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買紅燈區，一個“海吉拉”的深夜自白：我賣身，但不想賣靈魂

凌晨兩點的卡馬提普拉

孟買的雨說下就下。

沒有任何征兆。

我跟著引路的人拐進那條巷子時，天上還掛著半個月亮。但只走了不到兩百步，雨水就潑下來了。像有人從樓頂往下倒。污水從兩側的明溝里漫上來，淹沒了我的鞋底。空氣里有腐爛的菜葉味，有廉價香水味，還有一種說不清的味道。那是人的味道，體液的味道。

卡馬提普拉。亞洲最大最老的紅燈區。也是無數海吉拉最后的家。

我在巷口等了四十分鐘。

帶路的人說她剛有客人。讓我等。我站在一扇半開的鐵皮門旁邊，借著昏黃的路燈看墻上的東西。層層疊疊的涂鴉。寶萊塢電影的海報。公益組織的防艾宣傳畫。還有用馬克筆寫的手機號碼，后面跟著“男對男”“二十四小時”之類的字。

凌晨一點五十二分。

一個男人從巷子深處走出來。他低著頭，步子很快。襯衫下擺一半塞在褲腰里，一半露在外面。他經過我身邊時，我聞到了廉價威士忌的味道。還有汗味。他沒有看我。

兩分鐘后，帶路的人從黑暗里探出半個身子。她朝我招了招手。

我跟著她走進一條更窄的支巷。兩側的房子幾乎貼在一起。頭頂全是電線和晾曬的衣物。雨水順著塑料棚的縫隙滴下來，打在鐵皮屋頂上。聲音很密，很悶，像有人在敲鼓。

她在第三扇門前停下來。敲了兩下。停頓三秒。又敲了兩下。

門開了。

走廊的燈光昏黃得像快要熄滅的蠟燭。一個年輕女人站在門框里。她穿著亮橙色的紗麗，妝化得很濃。眼圈畫得很重，嘴唇是暗紅色的。但紅色已經開始褪了，露出底下干裂的唇紋。她的頭發濕漉漉的。不知道是被雨淋的，還是剛洗過。

“進來吧。”她說。

她的聲音比我想的要低沉。但很柔和。

她叫普麗雅。她后來告訴我，普麗雅不是她出生時的名字。是她自己取的。意思是“被愛的人”。

“因為我這輩子最缺的東西，就是愛。”她說。

房間大約六平方米。一張床墊占了三分之二。床墊上鋪著褪色的床單。旁邊有一個塑料水桶，桶沿上搭著一條灰毛巾。墻上釘著幾根釘子，掛著三四件紗麗。粉紅的，寶藍的，翠綠的。角落里有一個塑料梳妝臺。鏡子裂了一道縫。臺面上散著口紅、粉餅、幾瓶激素藥片，還有一包打開的避孕套。

沒有窗戶。唯一的通風口是門上方的幾道鐵格柵。

“坐吧。”她指了指床墊一角。

她自己盤腿坐在對面。從床墊下摸出一包煙。抽出一根。點燃。

第一口煙吐出來的時候，她整個人像是松了弦。肩膀塌下去。眼睛微微瞇起。

“你來得正好。”她沖我扯了扯嘴角，“今晚我不想睡。不想做噩夢。”

我沒有問她噩夢的內容。

但后來，在斷斷續續的敘述中，我漸漸明白了。那些夢里有童年老宅的門被永遠關上的聲音。有街上男孩們扔來的石頭。有客人掐在她脖子上的手指。

“你知道嗎？”她吐出一口煙，眼神空洞地望著巷口那盞忽明忽暗的路燈，“我的身體是一場戰爭。一場沒有人看得見的戰爭。”

窗外響起一陣摩托車引擎的轟鳴。有人用印地語罵了一句臟話。遠處有警笛聲，但很快就消失了。

卡馬提普拉的夜晚從來不會真正安靜。

就像普麗雅的心一樣。

她彈了彈煙灰，開始講她的故事。

離家——那扇門再也沒為我打開

普麗雅出生在孟買以北三百公里外的一個小城。

名字叫賈爾岡。那地方以香蕉種植和紡織業聞名。悶熱，塵土飛揚。到處都是牛和摩托車。

“我父親是個裁縫。”她說，“一輩子低著頭在縫紉機后面。很少說話。我母親生了七個孩子，我是第六個。前面五個都正常——三個男孩，兩個女孩。”

