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率偵察排奔赴唐山地震災區參加救援，全是用手刨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我帶領偵察排緊急趕赴救災現場，用雙手一寸寸在廢墟中扒救同胞！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時四十二分，承德雙峰寺炮兵營房的玻璃驟然抖動，緊接著警鈴刺耳。話務員放下話筒，簡短一句：“唐山急召，立即機動！”營里不到十分鐘便亮起馬燈，152加榴炮營指揮連的偵察排先被點到，全員出動。

唐山不算陌生，兩年前部隊曾在那兒輪訓，誰都知道那是一座鋼鐵和煤礦撐起的重鎮，一夜之間塌成廢墟，這個概念沖擊巨大。排長劉順手掀開地圖，在昏暗燈光下圈出行軍路線，司機們檢查油路，炊事員往水壺里塞滿干糧和茶葉末，沒人多說話，卻都能感到心口的鼓點越來越急。

下午四點半，車隊發動，柴油味和雨味混在一塊兒。天邊悶雷滾動，盤山公路泥漿橫飛，坐在敞篷卡車上的戰士被雨水澆得透濕，又不準蓋篷布，怕耽誤搶險物資裝卸。有人悄聲嘀咕：“真像趕考。”另一名老兵拍了拍槍袋，“考場在前頭”。

夜里十一點，車燈劃破山霧，整條車隊像一條發光的長龍。休息間隙，大家用冷饅頭就著咸菜，幾口熱茶下肚，馬達聲再次轟鳴。余震信息不斷傳來，排里設了一個小黑板，每隔一小時更新一次，數字令人發寒，卻也讓人保持清醒。

次日灰蒙蒙的天色里，唐山輪廓出現。城門樓已成斷壁，鐵路橋扭曲成巨蟒，空氣里彌漫石灰末和焦氣。偵察排剛踏上碎磚瓦，大街忽然傳來微弱呼救，大家幾乎是撲了過去。沒有撬棍，徒手摳；沒有手套，汗血一起流。余震把已經松動的梁柱再次搖落，塵土里傳來哐啷脆響，戰士們卻像沒聽見。

黃金七十二小時，連長只下了一個死命令——能多摳出一個人，就多摳一口氣。為了通道不被堵死，士兵排成箭頭陣，一層層遞交碎石；醫療兵跟在后面，用簡易輸液瓶吊著剛救出的傷者。值得一提的是，判斷埋深時，偵察兵貼地側耳，聽聲音位置，再標粉筆點，這套臨時辦法竟救出二十多人。

第三天午后，水源成了硬傷。城市管網全毀，只能在倒塌澡堂的大蓄水池取渾濁水，高錳酸鉀用光了，腹瀉病例陡增。炊事班熬的稀粥泛著土腥味，卻依然一搶而空。軍醫臨時立了公告：每人每日只分兩小勺鹽水片，嚴禁私飲生水。執行難度大，可大家都咬牙撐。

有人情在廢墟里閃光。戰士李云波扒出一個八歲男孩，孩子嘴唇干裂，他把僅剩半截黃瓜遞過去：“孩子，咬一口，撐住！”旁人紅了眼圈，趕緊接力抬擔架。類似場景不斷重演，手掌磨破就包上紗布繼續挖，深夜的月光照著一雙雙血痕斑駁的手。

七十二小時后，搶活人逐漸轉向搬運遺體。高溫近四十攝氏度，氣味難聞到嗆喉。指揮部改為集中掩埋：先記錄遺物，再裝裹白布，運往郊外深坑。偵察排負責車輛調度，每趟裝二十具，往返十余公里。有人靠簡單口罩擋味，有人鼻腔里塞風油精，依舊惡心欲吐。那幾天夜里，營區幾乎沒人能睡整覺。

八月底，軍地聯手搭起第一批抗震棚，接著是簡易菜市場和臨時中學。棚子下磚墻只一米高，上面全是木桁架和油氈，雨一來就得爬上屋頂堵漏。市民自發送來廢棄纖維板、廢鋼筋，連孩子們都遞釘子。忙到九月初，第一聲上課鈴在棚里響起，幾名戰士在門外守了一整天，他們說想聽聽書聲。

接近深秋，偵察排仍留守排水、清運和勘測工點。那時郝建國常捂著腹部，別人勸他休息，他笑道：“等城里亮起路燈再說吧。”燈亮那天，他卻已被抬上救護車，半月后診斷胰腺癌晚期。消息傳回，全排沉默。

11月中旬，救災部隊撤回承德。唐山市民送行，衣襟上別滿白菊，一位老人握著排長的手復又松開，什么也沒說，只是鞠躬。歸營時，上級宣讀嘉獎：偵察排集體一等功，連隊被授予“抗震救災愛民模范連”。獎狀遞到手里，卻比不上那幾聲含淚的“謝謝”。

這段歷經血汗與混凝土塵埃寫下的日子，教會無數青年士兵什么叫生死與共，也讓一座城市在最黑的夜里重新亮起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