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賣畫送他留學，郭沫若稱他與齊白石“南北二石”

南京，傅厚崗，一間并不起眼的畫室里。

畫案上，筆墨紙硯一一鋪開，旁邊總少不了一壺酒。主人右手執筆，左手執壺，仰頭飲上幾口，酒像一團火從喉管滑入胃中，熊熊燃燒，燒起一腔豪情。然后他落筆——散鋒揮掃，勢如風雨，墨色層層暈染，在山巒之間游走，在云水之間奔涌。

這個人叫傅抱石。他是二十世紀中國山水畫的最高峰之一，是郭沫若口中與齊白石并稱的“南北二石”，是徐悲鴻盛贊的“爐火純青”。他的作品曾被懸掛在人民大會堂迎賓廳，是所有進入宴會廳的貴賓必經之地的第一幅畫。

可他最常用的一方印章，刻著四個字：“往往醉后”。

在他心里，得意之作皆得之于酒的幫助。沒有酒，就沒有他筆下的那些排山倒海、元氣淋漓的山水，沒有那些高古出塵、飄逸灑脫的仕女，也沒有那幅與關山月合作的曠世巨制《江山如此多嬌》。他的酒壺與畫筆，如同一對孿生兄弟，陪著他從南昌貧民窟的刻字攤，走到東京銀座松坂屋的個展，走到重慶歌樂山金剛坡下的陋室，走到新中國畫壇的最高處。

一、貧民窟里刻石頭

1904年，傅抱石出生在江西南昌建德觀一帶的棚戶區。父母給他取名“長生”，只希望這個第七個孩子，能活著長大——前面的五個兄姐，都被貧窮和疾病奪走了性命。

父親是個修傘匠，收入微薄，入不敷出，還染了癆病，早早離世。母親在大戶人家當過丫頭，大字不識，卻希望兒子能做一個有志向的人。

在那個擁擠嘈雜的市井小巷里，到處都是討生活的手藝人。可小長生偏偏把目光投向了一個地方——鄰家的刻字攤。一個姓鄭的師傅每天擺一張小桌子，坐在那里刻章。長生就每天趴在一旁，看他篆刻印章，入了迷。

鄭師傅見他喜歡，就用廢棄的石料，隨手給他刻了一方印。小小的石頭沾上紅色的印泥，就能印出自己的名字——這一方紅印，照亮了一個貧苦少年的眼睛。從此，長生到處找石頭來刻，沒錢買紙，就在衣服上蓋章。被母親發現了要挨打，打完了，依然如故。

那時候，他還常常去一家叫“掃葉山房”的舊書店看書，一年到頭從不間斷。書店老板被他感動，破例把店中珍藏的善本、孤本借給他帶回家。他如獲至寶，用毛筆一筆一筆地抄下來，以此寫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國畫源流概述》，那年他還不足二十歲。

因為家貧，上學是奢望。一個巡警教他認字，私塾先生讓他免費旁聽，鄰居感動于他的勤奮，幫他破例插班入學。十七歲時，他以成績第一考入師范。畢業后留校任教，課余懸牌刻印，求印者眾，不多時便以青年篆刻家的名聲在南昌傳開。

可他心里裝著的，不只是刻石頭。他的第一方名章，是“其命惟新”。那一年，他還沒去日本，已經把這四個字刻進了骨頭里。

二十二歲，他遇見了命中的兩個人。

二、貴人徐悲鴻

1931年夏天，已經聲名赫赫的徐悲鴻來到南昌，住在江西大旅社。傅抱石得知消息，帶上自己的書畫篆刻作品前去拜訪。推開房門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忐忑的。

徐悲鴻看了他的篆刻拓片，發現刻得極好，細看邊款署名是“趙之謙”。傅抱石喃喃承認：“是我仿的。為了生活。”徐悲鴻說：“你完全不必要仿。你自己刻得很好嘛！”他又看了傅抱石的山水畫，篇幅不大，卻氣勢恢宏，一股靈氣撲面而來。徐悲鴻對著畫幅，久久凝視。