她特意強調了“正常”這個詞。嘴角微微抽動了一下。

“我出生的時候，接生婆喊了一聲‘天哪’。我母親后來告訴我，她以為我死了。但接生婆喊不是因為那個。是因為我的身體。同時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

在印度農村，雙性人被認為是不祥之兆。有人說是神的懲罰。有人說是魔鬼的禮物。普麗雅的父母不知道該怎么辦。他們聽了村里長老的話，在出生證明上填了“男”。

“所以他們把我當男孩養。”普麗雅說，“給我取了個男孩的名字，叫拉維。讓我穿短褲，剃短發。但我五歲的時候，就知道那不是真的。”

她記得自己第一次偷偷穿上姐姐的舊紗麗。

那年她七歲。姐姐出嫁了，留下幾件穿舊的衣服。她趁家里沒人，把紗麗裹在身上。站在鏡子前看了很久。

“我覺得那是第一次。我看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那個人是我。不是別人，是我。”

后來她又偷偷用母親的口紅。在眉心點了一個紅點。她對著鏡子笑，笑出聲來。

然后母親回來了。

“我母親看到我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我這輩子都忘不了。不是憤怒，是恐懼。她看著我的眼神，就像看著一條毒蛇。”

母親打了她。用掃帚，打了很久。她沒有哭。因為哭只會讓母親打得更狠。

從那以后，家里開始管她。不準碰姐姐的衣服。不準靠近母親的化妝臺。父親把她叫到跟前，只說了一句話：“你要做個男人。這個家里不需要怪物。”

“但我做不了男人。”普麗雅說，聲音很輕，“就像你讓一只鳥學游泳，讓一條魚學飛翔。我做不了。”

十二歲那年，事情徹底崩了。

幾個表兄把她堵在院子后面的空地上。他們聽說了關于她的傳聞。說她不男不女。說她是個“海吉拉”。他們想親眼看看。

“他們扒了我的褲子。四個表兄，最大的十六歲，最小的九歲。他們把我按在地上，讓全村的人看我的身體。”

她停頓了很久。

煙燒到了手指。她沒有察覺。她猛地縮回手，把煙蒂扔在地上踩滅。然后又從煙盒里抽出一根，點上。

“然后他們開始笑。笑完之后，他們告訴所有人，說我是個‘查金卡’。就是太監，人妖，怪物。我跑了。跑回家，把門鎖上，躲在床底下。”

但那件事之后，整個村子都知道了。人們開始在街上朝她扔石頭。孩子們追著她喊“海吉拉，海吉拉”。有一次，一個男人在市場上當眾扇了她一巴掌。說她不男不女的樣子會給他家帶來厄運。

她父親沒有為她說過一句話。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門口。”普麗雅說，“他站在門檻里面，我站在門檻外面。他說：‘你走吧。你已經不是我的孩子了。’我說：‘爸爸，求求你，我改。我什么都改。’他說：‘你改不了的。你生下來就是錯的。’”

那天晚上下著雨。和孟買今晚的雨一樣大。

“我站在門口敲了一個多小時的門。我聽到里面母親在哭，父親在吼。門始終沒有開。”

她十三歲。沒有錢。沒有食物。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

“我走了一整夜。沿著公路往南走。天亮的時候，我到了一座橋下面。蜷縮在那里，像一條狗一樣睡著了。”

遇見古魯——第一個說我“不是怪物”的人

普麗雅在街頭流浪了將近兩年。

她去過蘇拉特。去過艾哈邁達巴德。最后被一個卡車司機帶到了蘇拉特，然后他給她買了到孟買的火車票。

“那個司機沒有碰我。”她說，“他只是覺得我可憐。他把我送到孟買中央火車站，然后走了。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孟買中央火車站是這座城市最繁忙的交通樞紐。每天有數十萬人從這里經過。普麗雅在那里睡了三個月。白天翻垃圾桶找食物。晚上躲在候車大廳的角落里。

“有一個老太太經常給我吃的。她是賣茶的小販，每天收攤的時候會把剩下的炸面餅給我。她是我在孟買遇到的第一個好人。”

