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莫迪之后誰掌舵印度？新接班人將把印度外交帶向何方？

本文共7159字

閱讀預計18分鐘

作者|羅漢·穆克吉（Rohan Mukherjee）

編譯|楊春雪

編譯審核| 胡可怡

編輯|章鈺玨

審核 |朱依林 陳玨可

編者按

2029年印度大選臨近，莫迪能否連任、接班人是誰仍是未知數。本文通過分析兩位潛在領導人的理念差異，為理解“后莫迪時代”印度外交提供了切口。作者指出，即便莫迪離任，印度外交不會發生根本轉向，但不同繼任者將改變外交風格、重點與合作邊界。文章選取了代表印度政壇兩種主要思潮的年輕政客：印人黨內的強硬派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約吉·阿迪蒂亞納特，以及國大黨陣營中奉行公民民族主義的拉胡爾·甘地 。兩者的分歧根植于國家認同——約吉將印度定義為印度教文明國家，強調主權秩序與同質化認同；拉胡爾則主張多元、包容與民主。外交上，約吉對伊斯蘭世界更強硬，政策易受宗教情緒牽動，安全上視巴基斯坦為首要威脅，同時警惕中國與美國，反對為制衡中國而“依附美國”；拉胡爾對伊斯蘭國家更具緩沖空間，外交的意識形態成本較低，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傾向與美西方合作對沖中國，并以民主價值觀為崛起依托。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性參考。

約吉（左）與拉胡爾（右）。圖源：India TV News

2029年，印度將舉行新一屆全國大選，屆時，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將年滿78歲。目前尚不清楚莫迪是否會尋求連任，而在他所屬的印人黨（BJP）內部，莫迪最終卸任后由誰接班，同樣未有定論。在莫迪離任后，失去其個人魅力和廣泛民眾支持的印人黨或將面臨不利選舉形勢。這種懸而未決的接班格局可能讓國大黨領導的反對派陣營贏得“后莫迪時代”的首場大選，并借機鞏固自身及其盟友的勢力，為后續選舉布局。

在此背景下，本文從莫迪所屬政黨和反對陣營中各選取一位人物，作為印度新一代政治領袖的代表：一位是印人黨資深領導人、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蒂亞納特（Yogi Adityanath）；另一位則是國大黨的實際掌舵者、人民院反對黨領袖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兩人無論是從年齡還是政治生涯跨度來看，都堪稱“下一代”。他們均五十歲出頭，比莫迪至少年輕二十歲，具備長期執政的條件，兩人深耕政壇多年，但均未曾擔任過國家級政府行政部門職務。

本文分析聚焦于具體人物，印度的外交決策歷來是高度集權的過程，總理角色至關重要。而在莫迪時代，決策集權化程度進一步加劇，呈現出個人化、自上而下的領導特征。與此同時，這兩位領袖分別代表了各自政黨內部更具普遍性的思想潮流——約吉代表印人黨內立場強硬的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ts），拉胡爾則代表莫迪上臺前國大黨聯盟所秉持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ts）。因此，他們應被視為未來潛在領導人的代表，而非既定的未來領袖。

一、印度下一代領導人的外交理念

約吉和拉胡爾的外交政策立場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

其一，國內層面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具有壓倒性的重要性。兩人的公開表態大多集中于國內議題，但他們為印度擘畫的未來道路主張卻截然不同。約吉秉持立場強硬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觀點，將印度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數群體視為內部敵人。在他的理念中，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唯由依靠強力國家機器才能實現，在建設印度教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需對少數群體加以規管。

與之相對，拉胡爾認為，印人黨對印度民主和多元文化主義構成突出威脅。在他看來，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只有在一個能夠充分容納各種聲音與訴求的治理體系中才有可能實現。由此，若未來約吉上臺執政，印度將對周邊地區（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和馬爾代夫），以及更遠范圍內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和社會采取更加強硬、不妥協的立場。莫迪與海灣國家（尤其是阿聯酋、沙特阿拉伯、阿曼和卡塔爾）之間成功的外交努力，同樣可能被一位強硬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繼任者破壞。相比之下，未來由拉胡爾領導的政府則不會面臨這樣的壓力或挑戰。

其二，應對“地區競爭對手”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國家安全考量，同樣深刻影響著二人的外交理念。兩人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均立場強硬，但側重點有所不同。約吉將巴基斯坦視為印度的生存性威脅，公開宣稱巴基斯坦是“失敗國家”，指責巴支持恐怖主義，甚至斷言巴基斯坦最終“要么并入印度，要么徹底消亡”。拉胡爾對巴基斯坦的態度雖然同樣強硬，但他更將中國視作主要威脅，屢次批評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失敗，坐視中巴聯手構成對印共同威脅。他指出，印度以往的政策制定者擔憂的是中巴兩線作戰，而2025年5月的印巴沖突表明中巴軍事和外交體系已實現深度協同，形成了針對印度的統一戰線。

