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為何行不通？｜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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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目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與“戰略注意力”之間的落差仍在擴大。一方面，隨著對伊軍事行動不斷升級，特朗普政府已將部分原部署于東北亞的導彈防御資產與海上兵力調往中東，加劇了盟友的不安；另一方面，部分亞太國家正積極拓展與域外國家的防務合作。例如，菲律賓于3月26日與法國簽署駐軍準入協議，此前菲方已同澳大利亞、日本和新西蘭達成類似安排。此外，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于22日提議與日本達成一項新的軍事合作協議。

史汀生中心杰出研究員羅伯特·D·曼寧指出，美國“重返亞洲”策略正淪為一種徒具形式的“僵尸政策”：表面上，美國仍維持其在亞太的軍事存在、盟友體系與對華威懾；實質上，其戰略正因全球過度擴張、中東事務牽制、經濟支柱缺位以及“美國優先”式的交易主義而日益空洞化。隨著盟友加速“去風險化”、中等強國強化對沖安排、亞洲經濟整合不斷深化，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構想已步入緩慢失效的軌道。

羅伯特·D·曼寧 (Robert D. Manning)

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戰略前瞻中心和中國項目的杰出研究員。曾擔任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政策和公共外交顧問（1989-1993年），以及美國防部長辦公室顧問（1987-1988年）。

2011年，奧巴馬政府高調宣布“重返亞洲”，宣示美國將把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以應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此后的歷屆政府，至少在口頭上都承認亞太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區域——直到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上臺，將戰略重心轉向西半球。

這一構想如今還有多少生命力？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亞洲問題專家扎克·庫珀（Zack Cooper）已經判定它“壽終正寢”，并在《外交事務》上有力論證了“重返亞洲”戰略的失敗。美國正把原先部署在亞太的軍事資產調離——最顯著的例子，是隨著對伊戰爭持續升級，美國將“薩德”和“愛國者”導彈防御系統從韓國調走，并把駐日的5000名海軍陸戰隊員調往波斯灣——這本身就說明了一切。

自二戰后美國成為全球主導性強國以來，華盛頓在追求全球霸權的過程中，始終存在一種長期張力：一方面是既定戰略重點的推進，另一方面則是對突發事態牽引的應對。

冷戰后美國歷屆政府的實際外交政策，往往都顯得更像是一種應激反應，與其說是戰略，不如說是一場無休無止的“打地鼠”游戲。看看特朗普總統如今愈發深陷中東便可見一斑，盡管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宣稱：“中東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主導長期規劃和日常執行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表面上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存在與政策仍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延續性。無論是前總統拜登，還是特朗普，都強化了美日、美韓等關鍵同盟關系（盡管這些同盟在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下正面臨新的不確定性），同時擴大并重新部署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存在，以制衡中國。特朗普還延續了“AUKUS”防務工業合作倡議。

正如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所說的那樣，“以實力求和平”以及“沿‘第一島鏈’實施拒止威懾”的設想，再加上聯合軍演、作戰規劃和安全磋商的常態化節奏，原本都在按部就班地推進。

同樣，盡管特朗普關稅政策來勢洶洶，美國與亞洲的貿易和投資按絕對規模看仍然強勁：2025年雙邊貿易額超過1.5萬億美元，2024年雙向直接投資總額約為1.1萬億美元。隨著亞洲增長更快，美國在其中所占相對比重雖在下降，但這些數字依然極為可觀。

然而，整個過程卻顯得空洞無物。美國構建亞太格局的理念早已消亡，卻依然茍延殘喘，如同行尸走肉。為何如此？并非是聯盟和安全關系網絡即將瓦解。中國的現實威脅、強大的官僚慣性以及缺乏可替代美國安全保護傘的選項，共同維系著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存在，使其仍得以勉強運轉。未來或許會像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對破產的描述那樣：“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漸進的，另一種是突然的。”

隨著美國不斷收縮、反復無常，其盟友和伙伴開始尋求各種應對機制，漂移跡象也正日漸顯現。

日本或許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自二戰后結束占領以來，與華盛頓的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因此，當岡野正敬（Masataka Okano，曾任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歷數特朗普從關稅、委內瑞拉到格陵蘭的一系列舉動，寫下自己對美國親手拆解其所建立秩序的震驚，并呼吁東京“制定新的戰略”時，這種警訊就值得高度重視。

呼應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達沃斯的講話，岡野寫道，要適應特朗普塑造出的這個世界，“日本和其他國家必須超越美國，去應對共同關切的問題。”

他并不是個例。近來我與亞洲多位政府內外官員和專家交流時，他們對美國走向所表現出的幻滅感與焦慮，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盡管他們仍然接受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韓國著名戰略家、前國家安全顧問千英宇（Chun Yung-woo）就表示，他真正擔憂的，是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中沒有寫出的內容。文件中“沒有再次確認延伸威懾承諾”，而且國防戰略“給人的印象是，優先考慮第一島鏈……而不是像韓國和日本這樣的條約盟友的防務”。

這種區別——即使用“保護第一島鏈”而不是明確“保衛盟友”的表述——暴露出美國的亞洲政策本質上是從中國問題派生而來，并且始終是透過中國這一棱鏡來審視亞洲。特朗普邁向與中國實現“體面和平”的路徑，引發地區對“G2”成真的擔憂，而這恰恰是他自己也曾炫耀過的；但與此同時，美國若與中國走向對抗，又會激起更深的不安。

