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管理層及員工集體退繳薪酬，遲來的追責終至

恒大管理層及員工集體退繳薪酬，遲來的追責終至

文/資深國際政治軍事觀察員
2026年4月14日 深圳/北京

窗外的深圳，木棉花開得正艷，但這座城市的空氣里似乎依然彌漫著一種說不清的焦慮。今天是2026年4月15日，距離恒大債務危機爆發已經過去了四年半。對于很多人來說，恒大這兩個字早已不是一家企業的名字，而是一個時代的注腳，甚至是一道尚未愈合的傷疤。

就在這個春天，一場關于“遲到正義”的清算終于落下了實錘。恒大集團針對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及部分員工的退薪工作，像一場遲來的暴雨，徹底淋濕了那些曾經在地產黃金時代肆意狂歡者的衣衫。這不是一次普通的企業內部整改，這是一場涉及數萬家庭、數千億資金，關乎中國資本市場法治底線的“國家級清算”。

作為一名長期觀察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的觀察者，我看過太多高樓起，看過太多樓塌了。但恒大這一案，其復雜性、其殘酷性、其標志性意義，在中國商業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它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是關于公平、關于責任、關于那個“躺著賺錢”時代的終結。

一、 漫長的三年：從驚雷到細雨

把時鐘撥回2021年9月。那是恒大財富無法兌付理財產品的至暗時刻。當時的市場恐慌如今想來仍心有余悸，但誰也沒想到，真正的“秋后算賬”會等到三年后的2024年11月底。

為什么是三年？因為法律的齒輪轉動需要時間，更因為利益的盤根錯節需要理清。

2023年8月，深圳警方對恒大財富的立案偵查，是第一聲真正的號角。這意味著事情的性質變了，不再是企業經營不善，而是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緊接著，2024年3月，證監會那份沉甸甸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徹底撕開了恒大的畫皮——2019年虛增收入2139億，虛增利潤407億；2020年虛增收入3501億，虛增利潤512億。

這是什么概念？這不僅僅是數字游戲，這是把紙面上的財富變成了高管口袋里真金白銀的薪酬。

到了2024年8月5日，恒大清盤人在香港高院起訴許家印、夏海鈞等7人，追索60億美元。這一招“關門打狗”，直接鎖定了核心層的資產。三個月后，2024年11月29日，那封要求退繳薪酬的通知，終于發到了每一位相關員工的手機上。

這三年的等待，對于那些買了恒大爛尾樓的業主、那些血本無歸的理財受害者來說，太漫長了。但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這三年是在織一張法網，一張足以兜住這些巨頭的巨網。

二、 天價薪酬的黑幕：誰在裸泳？

當我們翻開恒大的舊賬本，那種“紙醉金迷”的氣息撲面而來。這哪里是企業，簡直就是一臺印鈔機，專門為極少數人印鈔。

2017年到2021年，恒大主要管理層的薪酬總額超過54億元。54億！這是多少普通家庭幾千年都賺不到的財富。

最刺眼的名字叫夏海鈞。這位“中國最貴打工仔”，2017年一天就能賺74萬元。五年時間，他從恒大拿走了10.72億元。哪怕按現在15%的退繳比例，他也要吐出1.6億。但這1.6億對他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

還有任澤平，這位號稱“年薪1500萬”的首席經濟學家，三年多拿走近5000萬。潘大榮、史俊平，這些名字背后都是千萬級的年薪。

我們不禁要問：這些錢，真的是他們“創造”的價值嗎？

證監會的處罰告訴我們：不是。這些錢，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虛假業績上的“空中樓閣”。他們是在分食投資者的血肉，是在分食國家金融安全的基石。當一家企業的利潤有60%到80%是虛構的時候，發給高管的每一分錢，本質上都是詐騙所得。

這不僅是貪婪，更是對商業倫理的踐踏，對法律尊嚴的挑釁。

三、 基層的悲歌：被碾碎的“螺絲釘”

