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被38個“小目標”債務綁定

八年前，王健林作出了引入340億戰略投資、讓萬達商業背負上市對賭的決定。

現在回過頭看，這一步給他帶來的損失遠遠超出了預期——

他失去了對萬達商管的絕對控制權；

先后被融創、蘇寧、永輝等企業追討債務，總金額超過百億；

當年出手相助的老朋友們，如今大多反目成仇；

他苦心經營了十年的金融帝國，在債務危機中不斷瓦解。

曾經那句“一個億是小目標”的豪言，早已變成了一座又一座壓在他身上的山。如今71歲的王健林，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38億債務，首次與個人直接綁定

4月14日，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作出終局裁決：大連御錦貿易有限公司需向永輝支付剩余股份轉讓款36.39億元，加上加速到期違約金2.18億元，以及律師費、保全費等，合計約38.6億元。更關鍵的是，萬達集團創始人王健林、一方集團孫喜雙以及大連一方集團，均需對上述全部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限期在裁決生效后20日內履行完畢。

與以往的經濟糾紛不同，這次仲裁裁決首次將王健林個人與38億元債務直接綁定。一旦進入強制執行程序，他名下的股權、不動產等資產都有可能被查封或凍結。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18年。當時王健林推動萬達商管沖擊A股，引入了騰訊、蘇寧、融創等戰略投資者。永輝也想借機搭上萬達廣場擴張的勢頭，便從孫喜雙控制的一方集團手中，以35.31億元的價格買下了萬達商管約1.5%的股份。

然而，萬達商管先后四次沖擊上市，均以失敗告終。永輝自身也在這期間陷入經營困境。2023年12月，為盤活資產、收縮投資規模，永輝決定將這些股份以45.3億元的價格“物歸原主”，賣回給大連御錦。需要注意的是，無論大連御錦還是孫喜雙，背后都與萬達和王健林有著密切關聯。

孫喜雙與王健林有著三十年的友誼，性格低調，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2016年，在魯豫對王健林的采訪中，曾有一個難得的鏡頭：兩人在飛機上同框，與友人一起打牌，氣氛十分融洽。兩人也是長期穩定的合作伙伴。孫喜雙從1993年就開始投資萬達，他曾表示，王健林是一個干實事的人，投資萬達就是投資王健林這個人。

因此，這次回購永輝持有的股份，也被外界視為孫喜雙出手相助。雙方約定分期付款，分八期付清。但大連御錦僅勉強支付了前兩期，合計6.9億元，第三期約7.92億元中只支付了2億元。永輝曾給予展期，但大連御錦最終還是違約了。

對永輝而言，38億元在其自身經營困難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2024年10月，永輝將大連御錦、王健林、孫喜雙等一并告上仲裁法庭。

蘇寧、融創排隊討債

如果說38億元還不足以撼動萬達，那么蘇寧易購的50億元正在等候處理。

同樣的年份、類似的起因。2018年，蘇寧易購與萬達集團、萬達商管簽署了《關于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之戰略合作協議》。蘇寧易購指定子公司蘇寧國際受讓了協議項下的權利義務，并由蘇寧國際最終持有萬達商管4.02%的股份。上市失敗后，蘇寧易購認為萬達集團和萬達商管違反了協議約定，觸發了股份回購條款，于是申請仲裁，要求萬達集團和萬達商管支付50.4億元股份回購款。

蘇寧易購總部

不過，2025年7月，蘇寧易購的請求未獲仲裁委支持。蘇寧方面隨即表示不會放棄，將繼續通過另案訴訟或仲裁追討

這里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差異：同樣是簽訂對賭協議，同樣是走仲裁程序，為什么永輝能成功追討38億，蘇寧卻未能如愿？

關鍵在于合同結構和擔保安排的不同。永輝案中的交易性質為股權轉讓，合同主體清晰明確：主債務人是股權受讓方大連御錦，王健林、孫喜雙及大連一方集團提供了個人及集團層面的連帶保證，且協議中設有一期逾期即全部債務加速到期的條款。違約事實爭議不大，連帶擔保的責任閉環清晰，可以直接執行，符合《民法典》合同編及擔保編的相關規定。因此仲裁委支持了永輝的全部訴求。

而蘇寧易購的問題主要出在合同主體錯位和責任邊界模糊。2018年蘇寧入股萬達商管時，簽約方是萬達集團（母公司），但實際持股主體為萬達商管（子公司）。對賭協議中沒有明確回購義務究竟由母公司還是子公司承擔，也沒有設置任何個人或第三方連帶擔保，導致責任懸空。此外，蘇寧持有的萬達商管股權被公安機關查封凍結，客觀上造成回購履行障礙。而且，這類“與目標公司對賭”的情形，根據《九民紀要》的相關規定，雖然對賭效力被認可，但履行需符合資本維持原則，而萬達商管缺乏足夠利潤且未完成減資程序。最終仲裁委以“回購義務主體不清、缺乏直接履行依據”為由，駁回了蘇寧的請求。

除了蘇寧，融創也在2024年12月申請仲裁，要求萬達集團及萬達商管支付約95億元的回購款。目前尚無公開裁決結果。

每天一睜眼就欠2000萬利息

據財新等媒體梳理，截至2026年初，萬達集團總負債約6000億元，其中萬達商管的有息負債超過1400億元，每年的利息支出高達70億至130億元。這意味著，71歲的王健林每天要承擔約2000萬元的利息。

隨之而來的，是萬達集團及旗下子公司上百條限制消費令，從子公司到王健林本人，出行、消費、融資等活動均受到嚴格限制。

資產凍結也接踵而至。2025年8月，大連萬達商管19.79億元股權被凍結；同年9月，萬達網絡金融85.62億元股權、上海萬達小額貸款有限公司8.4億元股權相繼被凍結，僅這兩項合計凍結金額就超過94億元，凍結期長達三年。2026年3月，上海金融法院又凍結了萬達持有的北銀消費金融全部5000萬股權。這意味著萬達十年來構建的金融帝國——包括銀行、消費金融、保險、三張互聯網小貸牌照——正在逐步瓦解。

當然，2023年太盟投資集團、中信資本等五家投資機構曾一次性向新設立的萬達商管控股公司——新達盟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約600億元，暫時緩解了對賭協議到期需償還巨額債務的壓力。但代價是，萬達商管也隨之易主。

時至今日，因為那份上市對賭協議，王健林已經失去了太多。再精明的商人，也不可能每一次都精準預判市場和周期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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