從美國盟友的行為方式中，也能看出一種正在抬頭的民族主義邏輯。以日本的軍力擴張、防務網絡構建以及地區角色上升為例：一方面，這滿足了美國要求盟友分擔負擔的訴求，從而強化了同盟；但另一方面，東京在獲取遠程打擊能力、對臺灣問題采取強硬立場、國內出現關于核武的議論，以及地區姿態日益強勢等方面，也顯露出一種獨立的民族主義成分。

韓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其戰略姿態日益獨立，悄然對沖風險，“戰略自主”的呼聲也在隱約升高。隨著美國要求韓國為自身防務承擔“主要責任”，首爾一方面加速提升軍力，國內對擁有核武器的支持度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又尋求通過核燃料后處理來建造核潛艇，并推動全球關系多元化。整個亞洲都可以看出一種同時對美國和中國進行“去風險化”的趨勢。

這并不是亞太再平衡策略已成“行尸走肉”的唯一征兆。回到華盛頓，“美國優先”式交易主義與掠奪性、脅迫性的經濟治國術十分鮮明，表現為對盟友和伙伴反復無常地調整關稅——即便是像澳大利亞、新加坡這樣美國對其享有貿易順差的國家也不例外——以及通過明顯失衡的貿易協議來凸顯它們的“附庸”地位。

在中等強國之間，對沖與平衡的行為則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卡尼在達沃斯發表的那場標志性講話正凸顯了這一點。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圍繞貿易展開，具體體現在區域性和小多邊貿易安排加速發展，以維護規則基礎上的貿易秩序，從而對沖特朗普那種反復無常且帶有掠奪性的做法。

在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兩項、且彼此有所重疊的貿易協定——15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都不包括美國，而這兩項機制在過去八年中持續演進。RCEP既涵蓋美國的盟友和伙伴，也涵蓋中國；而中國正是美國東亞盟友和伙伴的最大貿易伙伴，尤其不斷深化著與東盟的經濟和技術聯系。至于CPTPP，在美國退出之后由日本接手主導，如今也在持續擴容，英國已加入，印尼和其他數國也在申請入會。此外，近期還出現了歐盟—印度貿易協定，以及歐盟與CPTPP對接的磋商。類似動向不勝枚舉。

與此同時，亞洲內部的防務合作網絡也在不斷加密。其中有不少機制——如AUKUS，以及美日澳菲合作——仍包含美國，但越來越多獨立于美國之外的組合也在出現，例如日印、印越、加拿大—菲律賓—東盟，以及印尼—菲律賓—越南海上三角合作等，都顯示出這一趨勢正在增強。不過，與貿易機制相比，這些防務合作未來對亞太安全架構究竟會產生多大影響，仍有待觀察。

特朗普的政策，其實正是美國對這一地區政策“承諾”與“現實”之間長期落差的邏輯終點。美國對亞太的政策從來沒有真正達到其自我標榜的高度，部分原因在于美國全球利益牽制過多；但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活力以及亞洲作為全球經濟重心和軍事能力中心的崛起，超過了美國自身的適應能力。

許多人認為，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未能對中國“奪取”黃巖島作出回應是一個標志性時刻。此后，中國在其他南海島嶼上建設軍事設施，并采取一系列行動，美國大多未作有效回應。與此同時，奧巴馬也未能完成《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最終敲定。這項重大貿易協定曾被他稱為其“重返亞洲”戰略的核心支柱。正如他所言，TPP本將決定由誰來“書寫貿易規則”。然而，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和特朗普都反對TPP，此后局面便一路下滑。

美國迄今仍未能為其日益單一化、軍事化的亞太政策建立起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經濟支柱。當中國在亞洲的貿易和投資版圖迅速膨脹之際，美國卻退出了對全球貿易體系的主導，也放棄了自身作為一個多維度主導性行為體的角色，這是一項代價高昂的失誤。

如今，經濟與安全安排的內在結構正出現新的變化模式，美國與其盟友和伙伴之間的紐帶正在逐步松弛。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變化很可能仍將是漸進而緩慢的。但世界正處在一個“過渡期”，其不確定性超過二戰以來任何一個時期。許多事情——無論是臺海局勢、韓國和日本走向擁核、美國發生政府內部危機，還是全球金融崩盤——都可能讓其真正歸于沉寂。

無論特朗普是否在臺，推動當前地緣政治走勢的結構性趨勢大概率都會持續存在：中美競爭、經濟與技術民族主義，以及亞洲其他國家（更廣義上的中等強國亦然）試圖打造各種應對機制，以盡可能擴大對兩大強國的自主性。與此同時，亞太地區還將持續承受一種內在張力：一方面，該地區的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其中也包括與中國的整合；另一方面，各國又希望美國繼續扮演安全保障者的角色，盡管美國自身正不斷卸下責任、減少公共產品供給。

而正如美國從東亞抽調高端軍事資產去應對“第三次海灣戰爭”所顯示的那樣，又一位已經捉襟見肘、口頭上宣稱“亞洲優先”的美國總統，正被進一步拖入一個動蕩不安的中東。當槍聲停息時，這場戰爭留下的將是一個更不穩定的地區：伊朗和黎巴嫩兩個傷痕累累、元氣大傷的國家，一個仍未解決的由美國主導造成的加沙亂局，以及伊朗、海灣鄰國和以色列之間持續存在的緊張關系。很難想象，美國能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內、甚至此后不久，從這一地區真正抽身，而這勢必繼續消耗美國亞太政策所需的資源與戰略注意力。

而在這段過渡時期，美國式的自戀與特朗普個人的反復無常，仍在持續侵蝕外界對美國的信賴與信任；與此同時，一個正在被重新接線的世界，也將繼續推動這場緩慢展開的轉型。

*文章于2026年3月26日發布于《外交政策》雜志，原標題為“The Asia-Pacific Pivot Is a Zombie Policy”。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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