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堯：美國曾靠產能稱霸世界，中國能復制這條路嗎？

編者按· 2026.04.09

2026年全球地緣動蕩加劇，傳統國際秩序面臨新挑戰：美國受困于多重沖突而分身乏術，世界步入了力量轉移的歷史窗口期。在動蕩周期中，中國如何利用自身超大規模的工業產能，將其轉化為應對局勢變化、提升國際地位的戰略籌碼，成為當前大國博弈的核心課題。

文章指出，龐大的工業產能是大國崛起的物質基礎。中國應借鑒美國歷史經驗，通過單邊開放政策下對產能的統籌和引導，推動由商品輸出向系統性“生態輸出”的升級，將國內制造業的產能優勢轉化為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優勢和地緣政治籌碼，進而在國際秩序重塑期牢牢掌握戰略主動權。

戰火紛飛的時代，蘊藏著中國的大機遇。現如今在歐洲、亞洲、非洲多地均有熱戰持續，俄烏沖突延宕多年、中東局勢持續惡化；有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從武裝沖突的波及范圍、被卷入國家的數量（尤其是經濟和代理人層面），以及對國際秩序的破壞程度來看，我們事實上已經處于“第三次世界大戰”。

世界動亂對小國意味著災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不斷遭到破壞、聯合國的沖突調停能力近乎失效，小國的安全和利益尤其受到動蕩的威脅。與之相反，對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而言，尤其是當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被卷入多重戰事分身乏術之際，這客觀上為中國依托產能優勢提高國際地位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且歷史上美國的崛起也是依賴相似的歷史機遇。

龐大制造業產能曾推動

美國實現戰略躍遷

回顧20世紀前期的國際格局可以發現，美國在二戰期間實現了從相對孤立的西半球經濟體向超級大國的躍遷。這一成果的物質基礎，在于其遠超同時期任何大國的工業/制造業產能。在1937年，美國的資源儲備令全球其他工業國望塵莫及，有測算認為美國二戰前的工業潛力是德國的2.4倍，是日本的7.6倍。其絕對的工業實力如下表所示：

表1: 1937年全球戰略原材料生產分布（百分比）（圖源：League of Nations (1938/39):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僅以1937年的全球戰略原材料產量數據為例，美國占據了全球原油產量的60.4%（相比之下，蘇聯為10.6%），煤炭產量的34.2%（蘇聯為9.3%），鐵礦石產量的38.0%（蘇聯為4.0%），以及銅礦產量的32.4%。這種原材料層面的絕對碾壓態勢在二戰爆發后表現得更為顯著。在石油這一核心資源上，同盟國（極度依賴美國本土的開采與煉化）在戰爭期間的原油總產量達到10.43億噸，而整個軸心國集團的產量總和也不過6600萬噸。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的煤炭產量穩定維持在每年5.25億噸左右，而蘇聯受制于德軍入侵和領土喪失，1942年的煤炭產量銳減至7550萬噸，甚至到1945年也未能恢復到戰前水平。

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根據各國工業化水平和制造業全球占比份額提出了“全球戰爭潛力”的測算概念。其中，美國在1937年戰爭潛力占全球比例的41.7%（德國14.4%，蘇聯14%，英國10.2%，法國4.2%，日本3.5%），即便在和平時期，美國的戰爭潛力也接近后五國的總和。更為關鍵的是，蘇聯等國在戰前已經將其國民收入的26.4%用于擴軍備戰和重工業軍事化，而美國當時的國防支出僅僅占其龐大國民收入的1.5%。戰前蘇聯的工業/制造業已處于滿負荷運轉，而美國卻在三分之二的鋼鐵廠閑置的前提下仍保持著超額產量。此外，由于剛剛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大蕭條”，1939年失業人數仍高達約1000萬，這使得美國政府既能動員民眾參戰（二戰期間征召了超過1600萬軍人），又能大幅提升生產規模。在1938年至1941年間，美國通過重新雇傭失業資源，實現了軍民領域的雙重增長。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國會演講中明確指出要“以壓倒性的產能優勢超越敵人，以便在世界大戰的任何戰區提供毀滅性的裝備優勢”。同盟國軍隊所使用的全部軍事裝備中，近三分之二由美國工業界提供。在太平洋戰場的航母對決中，日本傾盡全國之力僅建造了6艘航空母艦，而美國憑借其恐怖的造船能力與模塊化組裝技術，一口氣建造了17艘主力航空母艦。

