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國安會前伊朗事務主任：時間站在伊朗一邊｜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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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4月14日，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伊朗事務主任并參與特朗普政府對伊談判的內特·斯旺森（Nate Swanson）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4月12日美伊未能在巴基斯坦達成停戰協議后，戰事與談判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文章提出了幾點分析：

1. 伊朗決策機制仍表現出分散、連貫和果斷的特點，但由于損失大量高層，當前正處于轉型的早期階段。美伊談判的命運，或將取決于特朗普如何應對伊朗國內政治的演變，以及其對伊朗可能讓步幅度的判斷。

2. 特朗普雖于4月13日啟動“反封鎖”，試圖以此削弱伊朗對海峽的控制權并切斷其新的收入來源，但時間站在伊朗一邊。伊朗已證明可承受長期經濟壓力，而特朗普則需面對美國國內經濟和選舉帶來的制約。

3. 在核能力、導彈計劃和代理人體系接連受挫后，海峽控制力已成為伊朗新的關鍵威懾來源。它不僅能直接沖擊全球貿易和能源市場，也可借此抬高美以再次對伊動武的成本。

4. 伊朗既不太可能因軍事壓力屈服，也不會因經濟脅迫作出根本讓步。未來較現實的前景，是圍繞高濃縮鈾庫存、部分制裁解除和海峽通航等議題達成有限協議，而非出現具有根本轉折意義的大和解。

內特·斯旺森（Nate Swanson）

大西洋理事會常駐高級研究員兼伊朗戰略項目主任。他于2022年至2025年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伊朗事務主任。2025年春夏兩季，他曾是特朗普政府伊朗談判團隊的成員。

上周末，美國與伊朗未能在巴基斯坦達成結束這場戰爭的協議。乍看之下，雙方立場相去甚遠。美國希望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通航，對伊朗核計劃施加重大限制，并限制伊朗的導彈武庫及其對黎巴嫩民兵組織真主黨等代理人的支持。伊朗方面則希望將其對海峽的控制轉化為收益，獲得全面制裁解除（包括被凍結資產的解凍），在黎巴嫩實現停火，更重要的是，得到美國和以色列不會恢復對伊戰爭的持久保證。

圖示美伊停火談判核心訴求存在明顯分歧。

此次談判之所以帶上了異乎尋常的緊迫感，部分原因在于，伊朗發現了一張新的王牌：它有能力有效的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這一手段在制造談判籌碼方面效果顯著，以至于4月13日，特朗普也啟動了自己的封鎖，誓言阻止任何與伊朗港口發生往來的船只進出海峽。

特朗普這場“反封鎖”能否奏效，取決于伊朗是否比美國更能承受短期經濟痛苦。盡管美國和伊朗的立場看起來南轅北轍，但結束戰爭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美國以極其有限的收益為代價，給全球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與此同時，伊朗的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數千名伊朗人喪生，而伊朗為挺過美以攻勢，也付出了犧牲其與海灣鄰國關系的代價。

隨著華盛頓和德黑蘭進入這場沖突一個新的、危險的階段，美國將不得不面對一個正在演變中的伊朗政權。盡管迄今為止該政權表現出相當強的韌性，但它仍面臨系統性問題，并且正處于轉型的早期階段。

因此，美伊談判的命運，將取決于特朗普如何應對伊朗國內政治變化，以及他對于“什么是可以實現的”的判斷，是否符合伊朗的現實。

從短期看，特朗普需要在戰術上保持靈活，在盡可能少讓步的情況下結束戰爭，并維持霍爾木茲海峽的開放。但從長期看，他則需要一套連貫的戰略——而這恰恰是他在發動這場戰爭之前未能制定出來的。

“橋頭巨魔”（THE BRIDGE TROLLS）之戰

這場戰爭帶來的一個悖論式且很可能長期存在的遺產是：伊朗在軍事上遭到重創，卻也重新建立起了威懾力。

過去幾十年來，伊朗的安全架構大體由三個彼此分明的支柱構成：導彈計劃、制造核武器的潛在能力，以及對哈馬斯、真主黨等非國家代理人和武裝組織的支持。

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襲擊之后，以色列在美國支持下打擊了這三大支柱。以色列重創了哈馬斯和真主黨，并于2025年6月與美國一道摧毀了伊朗大部分核基礎設施。及至2026年2月28日以美對伊朗發動攻擊時，伊朗的導彈計劃看起來已是其僅存的威懾或報復手段。