其三，兩位領袖雖然都是民族主義者，均信奉“印度例外論”，但他們對印度的世界地位有著不同理解。約吉強調印度教文明的偉大，時常援引“大婆羅多” 概念（Akhand Bharat，意為統一的印度），將南亞視作更宏大的印度教文明圈的一部分，并認為這一圈子終將再度整合。這種世界觀將非印度教的印度政治和思想傳統一概斥為“外來產物”。約吉號召印度教徒“摒棄奴性思維”，肅清一切殖民思想——不僅包括英國殖民統治留下的觀念，也包括莫臥兒帝國伊斯蘭統治時期將外來者奉為優越的意識形態。

與之相反，拉胡爾對印度“偉大”之處的理解源于反殖民斗爭的歷史，以及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拉胡爾的曾祖父）和圣雄甘地（與拉胡爾無親屬關系）等人物的世界歷史意義。尼赫魯領導建立了印度的民主體制，拉胡爾視其為“全球公共產品”和印度的“最偉大的戰略資產”。因此，拉胡爾認為印度是“非暴力、開放與多元主義的全球典范”，并指責莫迪領導的印人黨正在侵蝕這些價值觀。不過，拉胡爾也承認，這些理想價值受制于國家安全現實。例如，他曾表示，只要巴基斯坦持續在印度境內支持恐怖主義，印度就無法與巴基斯坦發展良好關系。

基于上述分析，約吉代表的世界觀可概括為強硬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而拉胡爾所代表的是公民民族主義。兩人都認為印度獨具特殊性，主張對外部敵人采取強硬立場，并將社會經濟發展置于首位。然而，在何謂理想的印度政體、以及如何實現這一政體的問題上，二者存在根本分歧。盡管這種分歧的影響主要局限于印度國內，但國內政治向來會以系統性的方式塑造外交政策。約吉和拉胡爾正是印度下一代政治領袖中最具代表性的兩種理念，他們正試圖應對國內挑戰和當前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

二、中美競爭下的代際視角

在后冷戰時代，印度借中美競爭之機謀求自身大國抱負。鑒于與中國的長期競爭關系，印度和美國建立了穩固的戰略伙伴關系，其中，防務合作與聯合生產尤為關鍵。與此同時，中國仍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其供應的工業品價格適中，契合印度龐大低收入消費群體的承受能力。因此，印度傳統策略一向是“左右逢源”，充分利用中美兩國競相爭取印度支持、至少不愿與印度這一擁核地區大國陷入外交僵局的心態，從中獲利。

21世紀初以來，印美關系在商品服務貿易以及民間往來深化的推動下穩步升溫。與此同時，中印喜馬拉雅山脈爭議邊界地區經歷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后，兩國關系轉向對抗。自2010年代初起，印度多次指控中國軍隊“越界入侵”爭議領土，最終在2020年爆發了造成雙方人員傷亡的軍事沖突。時至今日，兩國軍隊仍駐守在該地區，脫離接觸談判進展遲緩。當前，緩和對華關系對印度而言，比以往更為迫切。印美關系已因貿易失衡、俄烏沖突后印度大幅增加俄油進口，以及2025年5月印巴沖突期間印度未能妥善處理與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敏感問題而趨于惡化。

印度對中、美兩國關系的反復波動表明，該國歷來傾向于“聯此抑彼”，借其中一方管控或者緩解與另一方的矛盾。20世紀80年代末起，印度尋求改善對華關系，部分原因是為了對沖美國單極霸權。2000年代中期，印度響應美國的外交橄欖枝，開始與美國發展持久的戰略關系。十年后，邊境沖突導致中印關系惡化，再度為印美走近注入動力。但如前所述，近期美印關系遭遇挫折，這促使印度著手修復對華關系。當然，中印關系在未來仍極有可能再度惡化，尤其是考慮到中國長期在物質與外交層面支持巴基斯坦。屆時外界或可預見，印度將再次倒向美國。

三、印度下一代領導層

應對中美競爭的策略

印度下一代政治領導層不太可能大幅偏離歷屆政府的既有外交路線。這種延續性源于印度自身的戰略處境——盡管擁有核武器，印度的綜合國力仍然遠遜于美國和中國。印度對這兩大力量均存在依賴，因此必須在中美競爭中審慎周旋，在維護戰略自主的同時鞏固國家安全、提升經濟實力。