臨走時，徐悲鴻說：“你應該去留學，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傅抱石像在夢中，不知說什么好。徐悲鴻接著說：“經費困難，我給你想辦法。”

可留學經費哪里來？傅抱石家境赤貧，靠教書維持生計。徐悲鴻為了幫他籌錢，放下身段去找了當時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熊式輝正忙于政事，哪里顧得上一個窮畫家的前途？徐悲鴻見狀，拿出一張自己的畫：“我的這張畫留下來，就算你們買了我一張畫吧。”熊式輝勉強同意出一筆錢，但不夠去法國的費用。傅抱石只好改去日本。

從此，他的命運被改寫了。后來，傅抱石時常對人說，自己一生遇到了兩位貴人：一為徐悲鴻，一為郭沫若。

在東京，他師從東方美術理論權威金原省吾攻讀美術史，同時結識了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兩人一見如故，郭沫若對他的藝術細心指點，為他許多畫作題詩，傅抱石也在美術史研究中經常向郭沫若請教。他們之間建立的，是一種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

1935年5月，在金原省吾和郭沫若的鼎力相助下，傅抱石在東京銀座松坂屋舉行了個人書畫篆刻展覽。日本美術界橫山大觀等名人觀后贊不絕口，對他書法篆刻上的造詣尤為傾倒。展覽轟動了日本列島，郭沫若說：“替中國人掙了一口氣。”

同年，他的微雕印章“采芳洲兮杜若”，在長僅四厘米、寬僅二點八厘米的狹小空間里，刻有屈原《離騷》兩千七百六十五字，字字雄健，猶如古代碑刻，一舉奪得全日本篆刻大賽冠軍，被譽為“神刻”。

可他還沒來得及享受這份榮光，便因母親病重匆匆回國。抵達時，母親已撒手人寰。

三、金剛坡下的八年

抗戰爆發后，傅抱石輾轉于安徽、湖北，1939年抵達重慶，任教于西遷的中央大學藝術系，一家棲息于歌樂山金剛坡下的兩間陋室。

這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

金剛坡下，山巒起伏，嘉陵江蜿蜒而過。巴山蜀水，雨霧濛濛，山石嶙峋，植被繁茂。傅抱石每周要走山路去學校，往返十余里，都是山間崎嶇小道。這一段路程，成了他觀察自然的絕好契機。晴、雨、風、雪，晨、昏、午、夜，自然界不同季節、不同氣候的變化，都落在他的眼里。

他說：“四川的山水給我幫助極大。四川多霧滋潤，那氣勢雄偉的山巒植被繁茂，又可見山骨嶙峋的復雜結構，真是山水畫最好的張本。八年歌樂山金剛坡的山村生活，給了我‘搜妙創真’的良好條件。”

此前，他的山水畫還帶著古人的痕跡，尤其是石濤的影子。可是入川以后，面對這前所未見的磅礴山勢，他需要一套新的筆墨語言。

他創造了“散鋒筆法”——以散鋒亂筆盡情揮寫，在墨色將干未干時，以排山倒海之勢涂抹勾畫，把披麻、解索、卷云、牛毛等諸多皴法融為一爐，揮灑由心，不拘一格。這種技法被他命名為“抱石皴”，成為中國山水畫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那一年，他三十七歲。

他有一幅《萬竿煙雨》，就是山路遇雨、竹林躲雨時被奇妙的景色感染而作的。談起畫雨，他說：“古代畫家不直接畫雨，而能使人產生下雨的感覺……到了清代的金冬心，開始摸索直接畫雨的方法。我受了他的影響，也吸收了西洋水彩畫的表現方法。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老師是大自然本身。”

金剛坡下的八年，是傅抱石創造力最旺盛的時期。他不僅完成了從史論研究到繪畫創作的過渡，更在此確立了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山居清苦，卻是他一生中最快樂、最酣暢淋漓的日子。