然而，最新一輪交火所證明的是，伊朗手中其實還有另一項工具：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伊朗已經表明，它只需付出相對有限的代價，就能夠切斷這條狹窄水道的通行。海峽對全球貿易和美國利益的影響，是伊朗其他工具所無法比擬的。

伊朗的地理位置，再加上相對廉價且簡易的技術手段，使其封鎖海峽的效果極具殺傷力。戰爭剛一開始，伊朗便襲擊了至少兩艘其聲稱“非法穿越”海峽的船只。事實上，這兩艘船與伊朗政權本身存在關聯，但破壞性后果已經造成。襲擊引發海運保險機構恐慌并撤回承保，致使大量船只滯留在波斯灣。今后，伊朗只需復制類似策略，便足以控制海峽并施加相當可觀的影響力。要讓商業航運陷入停擺，并不需要多大代價。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公布了其所稱的通過海峽時應遵循的允許航線，“以避免可能與水雷發生碰撞”。圖源：BBC

這一新獲得的籌碼，給德黑蘭帶來了巨大優勢。已有數十艘船只為穿越海峽向伊朗支付高額“過路費”。如果伊朗在戰后繼續這樣做，那么在其極度缺乏現金的時刻，這將成為一條重要收入來源。

更重要的是，自以色列于2024年重創真主黨以來，海峽如今實際上成了伊朗一直欠缺的那種安全保障；數十年來，真主黨對以色列及其他對象構成威脅的能力，一直是遏制外部對伊朗動武的重要因素。今后，包括特朗普在內的所有美國領導人，在考慮再次對伊朗發動戰爭或放任以色列實施打擊時，都會更加三思而后行，因為他們知道，伊朗有能力擾亂全球經濟。

特朗普正試圖通過建立自己對海峽的封鎖，來復制伊朗所取得的成效。此舉或許會增強特朗普在短期談判中的籌碼，因為這將剝奪伊朗決定哪些船只可以通過海峽的能力，并掐斷伊朗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然而，時間站在伊朗一邊。對伊朗政權而言，這是一場關乎生存的戰爭，因此它更有動力在更長時間內承受痛苦。伊朗已經頂住了近五十年的經濟脅迫。若談判破裂，伊朗將毫不猶豫地進一步打擊海灣國家的能源基礎設施，以此讓全球經濟承受代價。

與此同時，特朗普還必須顧及美國中期選舉前的國內輿論。伊朗正賭的是，先退讓的會是特朗普。

調整預期

從長期來看，美伊談判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于伊朗政權自身的未來走向。目前尚不清楚，伊斯蘭共和國會否以某種“朝鮮式”形態走出這場沖突——采取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和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艾哈邁德·瓦希迪似乎偏好的那種“焦土政策”——抑或將由特朗普政府所認為的更務實、也更善于權宜應變的人物所主導，例如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蓋爾·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

每一位仍留在臺上的革命衛隊領導人，如今都多少帶上了某種臉譜化色彩。

伊朗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格爾·加利巴夫（左）于2026年4月11日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與巴基斯坦總理謝赫巴茲·謝里夫交談。圖源：AP

但可以確定的是，伊朗維持整體運轉的能力，強于許多人的預期。2月28日之前，主張推動政權更迭的人士以及美國、以色列的戰爭規劃者普遍認為，只要清除像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和安全事務負責人阿里·拉里賈尼這樣的核心人物，政權就會隨之崩塌。盡管如此多領導人的死亡，可能會在戰爭結束后引發殘酷的內部傾軋，但迄今為止，伊朗的決策機制卻表現出分散、靈活、連貫且果斷的特點。

就連伊朗談判團隊的構成，也體現出這種態勢：阿巴斯·阿拉格齊（伊朗外交部長）和阿里·巴蓋里·卡尼（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外交政策副主任）這兩位政治對手，盡管路徑主張截然相反，仍暫時擱置分歧，以統一陣線代表伊朗出面談判。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內部政治的影響力，遠低于其自以為的程度。特朗普曾押注于通過轟炸迫使伊朗屈服，但這一做法失敗了。如今，隨著其海上封鎖啟動，他似乎正試圖在經濟和外交層面對伊朗施壓，而要在一個被壓縮的時間表內做到這一點，將十分困難。

特朗普想要摸索出一位可以與之打交道的領導人，就像他在委內瑞拉問題上所做的那樣。但特朗普并不是唯一一個試圖干預伊斯蘭共和國內政的美國領導人。羅納德·里根、比爾·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都曾試圖扶持體制內的溫和派，而喬治·W·布什和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則試圖推動政權更迭。然而，這些嘗試無一成功。