作為新一代領袖的代表，約吉和拉胡爾在涉華問題上的看法大體一致。他們都認為，中國既是對印度主權的“直接威脅”，同時也作為巴基斯坦的“后盾”，對印度構成“間接威脅”。雖然兩人在各自政黨執政期間沒有直接公開評論過中國，但他們在野時，都曾指責中國“qin占領土”、與巴基斯坦結盟，并通過發展與尼泊爾、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印度周邊小國來“圍堵”印度。他們這一代的其他政治領袖也持有類似立場，例如印人黨的阿努拉格·塔庫爾（Anurag Thakur）和國大黨的薩欽·皮洛特（Sachin Pilot）。不過，自2014年印人黨執政以來，該黨年輕政客在這一問題上大多服從政府立場。與之相對，國大黨的年輕領導人大多以拉胡爾為風向標，批評政府在對華問題上“表現軟弱”。

盡管約吉和拉胡爾在涉華問題上存在上述相似之處，但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存在本質區別，這種差異也源于他們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以及對中美角色定位的迥異判斷。約吉是一位強硬的“主權至上論”者，他的核心目標是打造一個內部穩固的印度教國家。根據他的觀點，中國和美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威脅印度的主權。中國或許構成直接且緊迫的威脅，但印度也不能為了制衡中國而淪為美國的“附庸”。下文將論述，這并不意味著在未來的強硬派印人黨政府治下，印美關系會走向破裂；而是說，雙方需要更加關注并審慎管理雙邊關系，以免激化民族主義層面的政治敏感情緒。

反觀拉胡爾，他將中國視為印度在地區內的首要威脅，以及在全球舞臺上爭奪認可與影響力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向世界展現了獨具特色的繁榮發展模式。拉胡爾覺得，印度有責任以一套成功的“民主經濟發展愿景”來對抗中國。他認為，這正是美印合作的獨特契機，以打造一個能替代中國模式、特別是替代“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行方案。因此，他倡導一種“繁榮愿景”，聯合西方與中國展開競爭。不過，即便是拉胡爾也明確指出，“印度的民主斗爭是印度自己的斗爭”。民主固然是合作的重要基礎，但不能以犧牲印度主權為代價。

事實上，印度各政黨的新一代領導人已形成共識：維護國家主權、推動世界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并讓印度在其中發揮引領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目標。這也意味著，無論未來由哪一黨派執政，印度政府都將繼續堅持行動自主，不會為迎合美國利益而屈就本國的戰略重點。即便是反對黨領袖拉胡爾·甘地，在涉及印度核心利益且與美國立場相左的議題上，也選擇支持莫迪政府，例如堅決打擊由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主義，以及同俄羅斯維持友好關系。

四、印度的持久外交政策利益

跳出中美戰略競爭的框架，印度新一代政治領導人已開始審慎思考如何在日益收緊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推進外交議程。印度的外交政策利益可歸納為三類：提升國家能力、應對地區競爭對手、謀求大國地位。這三類利益恰好對應上文所述影響新一代領袖世界觀的三大因素——社會經濟發展、地區安全環境以及印度例外論。

國家能力建設主要屬于國內事務范疇。為此，莫迪政府通過“印度制造”計劃推動本土制造業發展。約吉始終支持這項計劃，最近一次表態便是在2026年2月美印貿易協定相關議題上。拉胡爾雖然認同該計劃的初衷，但批評其過度關注大型企業和國防領域，犧牲了中小企業及其他行業的發展空間。無論二人誰上臺執政，大概率都會延續“印度制造”，盡管政策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目標均在于降低印度對外經濟依賴。在此背景下，中國與美國分別作為印度的主要進口來源地和關鍵出口市場，對印度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2024年，美國對印度商品貿易逆差為458億美元，而印度對中國商品貿易逆差則高達992億美元。

印度對中國的進口依賴使其面臨多重脆弱性，不僅可能因疫情等突發事件導致供應鏈中斷，還存在被短期或長期“經濟脅迫”的風險。因此，印度決策層著力制定策略，應對與巴基斯坦、中國之間持續存在且相互聯動的競爭關系。過去二十年間，美國在提供硬實力支撐與外交支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對巴基斯坦的牽制能力。但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對印度加征高額關稅，同時深化對巴關系，嚴重挫傷印度精英階層對美觀感，執政黨議員公開發聲反對特朗普和美國，莫迪也轉而更加積極地同中俄領導人互動。

約吉與拉胡爾在美印關稅問題上立場迥異。約吉避免批評特朗普，轉而強調在遭遇關稅壁壘時開拓新市場的重要性。拉胡爾則直言，此類關稅是“經濟訛詐”，是“脅迫印度簽署不公平貿易協定的霸凌行徑”。貿易協議達成后，拉胡爾嚴厲斥責莫迪“妥協退讓、背叛國家、向特朗普投降”。

盡管二人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執政黨與在野黨的身份差異，但約吉和拉胡爾都認同：必須建設韌性強、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以抵御全球經濟體系的未來動蕩。約吉力挺莫迪的“自力更生印度”（Atmanirbhar Bharat）倡議，而拉胡爾則認為美國加征關稅一事暴露了印度在這方面的短板。因此，未來無論哪位領導人執政，印度政府都力求降低對中美兩國的經濟依賴，但即便在最理想的條件下，這也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過程。