他的作品里，至今還留著巴山蜀水的魂魄。

四、畫給妻子的仕女

傅抱石一生，畫過許多仕女。

畫上的女子，或憑欄遠眺，或拂袖起舞，或撫琴低吟，或掩面凝思。她們體態輕盈、衣帶飄逸，線條如“高古游絲”，婉轉流暢。可仔細看，畫中人的眉眼之間，總是透著同一個人的影子——他的妻子，羅時慧。

1928年，羅時慧求學江西省立第一中學，傅抱石是她的藝術老師。一個是寒門出身的青年畫家，一個是名門閨秀、大家小姐。這段師生戀，經歷了多少曲折，終于走到了一起。

1930年，兩人結為夫婦。羅時慧的父親雖極力反對這門“門不當戶不對”的親事，最終還是被女兒的堅定所打動。從此，她成了傅抱石一生的“磨墨婦”和“試金石”。

三十五年的共同生活，她養兒育女、操持家務，歷經憂患，默默支持著傅抱石的一切。傅二石感嘆：“母親不僅是父親事業上的最好的助手，還是父親作品的真正的知音。”

1945年，羅時慧三十五歲生日。傅抱石在重慶金剛坡下簡陋的寓所里，為她畫了一幅《柳蔭仕女》。畫中，仕女立于柳蔭之下，眉眼低垂，姿態嫻雅。他在畫上題了長長的一段跋，追憶兩人結縭十五年來的甘苦——

“余以艱苦之身，避地東川……幸時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育女之苦，時慧任之，余之感紉為荷也……倘將來得有所傳，皆非余所應有，蓋莫非余母之所訓，暨時慧之所助成也。”

寥寥數語，道盡感激。后來，羅時慧應邀為傅抱石手札冊題跋，深情地寫道：“余何人斯？抱石之磨墨婦也。”

1948年，傅抱石傾歷年所得，在南京傅厚崗購置地產，建了一座新屋。他給它取名——“慧園”。

他把對妻子的愛，一筆一筆畫進了仕女畫里，也刻進了房子的名字里。

五、江山如此多嬌

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

初夏，正在湖南長沙、韶山一帶寫生的傅抱石，突然接到南京拍來的電報：“中央來電，請你火速進京，為人民大會堂作畫。”

國務院批準了郭沫若與吳晗的建議：以毛澤東《沁園春·雪》的詞意為題材，創作一幅巨幅國畫。題目由周恩來總理確定，叫“江山如此多嬌”。

傅抱石與嶺南畫家關山月一同受命，住在北京前門的東方飯店，夜以繼日地創作。兩人在美術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金陵筆與嶺南風，此前雖未謀面，卻互相仰慕已久。此次受命而來，見面便有聊不完的話題。

當時正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物質供應十分緊張。傅抱石作畫時，身邊不能沒有酒。買不到酒，他急了，索性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傾訴無酒之苦，請求特批一些酒。周總理看罷信，不禁為他的直率而笑。他理解藝術家的苦衷，立即讓人設法送去好酒。傅抱石收到酒后，精神大振，揮毫潑墨，一氣呵成。

歷經兩個多月，這幅目前所知中國美術史上最大的紙本山水畫終于完成——畫幅高六點五米、寬九米。畫面上，一輪紅日映照大地，近景是高山懸瀑、蒼松翠柏，遠景是雪山浩茫、黃河逶迤，象征著中華民族的長城在山勢中蜿蜒延伸。一輪紅日霞耀目，沖破了灰暗的天空，使人感到“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周恩來總理審定時，提出太陽需放大數倍。畫作完成后，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了“江山如此多嬌”六個大字。

這幅巨畫懸掛于人民大會堂迎賓廳，是所有進入宴會廳的貴賓必經之地的第一幅畫。它不僅是傅抱石與關山月聯袂的巔峰之作，更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國蓬勃向上的面貌和深厚堅毅的民族精神。