但好人無法改變她的處境。她瘦得皮包骨頭。頭發打結。身上長滿了疥瘡。她開始覺得自己快要死了。

“然后我遇到了拉吉古魯。”

拉吉古魯是一個海吉拉社群的長者。五十多歲。穿著深紅色的紗麗，戴著一副金邊眼鏡。她在火車站物色流浪的男孩。那些身體和性別特征模糊的孩子。那些被家庭拋棄的孩子。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來，看著我的眼睛。她說的第一句話是：‘你不是怪物。你是巴胡查拉·瑪塔女神祝福過的孩子。’”

巴胡查拉·瑪塔是海吉拉社群信仰的女神。傳說她保佑那些不男不女的人，賜予她們特殊的力量。

“我當時不知道巴胡查拉·瑪塔是誰。但她說‘你不是怪物’的時候，我哭了。我哭了整整一個小時。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訴我，我不是怪物。”

拉吉古魯帶她去了海吉拉社群的“家庭”。一個位于孟買北部郊區的老舊公寓。那里住著二十多個海吉拉。從十幾歲到六十多歲都有。

“她們給我洗澡，給我涂藥膏，給我穿上了紗麗。我第一次穿上紗麗的時候，所有人都在鼓掌。拉吉古魯說：‘你看，你天生就是為紗麗而生的。’”

那一天，她給自己取了名字。

普麗雅。被愛的人。

“因為從小到大，沒有人愛過我。我想，如果我給自己取一個這樣的名字，也許有一天，它會變成真的。”

海吉拉社群有一個嚴格的師徒制度。每個新人都要拜一個“古魯”為師。古魯負責照顧她，教她規矩，幫她找到生存的方式。作為回報，新人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交給古魯。

“拉吉古魯是我的古魯。她很嚴厲，但她從不打我們。她說：‘外面的人會打你們，但在這個家里，你們是女王。’”

普麗雅學會了海吉拉的傳統技能。在新生兒出生和婚禮慶典上唱歌跳舞。賜福給那些愿意給錢的人。

“以前人們相信海吉拉的祝福能帶來好運，詛咒會帶來災禍。所以我們去人家門口唱歌，他們就會給錢。不給錢的話，我們就唱歌唱到他們給。很多人怕我們的詛咒，所以會給。”

但那是以前。

賜福與乞討——傳統正在死去

普麗雅告訴我，海吉拉的賜福傳統正在消亡。

“現在的年輕人不信這些了。他們覺得我們是乞丐，是討厭鬼。以前人們至少怕我們，現在他們什么都不怕了。”

她描述了一次賜福的經歷。

她和幾個姐妹去一個新婚夫婦的家門口唱歌。她們穿著最好的紗麗，化了濃妝。敲著手鼓，唱傳統的祝福歌曲。

“那個新郎出來，給了我們十盧比。不到一塊錢人民幣。姐妹說太少了，我們繼續唱。然后新郎的哥哥出來，朝我們潑了一盆臟水。罵我們是‘垃圾’，叫我們滾。”

這樣的事情越來越頻繁。

賜福的收入越來越少。不足以養活一個二十多人的海吉拉家庭。

“拉吉古魯老了，身體不好。家里需要錢。姐妹們有的去乞討，有的去做……那種事。”

“那種事”，就是賣淫。

普麗雅說，她不想做這一行。她掙扎了很久。

“我是巴胡查拉·瑪塔的信徒。做這種事是對女神的褻瀆。但如果不做，我會餓死。姐妹們也會餓死。”

她二十一歲那年，第一次接了客人。

“那個男人是個市場里的搬運工。五十多歲，渾身汗味。他給了我兩百盧比。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他走以后，我吐了。我把兩百盧比攥在手里，哭了很久。”

“但我告訴自己，這是為了活下去。只要靈魂還在，身體可以被偷走，但靈魂不行。”

從那以后，她搬到了卡馬提普拉。這里房租便宜，客源穩定。拉吉古魯一開始反對，但后來也默許了。因為普麗雅每個月都會把一半的收入寄回給古魯。幫助家里其他姐妹。

“我恨這里的每一條巷子，每一面墻，每一盞燈。但這里是我的家。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夜與日——性工作者的日常

