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生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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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佳人》
“愛是一張地圖,而不是目的地。”
/珍妮特·溫特森
每個人都曾在年輕時向往開花結果的戀情;長大后發現,愛情也可以是過程和體驗。在這個過程中,女性對自我和世界的認識,會隨著閱讀的增長而變化。 在成長中不斷更新自己認知,才能越活越透徹。這種轉變不僅是女性在面對愛情時,也是在面對金錢、婚姻、工作和自我時。
生活原本就是一場旅行,女性一生最重要的關系,是和自己的關系。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關于自由的平衡。
還記得在電影《小婦人》里,喬拒絕了勞里,哽咽地對母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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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頓了頓,又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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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間節點,她孤傲地想要證明“女性能夠活出自由”,可她后來發現自己內心存在極為真實的“孤獨”,她后悔了。相比之下,她的姐姐梅格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婚姻,她說:“我的夢想和你的不同,但它對我來說很重要。”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有諸多與女性有關的作品誕生。在觀念上,這些書籍與影像對自由的探索更深一步,對女性的可能性進行了更全面的思考。不止關乎“她可以怎樣”,也關于“她可以不怎樣”,很多作品開始關注的不僅是如何選擇才對,更是如何理解這些選擇,真正擁有選擇的權利以及選擇的能力。
這種思考來得準確、有效,也有助于女性做出更堅定和更符合自身處境的判斷。
基于這樣的視角和期待,這是我們今天想要帶給大家的故事。
一本在你迷失時能給你力量的,
女性寫作與自我重建之書。
《一種屬于自己的生活》
精彩生動的女性作家群像描繪,
走進她們在時代洪流中探尋與突圍的真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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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已經34歲,但仍渴望從新生活里盡可能地獲取一切:
強大的性吸引力;
來自靈魂伴侶的愛,
能將我的生活塑造成嶄新的形態;
令人愉悅而有意義的工作;
緊密融洽的同性友誼;
與人談論值得之奮斗的生活;
讀那些像登山一樣困難的書;
嘗試寫小說、詩歌和回憶錄。
我想創造能讓自己引以為傲的新生活。
我不想再經歷另一個走錯路的十年。"
/《一種屬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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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喬安娜進入婚姻并因社會壓力而向家庭生活臣服了幾年后,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了懷疑。難道這些就是全部了嗎?作為一個女性,究竟什么樣的生活算得上“幸福”?盡管她并不清楚問題的答案,但她知道自己需要一次“重生”,在不知道會發生什么的情況下,她選擇了離婚。重獲“自由”的喬安娜回到了她年輕時經常閱讀的女作家們身邊,她希望通過重讀這些作家的經典作品,在混亂與自由中尋找一種新的可能。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喬治·艾略特、佐拉·尼爾·赫斯頓、弗吉尼亞·伍爾夫、西蒙娜·德·波伏瓦、西爾維婭·普拉斯、托妮·莫里森、埃萊娜·費蘭特,她們是文學天才與女性主義先驅,也是曾在生活中掙扎、追問,努力實現自我解放的女人。銘記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讀懂她們。
為了更好理解這本書的視角,接下來就讓我們延續書中的敘述方式,用作者喬安娜的口吻,不妨先從兩個“老生常談”的女性主義代表人物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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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地鐵上,一件毛皮大衣讓我瞬間想起弗吉尼亞·伍爾夫。
1941年春,二戰陰云籠罩倫敦,親友接連離世,長期的精神疾病讓她徹底失去對未來的信念,穿著從廢墟里救出的皮草大衣投河自盡,結束了掙扎的一生。彼時的她,看不到戰爭的勝利,也再無力與自己的精神困境對抗。
而彼時的我,正深陷人生低谷:母親罹患阿爾茨海默病、婚姻破裂、抑郁癥纏身,于是遠赴紐約尋求全新開始。異國的新奇事物包裹著我,也讓我重新拾起伍爾夫的作品,這一次不再是年少時刻意的閱讀,而是在路上、在深夜里,真正讀懂了她文字里的敏銳、憂郁與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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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刻刻》
“她要自己去買花”