六、其命惟新

傅抱石有一方印章，刻著四個字：“其命惟新”。這四個字里，埋藏著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抱定的宏大志向——做一個中華民族優秀繪畫傳統的繼承者和革新者。

他從未把美術看作單純的技藝。他說：“中國繪畫是中國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好似中國哲學思想最親切的某種樣式。”他反對妄自菲薄，主張努力追求中國繪畫的基本精神，認為“人品居其首”。他借用“文人畫”三個字來代表中國畫的三原則：“文”學的修養，高尚的“人”格，“畫”家的技巧。三原則就是中國畫的基本精神。

他一生奉行石濤“筆墨當隨時代”的藝術主張，第一階段創造散鋒用筆，對山水皴法進行創新，把古詩的意境移入畫面；第二階段提出“思想變了，筆墨就不能不變”等主張，以嶄新的筆墨和昂揚的精神描繪山河新貌。

新中國的成立，讓山水畫創作迎來了新局面。1954年，中國美術家協會確定“中國畫寫生”的創作途徑，“寫生”成為時代潮流。傅抱石緊跟時代，用石濤的名言“搜盡奇峰打草稿”來形容這一時期的自己。異域風光與長白山、華山、鏡泊湖、韶山、井岡山等名勝，無一不被付之筆端。

他把西方繪畫的技法融入中國山水畫中，一方面堅持傳統文人畫的創作理念，另一方面又突破性地探索出抒發內心情感的路徑。他的山水畫在布局上打破了傳統格局，常將山峰峰頂伸出紙外，造成鋪天蓋地的氣勢。他的筆法看似狂放，實則包容了前人諸多皴法，以散鋒寫、涂、抹、壓、按、掃，揮灑由心，不拘一格。

他說：“思想變了，筆墨就不能不變。”

這句話，他用一生去踐行。

七、最后的墨

1965年9月29日下午一時，一個讓南京全城震驚的消息從漢口西路132號傳出：中國畫一代宗師傅抱石，患腦溢血遽然仙逝，享年六十一歲。

就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在上海為那里的國際機場大廳的巨幅畫作勞神。

六十一歲，正是藝術家的黃金年華。他還沒有畫夠。他還有許多想要完成的作品，許多想要嘗試的技法，許多想要攀登的高峰。可是命運就這樣收回了他的畫筆。

傅抱石一生創作了數以千計的中國畫和大量的篆刻作品，并辛勤培育了大批美術人才。他從繪畫觀念和繪畫技法上革新了舊的中國畫。他獨具一格的“散鋒筆法”——抱石皴，排山倒海，氣勢磅礴。

他被安葬在南京雨花臺功德園。他的墓碑上，也許可以刻上那四個字——其命惟新。這四個字里埋藏了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抱定的宏大志向：做一個中華民族優秀繪畫傳統的繼承者和革新者。

只可惜，當他還在“惟新”道路上奔走時，生命卻定格在了六十一歲。可是他的作品成為了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社會人群中廣泛傳播，被大眾所熟知和記憶。

他走的太早了。好在他留下的那些畫——那些排山倒海的山水，那些高古出塵的仕女，那幅掛在人民大會堂里的《江山如此多嬌》——還在那里，繼續替他呼吸，替他燃燒。

傅抱石一生中說了許多關于藝術的話，但也許最值得記住的，是他說的那句：

“中國繪畫是中國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好似中國哲學思想最親切的某種樣式。”

他是修傘匠的兒子，是窮苦人家的少年，是從舊書店里自己讀書長大的畫家，是從刻字攤上一刀一刀刻出來的篆刻家，是徐悲鴻慧眼識得的千里馬，是郭沫若口中與齊白石并稱的“南石”，是人民大會堂里那幅曠世巨作的作者。

他不必刻意去畫什么“中國的東西”，也不必刻意去向世界證明什么。他只要提起畫筆，仰頭飲一口酒，落下去——那就是中國筆墨的魂魄，那就是中國山水的魂魄。

酒入豪腸，筆下山河。他畫出了一個大時代的氣象，也畫出了一個民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