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許世友未離延安，投奔游擊司令降為炊事員

1937年4月，延安。

許世友正在醞釀一個足以改變一生的決定。

他要離開延安，去大巴山投奔當地的游擊隊。

他一心要投靠的那位游擊隊司令，當時已經被撤去所有職務，成了炊事班的一名普通炊事員。

如果這一步真的走成，開國上將的名單里，大概率就沒有許世友了。

當時延安正在開展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工作。

中央明確表態，張國燾的個人錯誤，絕不能牽連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戰士。

但實際執行中，出現了明顯偏差。

部分同志把批判擴大化，甚至把紅四方面軍的征戰歷程，片面指責為“逃跑”。

這些說法，讓許世友完全無法接受。

他是紅四方面軍一路拼殺出來的老將，當場在會場拍案而起，為戰友和部隊據理力爭。

他也因此被推到了風口浪尖，被貼上了不該有的標簽，心里滿是委屈和憤懣。

沒過多久，矛盾進一步激化。

保衛部門出于安全考慮，提議統一收繳部分人員的槍支。

這個正常的安全舉措，在情緒激動的許世友眼里，成了專門針對紅四方面軍干部的做法。

這件事，徹底點燃了他離開延安的念頭。

他立刻找了詹才芳、王建安等老戰友商議。

他說，當初我們提著腦袋從敵人手里奪槍鬧革命，現在槍要被收走，留在延安受委屈，不如換個地方重開戰場。

幾人商議后，許世友敲定了目的地：大巴山。

他要去找巴山游擊隊司令劉子才。

他覺得，憑自己的作戰能力，加上紅四方面軍的老底子，肯定能在大巴山打開局面。

但他完全不知道，此時的劉子才，早就不是他印象里的那個指揮官了。

劉子才1912年出生，安徽六安人，農民家庭出身。

17歲參加六霍起義，從基層一步步成長為紅軍干部。

紅四方面軍主力長征前，在旺蒼壩組建巴山游擊隊，留守川陜根據地。

劉子才被任命為游擊隊司令員。

游擊隊初創時只有600多人，都是紅軍的精銳分隊。

主力出發前，又給隊伍補充了特務連、500多支槍和20多名連級干部，底子十分扎實。

短短一年，他就把隊伍擴充到1200多人，鼎盛時期規模接近2000人。

這也是許世友認準要投奔他的核心原因。

就在許世友謀劃出走的同時，劉子才和巴山游擊隊已經陷入了絕境。

紅軍主力離開后，劉子才帶著隊伍在大巴山和四川軍閥周旋。

敵人實施封鎖策略，強行遷移百姓，燒毀房屋農田，切斷了游擊隊和群眾的聯系。

游擊隊沒了補給來源，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

面對敵人的圍剿，劉子才出現戰術判斷失誤，接連打了敗仗。

部隊傷亡慘重，士氣低落，隊員們意見極大。

1936年5月，游擊隊召開會議復盤失利，認定劉子才負主要責任。

會議決定撤銷他的司令員職務，由營長趙明恩接任。

劉子才接受了處分，放下指揮刀，拿起鍋碗瓢盆，成了一名普通炊事員。

許世友的出走計劃，最終被王建安及時上報給了組織。

參與謀劃的20多名干部，全部被及時攔下。

經過組織的教育批評，所有人都認清了自己的錯誤。

許世友和毛主席深入交談后，徹底解開了心結。

從此他一心跟黨走，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如果當年他真的到了大巴山，只會面對被重重圍剿的游擊隊，和已經成了炊事員的劉子才。

別說打開革命局面，他大概率會陷入敵人的包圍圈，生死難料。

趙明恩接任后，一度穩住了隊伍的局面。

但敵強我弱的整體形勢，始終沒有改變。

1940年3月，游擊隊遭遇毀滅性打擊，趙明恩突圍時被叛徒殺害。

隊伍打散后，劉子才一路乞討輾轉到沔縣，以彈棉花為掩護聯絡失散隊員，想要重建游擊隊。

但他最終被叛徒出賣，1940年被捕，同年在南江縣城英勇就義。

國共合作后，中央多次派人聯絡巴山游擊隊，讓他們前往延安匯合。

但趙明恩擔心路上風險太大，選擇繼續堅守大巴山。

這支隊伍最終沒能改編為新四軍，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