一架F/A18超級大黃蜂戰斗機準備從「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上用蒸汽彈射器發射升空（圖源：BBC）

龐大產能同樣能賦予

中國戰略機遇

歷史的軌跡正如肯尼迪論證的一樣：大國的興衰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基于資源之上的工業/制造業產能。如同二戰時期的美國，當今的中國不僅在民用領域擁有聯合國工業體系中最完備的“全產業供應鏈”，也同時具備歷史上美蘇兩國在二戰中的強大軍備制造能力。在美國的國防供應鏈因中東戰事承受巨大壓力、在特朗普的再工業化努力遲遲沒有起色、在美國和歐洲產業空心化嚴重的現實下，中國現在擁有足以改變世界格局的產能優勢。

另一大優勢在于中國未被卷入戰爭的泥潭。直到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才正式參加到二戰的前線戰斗，而當時戰爭進程已過半。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憑借獨特的地理優勢，美洲本土從未像斯大林格勒或柏林一樣受到嚴重打擊，美國本土制造業供應鏈也都未受到戰火沖擊。戰爭對參與國造成的是國力消耗，但卻給予了中國制造業的外部需求，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像歷史上的美國一樣、有能力利用產能影響世界的機會窗口。

政策統籌推動產能優勢

轉化為國際影響力

必須指出的是，單純的產能優勢并不會自動轉化為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權力，美國的產能奇跡也不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產物。歷史上美國政府通過出臺一系列極具前瞻性和創新性的“政策組合”。在宏觀統籌與微觀激勵兩個層面上，通過國家公權力強力介入并重組私營部門生產要素，實現了對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協同發展的引領、整合與主導。通過《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國防工廠公司（DPC）、GOCO模式等制度創新和跨國輸出機制，決策層熟練使用“不對稱依賴”戰略，將國內過剩的工業產能轉化為地緣政治籌碼，最終系統性地瓦解了舊有帝國（如大英帝國）的金融獨立性與貿易封閉體系，同時也對蘇聯等核心盟國形成了深度的后勤制約與戰略捆綁。美國通過一套內外政策體系，在國內將自然資源轉化為制造業霸權，在國際進而將制造業的商品剩余轉化為全球金融霸權，最終將這種金融霸權制度化為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地緣政治主導權。

當前，中國生產了超過全球30%的制造業產品，規模體量已超越美、德、韓三國的總和。例如，中國在海事、物流和造船業擁有壓倒性的統治地位，造船總產能約是美國的232倍，且其“軍民融合”之深令美國深深忌憚。為進一步合理發揮我國制造業產能優勢，為對內深化“統一大市場”的區域協同發展，為對外推動中國企業全球化和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地緣政治沖擊，美國依托產能優勢實現超級大國崛起的成功經驗或許可以為我國政策引導提供以下鏡鑒。

我國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大洋鉆探船“夢想”號（圖源：新華社）

講好中國敘事

第一，講好中國敘事，大力駁斥西方虛構的所謂“中國沖擊”“產能過剩”。中國作為一個有擔當的大國，依據自身優勢發展出來的龐大產能非但不是針對他國的“沖擊”，而是推動世界經濟共同發展的福祉。自加入WTO以來，中國持續為世界經濟提供增長動能，貢獻率曾一度高至50%；即使近年來下調了國內增長目標，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舊高達30%左右。

加強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第二，對外進一步加強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加強單邊開放。開放是向外輸出產能的前提要素，在美國等其他大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背景下，中國加大力度單邊開放則是惠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機遇窗口。例如“一帶一路”倡議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實踐，通過大力開放所搭建的國際商品和生產資料流通網絡，不僅可用于商品與先進技術流通，更可賦能他國經濟建設和產業鏈升級。在未來，中國的產能也可為俄烏、中東等沖突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戰后重建支持。

升級對外輸出機制

第三，升級對外輸出機制，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產業鏈生態”。中國應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機制，將商品輸出升級為“中國生態”的系統性輸出。例如，在向“全球南方”國家輸出新能源光伏與高鐵時，配套輸出中國的基礎設施標準、數字通信網絡以及技術人員培訓。基于高質量公共產品供給的“系統性賦能”，通過構建“產業融合”與“標準共建”，進一步夯實大國戰略博弈中的合作基礎。

本文作者

伍子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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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李 征

排版｜許梓烽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