使談判更加復雜的是，伊朗領導人往往高估自己手中的籌碼，而且并不真正理解他們面對的美國對手。作為一名先后服務于多個美國政府的談判人員，我曾近距離見證這種互動模式，包括在2021年和2022年，當時伊朗與拜登政府正就重返特朗普于2018年退出的伊朗核協議展開談判。

那些談判之所以失敗，原因之一在于，伊朗認為談得越久，它就越能榨取更多讓步——例如取消額外制裁，哪怕這些讓步本身并無關緊要。但這種判斷源于對美國的根本性誤讀。喬·拜登總統最終叫停談判，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認為伊朗的拖延正在削弱協議本身的價值。在他看來，德黑蘭一邊斤斤計較、層層加碼，一邊卻在不斷推進其核能力建設，而這恰恰是美國試圖加以限制的。

如今，伊朗和美國都面臨犯下類似錯誤的風險。雙方大概都希望找到一個臺階，但極限施壓式的要求，再加上對對手缺乏準確理解，極大壓縮了談判成功的空間。特朗普似乎仍然相信，進一步施壓會改變伊朗的戰略盤算；而伊朗則依舊寄望于，特朗普最終會在某個時點退讓。

別急著抱太大希望

事后看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美國分析人士，可能都高估了戰前伊朗的脆弱性。但不可否認的是，伊朗當時如此，如今亦然，始終深陷創紀錄的高通脹以及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危機之中。

比如，伊朗的地下水儲備正被迅速耗盡。去年夏天，德黑蘭一度有半天時間自來水斷供，官方媒體甚至警告稱，部分人口可能不得不遷移。幾個月后，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公開承認，政府已無力滿足本國民眾的基本需求。德黑蘭數十年來沒有把資源用于社會項目，而是持續投入其核計劃和代理人網絡，而到2025年6月，這些投入實際上已幾乎失去價值。

今年1月，伊朗政權安全部隊殺害至少7000名伊朗抗議者之后，這一政權一度顯得十分脆弱。假如當時美國什么都不做，德黑蘭領導層今天的處境很可能會比現在更糟。這場戰爭卻在無意之中給了該政權一線生機，只不過這種續命只是暫時的。即便擁有了新的威懾手段，并可能獲得新的資金流入，伊斯蘭共和國仍然沒有解決戰前就已困擾它的任何系統性問題。

近期不要期待出現任何具有根本轉折意義的突破。伊朗原本就不可能因軍事壓力而屈服，恐怕也不會因經濟脅迫而就范。恰恰相反，伊朗很可能認為，在海峽關閉的情況下，時間站在自己這一邊，因為它比世界其他國家更能承受經濟壓力。畢竟，伊朗已在多年制裁之下艱難支撐至今。

因此，特朗普政府眼下的首要目標，應當是在盡可能小的代價下維護美國的核心利益——結束戰爭，并找到讓海上航運重新通過海峽的辦法；理想情況下，還應避免讓伊朗在這條水道上設立事實上的“收費站”。若是在幾周前，美國或許只需承諾美以停止打擊，就能夠實現這些目標。而現在，這個代價很可能已經更高了。

戰后的伊朗，可能會進入一段過渡期和內部權力斗爭期。在這一過程中，伊朗領導層不可能作出從根本上改變伊斯蘭共和國性質的讓步。較為有限的協議或許仍有可能達成。比如，伊朗可能會交出其高濃縮鈾庫存，以換取制裁緩解。但在一個領導層交替的階段，尤其是在伊朗自認為贏得了這場戰爭之后，任何具有根本轉折意義的協議都不太可能出現。

較為積極的一點在于，未來某個時點，最終從伊朗權力真空中脫穎而出的人物，將不得不作出選擇：是重復老哈梅內伊那套已經失敗的路線，還是把穩定與普通伊朗民眾的福祉置于更優先的位置。遺憾的是，特朗普無法決定伊朗的時間表。對他而言，最現實的選擇，是現在就退出這場戰爭，同時準備一套清晰、可信且簡明的對伊政策設想，明確美國希望從伊朗得到什么、又愿意拿出什么作為交換，并寄望于伊朗的下一位領導人會選擇一條更好的道路。

*文章原標題為“A Test of Wills in Iran-Trump Is Still Underestimating Tehran’s Resolve”,于4月14日發布于《外交政策》雜志。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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