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起，伊朗國內持續18個月，肅清反對派的斗爭有多血腥？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81年6月到1982年12月這一時期標志著這場伊朗革命中最血腥的權力斗爭，并以原教旨主義者肅清除自由運動以外所有有組織的反對派而告終。這種血腥恐怖局面的主要成因是，人民圣戰者以暗殺手段挑戰伊斯蘭共和黨，而原教旨主義者則以暴易暴，動用一切資源打擊人民圣戰者。

1、人民圣戰者組織與伊斯蘭共和黨的對抗

在巴尼薩德爾任內的支持者中，人民圣戰者是最強大的。以紅星、鐮刀和步槍標記為旗幟的人民圣戰者，主張馬克思主義和伊斯蘭教義的統一，提出“革命的伊斯蘭”口號；主張暴力革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的“伊斯蘭民主共和國”；主張以激烈的手段重新分配財富、建立集體農業、實行經濟全面國有化；主張政教分離，否定霍梅尼的領袖地位。

人民圣戰者組織嚴密，勇于犧牲，在各集團攜手推翻巴列維政權的戰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在民眾中享有較高威望。但意識形態的分歧使得人民圣戰者與伊斯蘭共和黨的關系一直齟齬不斷。巴列維政權一倒臺，真主黨就攻擊人民圣戰者在德黑蘭的總部，導致兩者之間的暴力沖突。后來在人民圣戰者“精神之父”阿亞圖拉塔勒喀尼的協調下，人民圣戰者最后從德黑蘭撤出總部，兩者暫時休戰。

隨著革命的深入，人民圣戰者與伊斯蘭共和黨的分歧越發突出，人民圣戰者對什葉派教義的非正統解釋、對法基赫統治的反對、對憲法公民投票的抵制、對庫爾德人叛亂的聲援，以及對巴尼薩德爾的支持，都使得雙方關系日益緊張。

人民圣戰者深知無法撼動霍梅尼的威望和地位，從沒有公開攻擊過霍梅尼本人，即使霍梅尼將他們貶損為偽穆斯林、時也不敢作出相應的回擊。但人民圣戰者一直沒有停止抨擊伊斯蘭共和黨。

1981年6月20日，當他們組織集會抗議巴尼薩德爾被彈劾時，遭到伊斯蘭共和黨的鎮壓，其中一些人被真主黨槍殺。人民圣戰者遂決定以暗殺、組織示威游行、號召群眾起義等手段與當局決戰，以武力手段公開反對伊斯蘭共和黨的權力壟斷，從而揭開了伊斯蘭革命中最為血腥的一幕。

1981年6月28日，伊斯蘭共和黨最高領導人齊聚德黑蘭總部，討論應對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的策略。會議正在進行之時，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彈摧毀了該黨會議室，炸死70多人，其中包括伊斯蘭共和黨主席、最高法院院長貝赫什提，4名內閣部長、6名副部長和27名議會代表。這次恐怖襲擊是伊斯蘭革命開始以來最血腥的暴力事件，它暴露了伊斯蘭共和黨的弱點，并使霍梅尼集團遭到沉重打擊。幾天后，德黑蘭埃維茵監獄典獄長被槍殺。

這兩次事件表明，伊斯蘭共和黨的反對者已深深滲入政府和保安機構，已經開始像對待巴列維政權那樣用暴力手段攻擊伊斯蘭共和國。

然而，霍梅尼集團并沒有被這種血腥暴力擊垮，相反，原教旨主義者將這兩次事件視之為對共和國的公開宣戰，作出了迅疾有力的反應。

首先，重整隊伍，填補空缺，維持機構運轉：巴號納代替貝赫什提出任伊斯蘭共和黨主席，穆薩維·阿達比尼接任最高法院院長。7月底，新一任總統選舉在人民圣戰者的襲擾中如期舉行。8月3日，總理拉賈伊出任第二任總統，他提名伊斯蘭共和黨主席、教育部部長巴號納擔任總理。

