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瑞龍：“供強需弱”的內在邏輯及重回均衡的路徑

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

以下觀點整理自楊瑞龍在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6年4月）（總第83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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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供強需弱”的表現

2021年以來，供強需弱的宏觀現象愈演愈烈。在需求端，表現為消費不足、投資偏弱，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和消費需求多年處于低迷狀態，疊加資產縮水（主要是房地產價格下跌），預期轉弱。需求不足從短期現象逐漸演化為中長期現象；在供給端，表現為供給能力相對較強，存在超額供給。這主要源于強大的制造業與相關產業鏈以及由科技進步帶來的供給效率提升。目前商品原材料和工業品庫存持續偏高，去庫存周期越來越長。同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通過維持較高開工率追求更高銷售額以實現盈利。

供強需弱最終表現為產能過剩，在市場上體現為CPI、PPI持續走弱。反映“供強需弱”的宏觀核心指標為國民收入平減指數為負。自2023年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平減指數已持續近3年、約9個季度為負。一季度雖有所收斂，但仍處于負值區間，反映出供強需弱的宏觀經濟基本面。

二、“供強需弱”為什么會長期存在？

按照經濟學一般理論，在市場有效的假設下，供強需弱的市場現象不可能長期持續，因為市場存在自動再平衡機制。該機制基于市場有效的重要假設：市場主體在硬預算約束條件下根據成本收益的比較做出選擇，供給和需求均取決于價格。如果價格隨著供求波動能夠自由波動，價格波動可以從供給和需求量端會促成市場重新回到均衡，即價格上漲會抑制需求，刺激供給；價格下跌會抑制供給，刺激需求，從而供求重回均衡。

但在當下供給與需求都由市場調節的情況下，中國卻出現了供求長期非均衡。在我國歷史上，作為反映供強需弱的宏觀指標的國民收入平減指數在1998-1999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約7個季度為負；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約3個季度為負。而自2023年以來，國民收入平減指數已延續約9-10個季度為負，遠超以往。背后的邏輯在于：當前的需求（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與供給并不完全取決于價格，而且微觀供給主體與需求主體的市場調整方式并不一致，從而當有效需求與有效供給達到均衡時市場上存在超額供給，已經是市場處于短邊均衡。

1、從需求角度分析：需求首先決定于收入，然后決定于價格，市場主體更傾向于選擇數量調整。

有效需求并非首先對價格變動做出反應，而是首先取決于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經濟下行導致工資性收入下降，房地產價格下跌導致財產性收入縮水，資產負債表變弱導致預期轉弱。在預期轉弱的情況下，價格下跌時，消費者并非增加需求，而是傾向于數量調整——通過減少消費應對收入減少。企業投資需求同樣如此：在目前經濟大環境下，企業經營困難，房地產價格下跌導致資產縮水，再加之價格下跌導致實際利率偏高，企業預期轉弱，投資需求下降，同樣也采取數量調整，即降低投資。

2、從供給角度分析：企業面對價格疲軟并非降低產量，反而是采用價格調整，實施價格競爭。

按照市場邏輯，當價格下跌時，廠商本應采取數量調整來降低產出，從而較少供給量。但我國企業當下并未采取此行為，而是普遍采取降本增效策略，以更低的價格優勢來贏的市場。企業通過維持開工率、追求銷售最大化來維持利潤水平，即選擇“薄利多銷”的策略，從而導致價格進一步下行，這就是所謂的“內卷式競爭”。也就是說面對價格下跌，企業沒有采取數量調整，而是采用價格調整，通過進一步降價獲得更多的銷售收入。再加上不少企業是地方的GDP貢獻或納稅大戶，即使在既有價格下面臨經營困境，或地方政府也會給于保護，地方政府支持性招商引資政策扭曲進入成本，地方資源偏向生產性供給以及重復建設，“僵尸企業”存在，超額供給的退出機制存在障礙，即使價格下行也無法自動實現市場出清，這導致“內卷式”市場競爭愈發殘酷。

3、“內卷式”競爭的自我加劇機制：短邊均衡。

由于我國市場的特質以及市場的不完善，市場供需行為出現了異動。當面臨價格持續性疲軟時，需求端傾向于進行數量調整（降低投資和需求），供給端傾向于價格調整（進一步降價以增加銷售額）。這種反向操作產生了“短邊均衡”（即“非瓦爾拉斯均衡”）：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給達到均衡的條件下，存在大量產能過剩和超額供給，此時無論是供給者還是需求者，既無意愿也無能力改變這種市場狀態，從而導致供強需弱的長期化，這是“內卷式競爭”的微觀基礎。供強需弱是市場作用下的短邊均衡，單靠市場短期力量難以重新回到均衡。