如果說高管的退薪是“割肉”，那么基層員工的退薪就是“剔骨”。

這次退薪政策最讓人意難平，也最引發社會爭議的，就是那個“雙重標準”：理財傭金全額退（100%），高管工資只退15%。

我在調研中認識了張樺（化名）。她只是一個前行政主管，2020年就離職了。2024年11月，她突然接到前同事的電話，要求她退還1900元的理財傭金。

這1900元，是她當年為了完成KPI，硬著頭皮讓母親買了20萬理財產品換來的。結果呢？恒大爆雷，母親的20萬只拿回不到2萬，虧損8萬多。現在，公司不僅不賠她的錢，還要她把那1900元的“提成”吐出來。

“我自己家里虧了8萬，還要倒貼公司1900元，這找誰說理去？”張樺在電話里哭著對我說。

還有更慘的。一位一線銷售，自己投了80萬進去，血本無歸，現在卻被要求退還12萬的傭金。他現在連飯都吃不上，拿什么退？

更荒謬的是，很多離職五六年的員工，早已轉行，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卻突然被這筆“舊賬”找上門。對于高管來說，退繳是“割肉”；對于基層來說，這是“逼命”。

這種政策設計，從執行層面看或許有其“法理依據”——非法集資的傭金屬于違法所得，必須全額追繳。但從人情和社會公平的角度看，這無疑是在向那些最無力反抗的人揮刀。

基層員工是什么？他們是龐大機器上的螺絲釘。當年公司要求全員營銷，不買理財就扣績效，他們敢不買嗎？他們是被裹挾的受害者，如今卻成了被追責的“共犯”。

四、 貓鼠游戲：高管的資產大逃亡

就在基層員工為幾千塊錢發愁時，那些真正的“大魚”在哪里？

夏海鈞的操作堪稱“教科書式”的金蟬脫殼。早在2021年8月，恒大危機爆發前夜，他就精準減持了恒大物業和恒大汽車的股票，套現1.16億港元。緊接著，他又拋售了1.28億美元的債券，雖然虧了點，但保住了本金。

2024年6月，就在清盤訴訟期間，他又急售香港柏傲山豪宅，折價虧損7800萬港元也要賣。為什么？因為他嗅到了危險的氣息，他在轉移資產，他在通過“洗大澡”的方式藏匿財富。

這種行為，不僅是不道德，更是涉嫌犯罪。所以我們看到了香港高院的“瑪瑞瓦禁令”，凍結了他高達600億港元的資產。2026年初，香港上訴法庭駁回了他的上訴，這意味著這張網正在收緊。

但這也暴露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對于擁有復雜離岸架構、海外信托的頂級富豪來說，追贓的難度極大。他們有最好的律師團隊，有最隱秘的資金渠道。相比之下，基層員工的工資卡就在那里，一查一個準，一凍一個死。

這就是為什么公眾會憤怒地質疑：這是不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

五、 法治的亮劍：不僅是退薪，更是追贓

面對質疑，我們需要從法律層面看清這次行動的本質。

很多人問：當年發的工資，合法合規，為什么現在能要回去？

這里有個核心概念：這不是簡單的“退薪”，這是司法層面的“追贓”。

根據《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意見》，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的資金屬于違法所得，用這筆錢支付給員工的傭金、提成，必須依法追繳。這就是為什么基層員工的理財傭金要100%退還——因為那是贓款的一部分。

至于高管的工資，情況更復雜。2025年9月證監會發布的新版《上市公司治理準則》明確規定：因財務造假追溯重述財報的，必須追回高管超額發放的薪酬。2024年證監會的處罰認定了恒大造假，所以現在的退薪，是依據新法對舊賬的清算。

更重要的是，這確立了一個原則：高管的薪酬不再是“旱澇保收”的鐵飯碗，而是與企業真實業績掛鉤的“風險抵押金”。如果你的業績是假的，你的薪酬就是不當得利，國家有權也有義務把它拿回來。

這在中國資本市場法治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轉折點。它打破了“離職免責”的潛規則，確立了“終身追責”的硬規矩。