第二，將這兩筆血債記在人民圣戰者頭上，視人民圣戰者為頭號敵人，全力進行反擊。霍梅尼要求民眾立刻動員起來，幫助安全部門識別人民圣戰者成員，及時向安全機構報告身邊的反常情況和可疑人物。同時，他命令立即對政府機構和革命衛隊展開新一輪清洗，甄別各部門中的嫌疑分子，并對政府機關和官員實施預防性安全保護措施。面對政府的圍剿，人民圣戰者針鋒相對，在各主要城市展開了對政府官員、革命衛隊成員、伊斯蘭共和黨各級頭目等原教旨主義分子的暗殺和爆炸活動。

由于國內的形勢日益嚴峻，霍梅尼政權的羅網越收越緊，為堅持長期斗爭，拉賈維和巴尼薩德爾于7月底逃往法國，組成類似于流亡政府性質的民族抵抗委員會，以協調各自的反政府活動。然而，人民圣戰者在伊朗境內的組織網絡仍然完好，他們在穆薩·西亞巴尼領導下，繼續進行反對伊斯蘭共和國的游擊戰。

8月5日，伊斯蘭共和黨著名理論家哈桑·阿亞特被暗殺。8月30日，總理府發生爆炸，在死者中，有剛剛上任的總統拉賈伊、總理巴號納和國家警察首腦。9月15日，總檢察長被炸死。9月30日，發生飛機失事，乘坐該機的武裝部隊總司令、總參謀長、前國防部長均喪命。這些事件似乎完全結束了霍梅尼心中所有的遲疑，他不再反對教士直接占據國家最高職位，決定由烏里瑪直接、完全接管國家。

霍梅尼任命了一個由最高法院院長穆薩維·阿達比尼、議長拉夫桑賈尼和原內政部長馬赫達維·卡尼組成的總統委員會，卡尼兼任第三任總理。1981年10月2日，接任伊斯蘭共和黨主席的哈梅內伊當選為第三任總統。10月13日，哈梅內伊就任總統，卡尼辭去總理職務，外交部長、伊斯蘭共和黨黨報年輕編輯侯賽因·穆薩維被任命為第四任總理。至此，伊斯蘭共和黨已控制了所有權力機構，他們可以全力以赴，調集所有的安全力量、動用一切手段來對付人民圣戰者。

2、原教旨主義者的全面統治

8月，人民圣戰者領導人之一賽阿達提被控為蘇聯間諜而被處決。1982年2月，在對伊斯蘭共和國宣戰后約8個月，人民圣戰者遭到致命挫折：他們在德黑蘭的主要地下隱匿所被革命衛隊發現，西亞巴尼和至少8名其他高級領導人隨即被處決。隨著拉賈維的逃亡和西亞巴尼的被殺，人民圣戰者的國內網絡和指揮系統一時嚴重癱瘓，它的許多成員被迫潛往邊疆，參加了庫爾德人叛亂武裝，另有一些人則逃往歐洲。

到1982年2月，烏里瑪們感到已經相當安全了，外出活動時很少或根本不帶貼身保鏢，但1982年夏天暴力活動再次爆發。不過，到1982年秋天，革命法庭總檢察長認為90%的人民圣戰者有組織的網絡已經被摧毀，這應該是比較符合現實的。到1982年底，伊斯蘭共和國先后抓獲人民圣戰者1萬多名成員，處決500多人，其中有包括第二號人物西亞巴尼在內的23名中央委員。

1983年以后，人民圣戰者開展的反政府行動絕大多數是在伊拉克、西歐和美國進行。由于人民圣戰者的親伊拉克姿態以及拉賈維與伊拉克統治集團的親密關系，巴尼薩德爾于1985年退出民族抵抗委員會。1986年，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人民圣戰者將總部遷出巴黎，改設伊拉克巴格達。

從1981年6月到1982年12月，伊斯蘭神權政府經歷了它誕生以來最殘酷的生存考驗：在國內，1981年6月和8月的大爆炸以及人民圣戰者歷時18個月的無數個別暗殺造成的數百名領導人死亡；在國際，與伊拉克戰爭的初期處境被動，損失慘重。然而，原教旨主義者不僅承受住了這種嚴峻考驗，而且在國內權力爭奪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哈梅內伊當選總統后，所有重要國家職位的任職者都被替換為伊斯蘭共和黨的忠誠者，原教旨主義烏里瑪完全控制了國家機器。

