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建設 | 發揮新型智庫作用應從需求端發力

自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來，在各級政府的重視下，我國智庫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不同類型智庫組成的智庫體系基本形成，智庫數量、研究人員以及提供的政策知識產品數量快速增長，智庫在科學民主決策中發揮的作用日漸顯著。但是，在實踐中也存在決策者科學民主決策意識欠缺以及吸收智庫研究成果積極性不足、決策咨詢形式化、智庫研究成果“高產出、低轉化”等問題，這些問題制約了智庫作用的充分發揮。

原文 ：《發揮新型智庫作用應從需求端發力》

作者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姜爾林

圖片 |網絡

從根本上看，智庫作用的有效實現是供給端與需求端共同作用的產物，相對于供給端而言，需求端實際上居于主導性地位。因為政策知識不能自行產生作用，若有效需求不足，不僅導致智庫研究成果無法充分發揮作用，也會導致智庫研究缺乏需求牽引而目的不明確，還會影響到研究人員從事智庫研究的積極性以及研究質量的提高。因此，需求端不僅是智庫研究成果的“接收方”，更是智庫研究活動的“導航儀”。要更好地發揮智庫的作用，必須強化政策制定對于智庫研究的有效需求。

擴展新型智庫的功能空間

我國傳統政策過程具有封閉性較強的特點，在公共問題復雜性不斷增強、利益與價值日漸多元化、公眾參與意識和能力不斷提高，以及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要求不斷提升的背景下，需要有序增強政策過程的開放性，從而為智庫的功能實現創造更大的空間。

政策過程開放性的增強，需要提高政府系統外部政策知識的參與程度。智庫的參與，可以有效彌補政府內部知識囿于科層制的價值與視角而存在的不足，智庫在啟發性、科學性、反思性等方面的優勢是提高政策質量所需要的。從政策過程優化的角度看，政策制定的各個環節，包括議題設置、方案制定、方案論證乃至方案選擇，智庫都可以在其中發揮作用；在整個政策過程中，除了政策制定，在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以及與此相關的政策調整、政策終結等環節都可以強化智庫的參與。

更進一步說，政策過程開放性還體現在相關利益主體和公眾的參與程度上，尤其是對一些在價值和利益方面比較復雜的政策問題而言，利益相關者和公眾可以就政策問題開展理性對話、協商乃至辯論，在這個過程中，智庫不僅可以搭建有效溝通的平臺、引導各方理性參與，還可以通過可靠的知識基礎與有力的價值引領，促進政策共識形成以及政策質量提高。

細化智庫參與的制度安排

政策過程的智庫參與需要有效的具體制度加以保障，在決策科學化的背景下，我國對于決策過程的專家參與，尤其是重大行政決策過程中的專家參與出臺了相關文件，對此，應根據優化政策過程以及提高決策質量的現實需要，進一步細化相關制度安排，提高智庫及專家參與的規范性程度，強化專家參與的“硬約束”，避免吸收專家參與動機不足、專家參與形式化，以及通過專家參與為領導意志背書的工具化現象。

首先，明確專家參與的適用情形。對相關文件規定的公共決策事項，要依法依規確定專家參與的事項范圍，強化事項管理，避免出現在事項管理中可能存在的標準模糊及主觀隨意性問題，尤其是改變對專家參與的消極態度；對于政策過程優化需要專家參與的其它情形，可以結合實際需要，將之納入專家參與的事項范圍。其次，嚴格專家參與的具體要求。為確保專家參與的質量，在專家庫建設及專家遴選方面，要盡量排除個人傾向的影響，確保專家的專業性、代表性和中立性，對于比較復雜的決策事項，要注意吸收不同類型智庫、不同意見專家的參與；要采取措施確保專家真正能夠客觀、公正、科學地提出意見與建議。再次，細化專家意見的處理辦法。可以結合實際對專家意見的處理做出更加明確的規定，如要求專家意見被客觀地記錄并存檔備查，對未采納專家意見的情形進行書面說明，并對專家意見存在明顯分歧的情況提出處理辦法，這樣有助于防止專家參與成為“走過場”的情況，確保專家參與的實際成效。

此外，還要按照相關要求完善政府購買決策咨詢服務的相關制度，將智庫提供的咨詢報告、政策方案等納入各級政府采購范圍和指導性目錄，在實踐中細化相關操作辦法，并完善相應的評價與監督制度。