六、 行業的余震：地產金領夢碎

恒大這只靴子落地，砸暈了整個房地產行業。

萬科，曾經的優等生，2024年虧損494億，2025年又虧了820億。雖然郁亮等高管辟謠了“退薪傳聞”，但那種風聲鶴唳的氛圍是掩蓋不住的。碧桂園的楊惠妍、莫斌，直接把年薪降到了12萬元——這不是作秀，這是求生，也是姿態。

融創等其他出險房企，也在經歷類似的司法追責。整個行業都在“刮骨療毒”。

過去二十年，地產行業是中國的造富神話。只要能拿地、能融資，就能拿天價年薪。那種“無論公司死活，高管先富”的怪象，終于要結束了。

未來的地產高管，薪酬結構將徹底改變。股權激勵要有更長的鎖定期，獎金要和交付、回款強綁定，甚至要引入“追索扣回機制”——公司倒閉了，之前發的獎金也要吐出來。

這對國家來說是好事，對行業來說是陣痛，但對社會公平來說，是必要的代價。

七、 公平的拷問：我們真的做到了嗎？

盡管大方向是正義的，但在執行細節上，依然有很多讓人意難平的地方。

第一，退繳比例的“雙標”問題。高管只退15%，基層退100%。雖然法律依據不同（一個是績效追回，一個是贓款追繳），但在普通老百姓眼里，這就是“刑不上大夫”。夏海鈞拿了10億，退1.6億，還剩8億多，依然是富豪；基層員工拿了幾千傭金，退回去就是全家的生活費。這種落差，如何服眾？

第二，稅的問題。通知里沒說退的是稅前還是稅后。如果是稅后，員工當年交的個稅怎么算？稅務局會退嗎？如果不退，員工等于雙重損失。

第三，資金去向?；鶎訂T工退回來的這些“傭金”，最后去了哪里？是進了國庫，還是用于賠付爛尾樓業主？目前看，這筆錢大概率是作為涉案資產被凍結，用于統一清償。但對于那些已經山窮水盡的基層員工來說，這種“遠水”解不了“近渴”。

這些問題，不僅是法律技術問題，更是社會治理的溫度問題。如果追責的過程本身造成了新的不公，那么正義的成色就會打折。

八、 終章：一個時代的落幕

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恒大退薪事件，注定會被寫入中國商業史。

它標志著那個“野蠻生長”時代的徹底終結。在那個時代，膽量比管理重要，杠桿比產品重要，關系比法治重要。

恒大用2.6萬億的債務，換來了一個慘痛的教訓：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

這場退薪風暴，追回的8億元對于2.6萬億的債務來說，確實是杯水車薪。但它的象征意義遠大于金錢——它告訴所有后來者：不要以為可以通過財務造假蒙混過關，不要以為離職了就能一走了之，不要以為法律的利劍揮不到你的頭頂。

它撕開了地產金領的遮羞布，讓人們看到，那些西裝革履的精英，在潮水退去時，可能只是一群裸泳的既得利益者。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場清算還沒有結束。許家印的案還沒判，夏海鈞的資產還在博弈，無數爛尾樓還在等待復工。

對于那些基層員工，我充滿了同情。他們是時代的塵埃，卻背負了最重的大山。但對于那些掏空公司的高管，我沒有絲毫憐憫。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不會因為任何人的哀嚎而停留。恒大的故事翻篇了，但關于公平與正義的追問永遠不會停止。

當退薪通知成為一種“遲到的正義”，當基層員工的微薄收入被強制劃扣，而巨頭們仍在海外通過復雜的信托基金享受生活，我們是否真的建立起了一個讓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敬畏的法治環境？

盛宴已散，貪婪者買單的時刻到了。但這單，買得夠不夠徹底？買得夠不夠公平？

這不僅是恒大的問題，也是留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思考題。畢竟，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里，不應該只有小人物在為大人物的錯誤買單，更不應該讓“責任”二字，成為弱者的枷鎖，強者的通行證。

當法律的追光燈終于打在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巨頭身上時，我們是否也該問問：下一個被照亮的，會是誰？而那些已經隨風而逝的無辜者的眼淚，又該由誰來擦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