印度不愿追隨美國步調，根源在于其謀求大國地位的深切持久的外交利益。數十年來，印度領導人始終致力于讓印度躋身國際秩序核心圈層。為此，他們一貫支持多極格局，主張權力分配較冷戰及后冷戰時期更為均衡，避免單一國家或聯盟主導全球治理的核心機制。對印度而言，亞洲多極化是制衡中國的關鍵，全球多極化有助于防止美國重現二戰和冷戰后短暫的體系性霸權。中美戰略競爭加劇，限制了任何一方建立持久優勢的能力，從而有利于印度實現上述兩個目標。在此背景下，印度奉行戰略自主，必要時在中美之間靈活調整，將其視為贏得全球認可和提升國際影響力的最優路徑。

盡管印度下一代政治領導人大概率仍將在上述總體框架內行事，但細微差異仍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約吉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與拉胡爾所主張的公民民族主義，核心區別在于后者更愿意聯合西方民主國家共同應對中國。這并非意味著未來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領導人會疏遠美國，而是此類民族主義對外部影響和干涉非常敏感，因此美印合作勢必需要更多的磨合與努力。但歸根結底，無論莫迪的接班人是誰，只有當印度上下不把美國視為其戰略自主與大國崛起的阻礙，美印之間的深度合作才有可能實現。

五、結論

未來五到十年，印度如何應對中美競爭？在印度看來，中國大體是一個可預判的行為體，其對印行為僅有程度差異，并無本質改變。中印關系的基本框架已然清晰，并且雙方對此心知肚明——多數領域存在競爭，部分領域可開展合作。相較而言，美國近期對印態度出現根本性轉變，這不僅出乎印度精英的意料，也令美國分析人士深感意外。盡管這一變化令人驚訝，但若過度關注于此，反而容易掩蓋兩國在政府各層級、各職能領域持續開展的低調務實合作，合作范圍涵蓋高層戰略對話，以及國防、科技、關鍵礦產、能源、航天、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專項工作組。種種跡象表明，美印關系不大可能退回冷戰時期多數時間里的冷淡狀態。

美印兩國領導人對雙邊合作的基礎一清二楚，合作的核心在于為兩國企業創造經濟機遇，并設法共同應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官員已經逐漸認識到，印度以戰略自主謀求大國地位的路徑，注定會限制其與其他大國的合作深度。而印度方面也明白，美國常對盟友與戰略伙伴抱有極高期待，這勢必與印度自身的戰略優先事項及長遠目標相沖突。當前雙邊關系遇冷，并未從根本上改變雙方對彼此關系的定位。恰恰相反，這一局面進一步強化了印度對多向結盟與戰略自主的重視，而二者向來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

印度下一代政治領導人的世界觀也印證了這一結論。以約吉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和以拉胡爾為代表的公民民族主義者存在共識——均將印度視為全球舞臺上獨具特質、堪為典范的大國，也都將中國視作威脅印度主權與全球抱負的主要對手。兩人在對美合作意愿上雖有分歧，都清楚將印度國運與任一大國過度綁定的弊端。短期內，印度領導人或許會認為美國不可靠、難以預判，但這一轉變更多是政策方向的調整，而非雙邊關系破裂。未來美印合作的成本可能有所上升，印度領導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為信任美國的決策提供合理性支撐，但合作并不會就此中斷。

從實際層面來看，印度應對中美競爭的態度趨于謹慎，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印度在鞏固對美既有合作基礎的同時，加強對華外交接觸，以緩和當前的雙邊緊張局勢。第二，印度大概率會加大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往來，以此對沖中國可預判的施壓，以及美國難以預判的挑釁。第三，印度會在制造業、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發展領域進一步推進自主化，減少對外合作依賴，夯實國家總體戰略能力。這些趨勢并非新近出現，但未來幾年很可能持續強化。與此同時，可以預見，無論現在還是未來，印度都會持續推動國際秩序改革、爭取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以此主張并鞏固自身的大國地位與國際認可度。

作者簡介：羅漢·穆克吉（Rohan Mukherje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助理教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客座學者。

本文編譯自2026年3月26日美智庫“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BR）網站文章，原標題為After Modi: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Future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原文鏈接：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after-modi-political-leadership-and-the-future-of-indian-foreign-policy/

編輯：章鈺玨

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前往公眾號后臺發送“編譯”，即可查看往期編譯合集

更多內容請見↓

歡迎您在評論區留下寶貴的意見或建議，但請務必保持友善和尊重，任何帶有攻擊性和侮辱性語言的留言（例如“阿三”）都不會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