在巴尼薩德爾下臺以后，人民圣戰者對神權體制已經感到絕望，他們懷著對伊斯蘭共和黨壟斷政權的憎惡，抱著必勝的信念和犧牲的精神，向共和國發起進攻。作為一個具有長期反政府游擊活動經驗的嚴密組織，人民圣戰者相信，神權政府正陷于對外作戰，國內安全力量虛弱，經濟窘迫，可謂內外交困，自己可以像從前對付國王政權那樣，挑戰甚至顛覆這個尚未完全制度化的政權。

他們以為，通過暗殺共和國尤其是伊斯蘭共和黨的關鍵人物，粉碎伊斯蘭共和國不可戰勝的神話。一旦這個政權的弱點暴露無遺，他們就可以組織對原教旨主義不滿的人們舉行民眾起義，發起最后攻擊。

然而，人民圣戰者的盤算偏差太大。

第一，人民圣戰者低估了共和國的宣傳動員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威望和意識形態吸引力。與國王的政權不同，伊斯蘭共和國具有革命和宗教的合法性，原教旨主義者可以動用國家控制的大眾媒體和清真寺網絡，詆毀人民圣戰者是披著伊斯蘭外衣的、偽善的無神論者，譴責人民圣戰者是異教徒，號召信徒群起攻之。

而人民圣戰者版本的伊斯蘭現代主義雖然作為一種對抗王權的意識形態頗具吸引力，但無論是對現狀的解讀還是對未來的描畫，其誘惑性、鼓動性都不是原教旨主義的對手，他們的追隨者僅限于少數年輕人和部分現代中產階級，很難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來顛覆一個武裝到牙齒的伊斯蘭政權。

第二，他們低估了共和國抗擊暗殺活動的彈性和耐性，低估了共和國重組、加強安全力量的能力，低估了共和國對恐怖行為作出更為血腥的恐怖反應的決心。共和國的安全力量盡管沒有他們訓練有素，但革命衛隊不是薩瓦克：他們在根除對手時沒有良心的不安；他們不理睬國際輿論對其濫用暴力的譴責；他們忠于自己的意識形態，甘心為捍衛自己的理想付出鮮血和生命。

第三，如同此前沙里亞特馬達里所犯的錯誤一樣，人民圣戰者天真地以為，所有伊斯蘭共和國的反對者都是自己的盟友。然而，雖然的確有許多世俗和伊斯蘭民族主義者像人民圣戰者一樣對伊斯蘭共和國不滿，但對神權體制的不滿并不等于對人民圣戰者主張的贊同；他們雖然可能會在心里為人民圣戰者的英勇行動鼓掌欽嘆，但缺乏勇氣公開支持人民圣戰者的挑戰。

人民圣戰者對伊斯蘭共和國暴力挑戰的結局恰恰與他們的初衷背道而馳：它證明伊斯蘭共和國不懼怕任何反對派、任何形式的挑戰，增強了共和國的安全能力和信心，鞏固了原教旨主義者的權力地位。

在與人民圣戰者殊死搏斗的同時，原教旨主義者也放開手腳，徹底肅清各種教俗反對派殘余。

在這一時期，霍梅尼及其追隨者也開始著手解決烏里瑪內部，關于伊斯蘭神權政治合法性的分歧與爭論，即神權體制的宗教反對派問題，這對于神權體制的長期延續是至關重要的。由霍梅尼提出并體現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中的法基赫監護理論，將迄今為止的傳統什葉派教法權威標準擴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拋開民主和民族主權這些與其對立的政府理論不談，僅僅按照什葉派自身傳統，霍梅尼的教法學家監護理論也面臨著什葉派教法的兩個內在阻礙：第一，在第十二伊瑪目隱遁期間，什葉派教法學家的委任統治和權威不能超出宗教法律范疇而包括社會政治領域；第二，這種委任統治指的是全體什葉派教法學家的集體宗教法律權威，不應該被限制為一個最高教法學家或者是一個由三五名教法學家組成的最高委員會。