我問普麗雅，一天是怎么過的。

她想了想。

“沒有‘一天’。只有‘夜’和‘日’。夜是工作，日是睡覺。有時候夜和日分不清。”

她通常下午五點起床。洗澡，用冷水——房間里沒有熱水器。然后化妝，選一件干凈的紗麗穿上。

“穿得鮮艷一點，客人才會選你。”

六點左右，她開始站在巷子里。或者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

“你不能一直站著，警察會來。也不能坐著，客人看不到你。你要在站和坐之間，在合法和非法之間，在自尊和屈辱之間，找到一條縫。”

她的客人大部分是底層的體力勞動者。卡車司機。退休的老人。偶爾也有穿襯衫的上班族。

“價格是三百盧比一次。有時候客人砍價，兩百也做。但低于兩百就不行了。我會覺得連自己的身體都不值兩百塊，那太悲哀了。”

她告訴我，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習慣。

“有的很快。進來，脫衣服，完事，走人。全程不說話。有的很慢。他們要摸你，親你，說很難聽的話。有的喝醉了，會打人。有的……很溫柔。”

她沉默了一會兒。

“有一個中年男人。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六來找我。他從來不做那種事。他進來，坐在床墊上，把頭埋在我的膝蓋上，哭。他哭很久。哭完，放下兩百盧比，走了。他從來沒告訴我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為什么哭。但每次他哭的時候，我也會想哭。”

我問她，有沒有遇到過讓她害怕的客人。

“有。很多。”

她說有一次，一個喝醉的男人掐住了她的脖子。

“他的手很粗，像鐵鉗一樣。我喘不過氣來，眼前發黑。我以為我要死了。后來他松手了，因為他忽然尿急，去上廁所了。我趁他上廁所，跑了出去。”

她沒有報警。從來沒有。

“警察？警察比客人還可怕。”

她告訴我，卡馬提普拉的警察經常來“檢查”。所謂檢查，就是索賄。

“他們要錢。不給就威脅逮捕你。海吉拉在警察局里是什么待遇，你知道嗎？他們會把你關在男犯人的牢房里。那些男犯人會對我們做什么，你想都不敢想。”

2014年，印度最高法院承認第三性別。

普麗雅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正在這條巷子里被一個醉酒的客人扇耳光。

“法官大人說我是合法的了。”她笑了一下。笑聲很輕，像風干的樹葉。“但打我的人不在乎。警察不在乎。醫院里的人不在乎。我拿著那張寫著‘O’的身份證，去政府醫院看病。護士看到性別欄寫‘其他’，當著所有人的面問我：‘你到底是什么東西？’”

“我到底是什么東西。”她重復了一遍這句話。

“我不是東西。我是人。但沒有人看得到。”

姐妹——唯一的家人

普麗雅說，她這輩子最親的人，不是父母，不是兄弟姐妹。

是海吉拉社群里的姐妹們。

“她們知道你的痛苦。因為她們也經歷過一模一樣的痛苦。你不用解釋。”

她給我講了迪婭的故事。

迪婭比她大兩歲。來自南部卡納塔克邦的一個小村莊。和普麗雅一樣，她因為性別身份被家庭拋棄，被海吉拉社群收養。

“迪婭是舞者。她跳舞的時候，所有人都以為她是電影明星。她的腰那么軟，手那么好看，眼睛會說話。”

迪婭不做性工作。她只乞討和賜福。

“她說她寧愿餓死，也不讓男人碰她的身體。”

但去年，迪婭死了。

“她在街頭乞討的時候，幾個男孩朝她扔石頭。罵她‘海吉拉’、‘人妖’、‘查金卡’。她跑，他們追。她摔倒在水溝里，后腦勺磕在水泥板上。等我們找到她的時候，她已經不會說話了。”

普麗雅說，迪婭在醫院躺了三天才死。

“第一天，她還能睜開眼睛。第二天，她一直在流口水，不說話。第三天早上，她的呼吸越來越慢，然后……停了。”

沒有人來調查。沒有警察來問話。沒有記者來采訪。

“我們報了警。警察說這是‘意外’，說那幾個男孩‘不懂事’，讓我們不要追究。我們去警察局鬧，警察把我們關了一夜。第二天放出來的時候說：‘再鬧就把你們都抓起來，以妨害公務罪。’”