伍爾夫有著破碎的童年,未接受正規本科教育,卻靠自學與家族的智識環境走上寫作之路;父親離世后,她在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陪伴下重啟創作,與倫納德的婚姻成為她創作的堅實支撐,更在與薇塔的情感聯結中,迎來《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一間自己的房間》等創作巔峰。 重讀《到燈塔去》,我也在當時當刻終于讀懂其中的悲傷與和解:伍爾夫以拉姆齊夫人為原型,消解了自己對母親半生的執念,用文字完成了對親情的釋懷。而小說里的女畫家莉麗,也像極了在創作中尋找自我的女性,在時光流逝里守住內心的光亮。
陪伴失智母親的日子里,我學著與她建立新的聯結,也在伍爾夫的文字里找到共鳴:母親永遠是孩子心中的謎,而寫作能安放那些難言的情緒。伍爾夫筆下女性寫作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道出了女性之間跨越時光的精神聯結,我們彼此支撐,在文學里留下屬于女性的聲音。哪怕是伍爾夫曾對未來失去希望,但她的文字始終充滿新意。
而我也終于明白,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困境終會過去。身處紐約的我,在伍爾夫的身影里,找到了繼續前行、擁抱生活與新生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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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比我更清楚那個女權主義混凝土塊的樣子——它扎著頭巾,穿著黑色高領上衣,活躍于花神咖啡館,在必要的愛情關系之外還有偶然的愛情,它飲酒、跳舞、旅行、交談、游行、寫作——自打我知道這個混凝土塊的存在以來,一直都喜歡它。部分原因在于它的魅力,它促使我翻開波伏瓦,21歲時便讀完了兩卷本的《第二性》,并在書頁上留下了對未來充滿希望的疑問:
“‘男人不喜歡假小子、藍襪子或聰明的女人。過于大膽、受過太多教育、才智過人或太有個性會讓他們害怕……’——這種說法是否永遠顛撲不破?”和許多女性一樣,我想要一個女權主義的女英雄,而波伏瓦似乎很符合這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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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問世后,波伏瓦總被追問:為何寫不出真正自由獨立的女性?她坦言只愿呈現女性真實的矛盾分裂,不愿塑造完美范本,更反感被固化為“女權主義符號”。波伏瓦一生反傳統,以四卷回憶錄袒露自我解放之路,葬禮上無數人向這位偉大女性致敬。可她去世后,私人信件與情史曝光,與薩特的開放關系、涉及學生的情感糾葛、對阿爾格倫的深情,讓起初的完美形象逐漸崩塌。
后來的日子里,我重讀波伏瓦自傳,重新認識了這位不完美的女性:我想,她似乎是“不屑于”塑造超人形象的,她坦然書寫人生的混亂與復雜,以文字追問“如何使用自由”,既珍視成就,也直面過錯。
波伏瓦的成長是自帶強大自信的,少女時期掙脫宗教與階級束縛,在巴黎求學時她結識薩特,兩人締結“開放契約”,相伴一生卻保持獨立,這段關系讓她幸福也飽受嫉妒與痛苦,《女賓》這部作品便暗藏她的內心掙扎。 戰爭期間,她經歷情感糾葛與道德愧疚,也開始文學與思想創作;戰后游歷美國,與作家阿爾格倫陷入深愛,這段感情成為《名士風流》的靈感,也深刻影響了《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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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狂花》
1949年《第二性》出版,“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為的”成為了現代女權主義基石。她以個人經驗與哲學思考剖析女性處境,既批判女性困境,也相信女性與世界都能被改變。 晚年她投身女權運動,支持墮胎合法化、反對性別歧視;薩特離世后她備受打擊,仍堅持寫作與社會活動。直至1986年波伏瓦去世,她的一生充滿爭議、熱情與矛盾。
“波伏瓦之于我,從不是冰冷的'女權偶像',而是真實探索自由、愛過痛過、不斷反思的女性。”我們說,當一個女性主義英雄褪去完美符號,這一路走來,她的好奇、掙扎與堅持,或許正是留給后世最珍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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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想過自己能成為波伏瓦,但我很清楚,她存在過,在我徹底迷失、拼命去抓取生活中的破碎片段時,這種認知已經足夠了。
/ 喬安娜·比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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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狂花》
女性主義發展到當下,或許對于更多女性的意義是要明白它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個人生活的一種解釋。不管是女權主義理論還是其他任何理論,其實都不提供標準答案,但重溫這些優秀女性的來時路,可以為關注這個議題的讀者提供一些話語資源、提供參考框架、提供有關個體境遇和具身實踐的超越日常經驗的不同維度的闡釋。
伍爾夫曾說過:“女性身上有一種高度發達的創造力,生來復雜且強大……她們的創造力和男性的極為不同。這種力量是幾個世紀的嚴厲約束換來的,它不可替代,如果遭到遏制或者白白浪費,那絕對是一萬個可惜。”當女性開始創造,開始表達,就意味著一種新的可能。 每一次表達,每一次書寫,都將填補關于女性感受缺失的空白。
改變,是踏著前輩的路,再往前走一步。 我們永遠無法回到過去,改變那個起點。但可以從現在開始,去改變終點,成為別人的起點。
《一種屬于自己的生活》歡迎戳圖片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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