三、重回市場均衡的路徑選擇

“短邊均衡”是在不健全市場機制作用下所形成的市場環境。面對價格下行需求端不增反降、供給端不降反增的困局，超額供給和產能過剩難以通過市場力量自身消化。因此，通過解決內卷式競爭來消耗差額供給，重構市場出清機制，僅靠市場的自發力量難以迅速收效，而是需要采取短中期措施讓市場重回均衡。

1、短期措施：加大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力度

應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有效的貨幣政策，從需求端刺激需求、抬升需求，從需求端來解決供強需弱的問題。同時加大逆周期與跨周期政策的相互協調。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及中央近期一系列會議均在加大政策刺激力度上做出了重要部署。

但需正視現實是，由于底層原因和政策傳導機制的變化，宏觀經濟刺激政策的邊際效益正在逐步遞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供強需弱是多年來形成的市場格局，單靠短期宏觀政策難以根本解決問題。宏觀刺激政策重要，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2、疏通提振消費需求的堵點

消費低迷的堵點在于居民家庭收入受到影響，從統計數據看，消費較為低迷，其中最重要的堵點是居民家庭收入受到影響。只有家庭收入增加，消費才能自然增加。而家庭收入增加與就業有關，就業與企業有關。而穩收入必須穩就業，穩就業就必須穩企業。

因此，當前應為企業發展創造必要環境，通過產權制度改革與保護產權，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激活微觀主體活力，從而通過擴大就業增加百姓收入，就可以從這一鏈條上提升消費。宏觀政策上提升消費，應推進“投資于人”。“投資于人”提出后仍有較大政策空間，因為其通過增加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方面的開支減少居民后顧之憂，從而提升消費。

3、疏通投資需求的堵點

今年一季度投資數據有所回升，但總體仍處于較低水平。提振投資首先要努力改善企業投資預期，若他們對投資喪失信心，再好的政策也無濟于事。我們可以采取很多措施來提振企業投資預期，我這里主要強調三個方面：一要進一步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更加強調產權界定，通過產權明晰化來激發國有企業活力；民營企業發展更加強調產權的平等性與產權保護。要堅決貫徹“兩個毫不動搖”原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為民營企業發展保駕護航；二要重點放到降低實際利率上。當前名義利率已較低，央行降息的空間并不大，但由于價格低迷，實際利率并不低。由于企業的利潤率低，激勵企業投資就需要在降低實際利率上下功夫；三要推動價格合理回升。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努力實現2%的全年通脹率這一宏觀調控目標。價格上行可激發廠商的投資欲望。

4、推動房地產價格止跌回升

房地產價格對家庭、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有重大影響，進而影響其投資和消費預期。最近幾個月，一線城市出現“小陽春”，但二三線城市（尤其是三線城市）房地產市場仍處疲軟狀態。需出臺一系列措施推動房地產價格止跌回升。

5、進一步治理“內卷式”競爭

“內卷式”競爭的本質是產能過量，因為過量供給難以通過市場自動退出。平抑“內卷式”競爭的關鍵是構建市場導向的退出機制，包括：一要解決地方競爭下的地方保護主義問題；二要解決政策刺激下的地方政府優惠政策競爭導致的進入成本扭曲的問題；三要解決“僵尸企業”的退出問題。

6、穩出口

過去幾年出口表現良好，在“三駕馬車”中表現突出，出口增加對需求不足起到了較好的彌補作用。當前出口面臨挑戰，保證出口的穩定增長，一方面關系到能否延續今年第一季度的“開門紅”，關系到全年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也能進一步緩解供強需弱的非均衡市場格局。

7、加大市場化改革，打通內循環堵點

能否構建市場出清機制對于從跟不上改變“供強需弱”的局面非常重要，而打通內循環堵點有助于構建市場出清機制。打通內循環的關鍵是完善全國統一大市場，而完善統一大市場的核心是市場基本制度的建設。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的市場基本制度構建，包括產權界定與產權平等保護、完善市場準入制度等。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有賴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且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有助于資源和商品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這種自由流動對改善供強需弱的非均衡市場格局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應加大改革力度，推進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

供強需弱格局的形成及其長期化，其背后的邏輯在于：當下中國需求面的邏輯和供給面的邏輯，無法在市場信號作用下形成相向而行的調整過程，反而可能不斷拉大供需缺口。因此，解決這一問題，既需要短期宏觀刺激政策，更需要一系列中期和長期政策及體制改革的配套。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