅是一個戰略判斷，更是一部由無數被壓迫民族用鮮血和尊嚴寫就的歷史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