海吉拉姐妹們湊了錢，給迪婭辦了一個簡單的葬禮。火化。骨灰撒在了阿拉伯海里。

“她活著的時候沒有人尊重她。死了，也沒有人在乎。只有我們記得她。”

普麗雅說到迪婭的時候，沒有哭。

“眼淚流干了。”她說，“我現在流的只有血。”

除了迪婭，普麗雅還有其他姐妹。

妮塔，三十四歲，是家里的“大姐”，負責管理日常開銷。索娜，十九歲，剛加入社群不到一年，還不太會化妝，每天晚上都在哭。拉吉古魯，六十一歲，身體越來越差，已經很少出門了。

“拉吉古魯最近一直在咳嗽。”普麗雅說，“她沒錢看醫生。我們也沒錢。有時候我覺得，她可能撐不過今年了。”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指。

“如果拉吉古魯死了，我不知道這個家還能不能撐下去。她是我們的根。沒有根，葉子都會散的。”

傷疤——來自一個醉漢的禮物

我注意到，普麗雅的左小臂上有一個傷疤。

那條疤痕長約五厘米，已經發白，但依然清晰可見。

我問她是怎么來的。

她低頭看了看，用手指摸了摸那道疤。

“客人咬的。”她說，“一個喝醉的客人。他進來的時候就已經站不穩了。我本來不想接他，但他把錢扔在地上，兩百盧比。我需要那兩百盧比。”

“他咬我的時候，我尖叫了一聲。他咬得更狠了。血從胳膊上流下來，滴在床單上。完事以后他倒頭就睡，打呼嚕。我坐在床墊邊上，看著自己的胳膊，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看到我胳膊上的傷，說了句‘對不起’，然后走了。再也沒有來過。”

“我沒有去縫針。沒有錢。傷口自己長好的，就留下了這道疤。”

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淡。

“每個姐妹身上都有疤。有的是客人留下的，有的是街上的人打的，有的是小時候家里人打的。這道疤不算什么。”

希望——那一點點光

我問普麗雅，對未來有什么期待。

她沉默了很久。

巷子外面傳來摩托車的聲音和叫罵聲。凌晨四點的卡馬提普拉，永遠有人在醒著受苦。

“我想開一家小店。”她終于說，“賣點零食、飲料、香煙什么的。不用大，能遮風擋雨就行。這樣我就不用再躺在那張床墊上等客人了。”

她頓了頓。

“我想被人叫‘普麗雅’。不是‘海吉拉’，不是‘人妖’，不是‘那個東西’。就是‘普麗雅’。”

她告訴我，有幾個年輕的姐妹正在嘗試學習縫紉和美發。

“我們有一個姐妹叫卡維塔。她在一家美容院學了三個月的手藝。她剪頭發剪得很好，比外面那些理發店還好。但美容院老板知道她是海吉拉之后，把她趕走了。老板說客人會害怕。”

“所以我們想，能不能自己開一個小店？姐妹們一起，你剪頭發，我化妝，她做美甲。我們不只會在街上唱歌跳舞。我們也可以工作，可以交稅，可以做一個普通人。”

“但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張寫著‘第三性別’的身份證。我們需要有人愿意給我們一個機會。一個機會，就一次。”

她又提到一個人——加亞特里。

加亞特里是普麗雅在社群里的另一個姐妹。比她小兩歲。加亞特里不一樣。她聰明，愛讀書。

“加亞特里是我們家里唯一一個上過高中的人。她離開家的時候已經十六歲了，比我們都大。她讀書很好。拉吉古魯說，‘你一定要繼續讀書’。所以她白天上學，晚上和我們一起乞討。”

“后來她考上了大學。孟買大學的，社會學系。她是海吉拉社群里面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

普麗雅說起加亞特里的時候，眼睛里有光。

“加亞特里現在在一個非政府組織工作，幫助那些剛離開家的海吉拉孩子。她給我們家里寄錢，每個月都寄。她說她這輩子要做的事情，就是讓更多的海吉拉能讀書，能工作，能像正常人一樣活著。”