上述教法學家監護理論的原則性障礙早已被一些宗教領導人指出，包括大阿亞圖拉霍伊、庫米和沙里亞特馬達里（后者進一步指出與人民主權原則相違背)，以及阿亞圖拉馬哈來提、魯哈尼、詹賈尼、特赫納尼、雅茲迪等人。其中，霍伊定居于伊拉克，馬哈來提死于1981年8月，詹賈尼死于1984年1月，雅茲迪死于1986年3月。余者中，庫米在馬什哈德處于共和國嚴密監控之下，特赫納尼則逃亡伊拉克。在烏里瑪內部，沙里亞特馬達里對霍梅尼神權政治理論的反對最突出、影響最大，其結果也最為屈辱。

3、內部反動派的清除

沙里亞特馬達里和霍梅尼之間分歧的出現早于這場伊斯蘭革命。

雖然曾經在“六月起義”中積極行動，抗議巴列維政權逮捕霍梅尼及其他宗教領導人并成功將其從獄中營救出來，但沙里亞特馬達里對于霍梅尼等原教旨主義烏里瑪過分政治化的觀點與活動并不認同。后來，他建立了“布道之家”以從事傳統的傳教活動與宗教研究，超然于政治斗爭之外，這遭到霍梅尼及其激進追隨者們的記恨，因為這種立場和行為擾亂了宗教集團內部的認識，分散了烏里瑪政治活動的力量。

1964年12月，在兩位阿亞圖拉的追隨者之間曾經爆發過沖突。雖然在國王統治的最后數月，霍梅尼與沙里亞特馬達里這兩位當時最有影響的大阿亞圖拉，結成統一陣線反對國王，但不久他們之間的分歧就浮出水面，并導致1979年底兩人支持者之間在大不里士的嚴重暴力沖突。

事后，沙里亞特馬達里被軟禁，基本從政治舞臺消失，但居于領導地位的親霍梅尼的教士們并未就此罷休，決定進一步清除沙里亞特馬達里的影響，并借此懾服那些不愿接受法基赫監護理念的“偽教士”。1982年4月，庫姆宗教學校45名教授中的17人被說服發表一份聲明，將沙里亞特馬達里從大阿亞圖拉的職位上“降職”。

這在什葉派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后，沙里亞特馬達里再被羞辱，盡管后來在巨大壓力下承認了神權統治的合法性，但直到1986年4月去世前，他一直遭到大規模的惡毒中傷和誹謗。其他一些持有類似觀點的教士也被恐嚇而致沉默，或者被迫宜布支持法基赫監護。至此，原教旨主義者已經將宗教集團內部反對派清除完畢。

霍梅尼和激進派烏里瑪知道，不解決繼承人問題就難以確立神權政治的制度化。因此，1982年8月，霍梅尼請庫姆的神學家們提名確立繼承人問題的專家委員會人選。1982年12月專家委員會選出，但直到1983年7月才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它宣布每年召開一屆會議，其討論詳情未予公開。會議收到霍梅尼的政治遺囑和聲明，但未披露其內容，這要到霍梅尼去世以后才能公布。

與此同時，公開稱呼蒙塔澤里為大阿亞圖拉和尊貴的教法學家則已經習以為常，他的畫像經常與霜梅尼的一起展示。像霍梅尼一樣，蒙塔澤里經常接見各界代表，并在各種組織、機構甚至國外派有代表，而且，他也像霍梅尼一樣發布教令、作出各種任命。1985年12月初，拉夫桑賈尼宣布專家委員會83名成員超過三分之二多數同意蒙塔澤里為領袖繼承人。

在著手解決烏里瑪內部分歧的同時，原教旨主義者繼續掃蕩教士集團外部反對派。原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世俗成員”中被清洗的除巴尼薩德爾以外，還有1979年11月至1980年9月曾擔任外交部長的戈特布扎德。政府指控他密謀排擠政府中某些居于領導地位的烏里瑪，打算讓霍梅尼回到庫姆，將他的作用嚴格限制于宗教領域，于是當局逮捕了170名與此案有關的人員（其中軍官有70人）。

1982年8月，這70名軍官被處死，9月15日夜戈特布扎德也被處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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