強化知識運用的動力機制

一方面，要強化政策制定的責任機制。有效的責任機制是促進政策知識運用，從而提高權力行使理性化程度，并使政策符合公共性原則的前提條件。只有決策者需要對決策結果承擔相應的責任，才能促進其更加重視決策科學化，進而努力獲取與采納智庫的研究成果。2004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印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通知》即提出，“要按照‘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建立健全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實現決策權和決策責任相統一。”在責任政府建設的背景下，結合問責實踐中存在的“重執行、輕決策”現象，有必要適度強化對決策失誤的責任追究，在明確決策的責任歸屬、決策結果與決策行為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更為準確地判斷導致決策失誤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將決策過程中忽視決策咨詢意見，尤其是長期不重視決策咨詢的情況納入考察內容。

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創新的激勵與容錯機制。破解各類發展難題以及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對政策創新提出了廣泛的需要，而政策創新必然對決策咨詢成果的數量和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政策創新是有一定風險的，尤其是對于非常復雜、棘手的政策問題而言，因而，在強化責任機制的同時，還需要配套政策創新的激勵與容錯機制。對于充分貫徹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要求，積極采用決策咨詢成果而且政策創新成效突出的可以實行一定的激勵；對于科學采納決策咨詢成果但由于各種原因創新失敗的，可以納入減輕責任的情節范圍，減輕創新者的后顧之憂。

通過強化動力機制，不僅有利于攻克決策者運用智庫研究成果動力不足的問題，還有利于促使智庫研究成果落地見效，而不是停留于批示，進而真正發揮決策咨詢的作用；同時，還會使決策者更為主動積極地汲取智庫研究成果，進而從根本上增加決策過程對于智庫研究的需求。

加強知識運用能力建設

智庫研究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并非簡單的“拿來就用”，知識運用是一項復雜的思維過程與實踐活動，這個過程除了受到前述相關機制的影響，還受到政策制定者以及承擔決策服務職能的政府內部政策研究機構相關能力的制約。如決策者自身的知識水平、理論素養、思維能力越高，其獲取和運用知識的意愿與能力也越強。為此，應在強化對智庫研究成果重要性的認識的基礎上，努力提高政策制定者以及內部決策支持系統吸收和運用政策知識的能力。

一方面，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要強化科學決策意識，提高自身思考政策問題的能力、鑒別政策知識的能力、對不同來源的政策知識加以綜合的能力，以及汲取政策知識、與智庫專家溝通交流的能力，將外部知識最大限度地加以內化，實現政策知識的主動建構，使政策制定最大限度地基于政策知識的科學運用。另一方面，對政府內部政策研究機構而言，要從知識管理的角度，結合政策制定的需要，全面分析政策知識需求，除了短期應急性需求，還包括戰略性、前瞻性需求，并通過相關渠道向智庫發布，對于智庫研究成果實現從“被動接收”到“主動定制”轉變；同時，要努力提高知識獲取、知識篩選、知識加工、知識集成的素養與能力，進而更加全面地吸收智庫研究成果，更為有效地發揮智庫的作用。

加強與智庫之間的交流互動

由于政策問題復雜化等因素影響，知識運用的傳統線性輸入模式，即“生產-傳遞-使用”模式的局限愈加明顯，因而需要政策知識的供給方與需求方進行互動。互動可以使供需雙方受益，對研究者而言，可以藉此充分了解政策制定的情境及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使政策建議更具時效性、針對性、適用性；對政策制定者而言，不僅可以借此發現更多的知識運用的可能性，也可以直接受到啟發，從而加深對于政策問題的認識。與線性模式相比，互動模式超越了傳統的知識擴散和傳播，甚至轉譯環節，可以有效縮小政策制定與政策知識生產之間的距離，促進更多的知識運用。就適用場景而言，這種互動可以發生在政策過程的所有階段。因此，政策制定者應加強與智庫及智庫專家之間的互動，就具體方式而言，除了正式的供需對接會、專家咨詢會、聽證會、論證會等，還包括公共領域的直接對話、共同參加研討會、私人討論等。充分的互動可以實現供需有效協同，進而形成兩者相互促進的智庫發展生態。

綜上所述，通過相關舉措從需求端發力，可以將政策制定對智庫政策知識的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進而更好地促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功能實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一般項目（BIA240124）研究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7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社會科學報》2026年征訂

點擊下方圖片網上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