“每次想到加亞特里，我就覺得還有希望。不是因為我也有希望上大學——我沒有那個腦子。是因為如果她能做到，就說明我們不是天生就該在這條巷子里腐爛的。”

她掐滅了煙頭，看著墻上那條裂縫。

“也許有一天，我能攢夠錢，開一家小店。店名叫‘普麗雅的店’。門口掛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本店店主是海吉拉。但我們賣的是好貨，不是厄運。’”

她笑了。

這是她今晚第一次真正地笑。

深夜獨白——如果明天我不在了

煙抽完了。

雨停了。

窗外開始有鳥叫。那種清晨特有的、稀疏的、試探性的叫聲。

普麗雅站起身，走到門口，把門推開一條縫，看了看外面。

“天快亮了。”她說，“我要睡了。”

但她沒有關門。她靠在門框上，回頭看著我。

“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我明天不在了，會有人找我嗎？”

“姐妹們會。但她們能做什么呢？她們會哭一場，然后繼續活下去。”

“警察不會。我的家人不會。那個在我膝蓋上哭的中年男人，也許會在某個星期六發現我不在了。但他不會去問為什么。他只會找另一個海吉拉，把膝蓋埋在她的腿上。”

她忽然問了我一個問題。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嗎？我最怕的不是死。我最怕的是，我死了以后，沒有人知道我曾經活過。”

“沒有人知道有一個叫普麗雅的人。她喜歡穿粉色的紗麗。她抽煙的時候會把煙灰彈進一個舊瓶蓋里——因為怕弄臟床單。她每天早上都會對著那個裂了縫的鏡子說三遍‘你很美’。她最大的夢想是開一家小店。她愛她的姐妹們。她曾經愛過一個男人——那個男人在她的膝蓋上哭過。”

“沒有人知道這些。他們只知道‘有一個海吉拉妓女死了’。就像死了一條流浪狗一樣。”

她低下頭，用手指擦了一下眼角。

我分不清那是眼淚還是困倦的淚水。

“你是記者。你寫了這篇文章，也許有人會看。看了以后，也許有人會說‘真可憐’。然后他們翻到下一篇文章，忘了。”

“但我想讓你記住一件事——”

她的聲音在凌晨的寂靜中很清晰。

“我不是一個‘問題’。我不是一個‘案例’。我不是一個‘群體’。我是一個人。一個每天早晨醒來、害怕面對今天、但依然面對了的人。”

“我賣身，但我不想賣靈魂。”

“靈魂是我唯一能帶進墳墓的東西。”

天亮的時候

我離開的時候，孟買的天已經亮了。

卡馬提普拉的巷子里有了早晨的動靜。賣茶的小販推著車來了。幾只流浪狗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一個女人在水龍頭前洗衣服，水聲嘩嘩的。

我回頭看了一眼普麗雅住的那條巷子。

她站在門口。橙色的紗麗在晨風里輕輕擺動。她沒有揮手，也沒有說話。只是站在那里。像一個被遺忘在角落里的影子。

后來我查了一些數據。

根據印度國家艾滋病控制組織2019年的估算，印度約有50萬海吉拉。其中超過60%的人沒有接受過中學教育。超過80%的人被迫從事乞討或性工作以維持生計。

針對海吉拉的仇恨犯罪報案率不足10%。定罪率更低。2021年，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的數據顯示，針對跨性別者的暴力案件在三年內增長了280%。但真實數字可能遠高于此。因為絕大多數案件從未被記錄在案。

2014年的“第三性別”裁決被聯合國稱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步”。但對于卡馬提普拉巷子里的海吉拉們來說，那張寫著“O”的身份證，并沒有改變任何東西。

門依然關著。石頭依然飛過來。拳頭依然落下來。

我走了很遠，又回頭看了一眼。普麗雅的門已經關上了。巷子里空空蕩蕩，只有幾只烏鴉蹲在電線上。偶爾發出一聲嘶啞的叫聲。

我想起她說的那句話：“我怕的是，我死了以后，沒有人知道我曾經活過。”

所以我寫下這些文字。

不是為了改變什么。我改變不了。

但至少，有一個人曾經活過。她叫普麗雅。她喜歡穿粉色的紗麗。她愛她的姐妹們。她最大的夢想是開一家小店。

她賣過身，但她沒有賣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